刘逢禄《春秋》学著述再考

作者：曾亦（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5年第5期

摘要：刘逢禄是清代今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春秋》学著述颇为丰富，但又存在诸多异说。本文详细考订了刘逢禄的《春秋》学著述，确认已刊行者有十二种，包括《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等；至于拟作而未刊刻的著述，本文在综合各家说法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重新考订，确认不过五种而已。此外还梳理了刘逢禄撰述《春秋》诸书的经历，辨析了已刊诸书的不同版本及其内容差异，并探讨了刘逢禄著述刊刻与论列的情况。刘逢禄《春秋》学著述成为考订上的难题，主要由书名前后的不同、已刊与拟作书名的不一致，以及不同刊刻本的差异所致。

关键词：《春秋》 公羊 刘逢禄

刘逢禄是清代今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其著述亦极是丰富。然而，关于其《春秋》学成果的撰述及刊刻情况，自其子刘承宽所撰《先府君行述》以后，素来颇有异说。

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今人吴仰湘《刘逢禄〈春秋〉学著述考》一文的考订，最为全面而精审。吴氏此文胪列刘承宽、李兆洛、戴望、平步青、孙海波、张广庆、申屠炉明、蔡长林八家之说，并将太清楼本、学海堂本、养一斋本和思误斋本相互比较，剔除其重复者，认为逢禄所撰《春秋》学著述已刊行者，实有十二种，即《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公羊申墨守》一卷、《公羊广墨守》一卷、《左氏申膏肓》一卷、《左氏广膏肓》一卷、《穀梁申废疾》一卷、《穀梁广废疾》一卷、《论语述何》二卷、《春秋论》二篇、《春秋公羊议礼》十四篇、《夏时等列说》一篇、《春秋赏罚格辞并答问》一篇。此外，若将已被魏源合于《公羊广墨守》的《读公羊通义条记》、已刊而未论及的《春秋考异》一并计入，则共有十四种。至于逢禄拟作而未见刊刻的《春秋》学著述，据其诸叙自述，则有《胡毋子都春秋条例》《春秋通义》《解诂笺释》《答难》《申何难郑》《春秋礼》《礼议决狱》《春秋比事》《中庸崇礼论》《汉纪述例》《纬略》，凡十一种。

笔者则折衷诸说，以为未见刊刻的《解诂笺释》即《解诂笺》，《后录》则改题为《公羊申墨守》;《申何难郑》即刊刻于《后录》的《左氏申膏肓》《左氏广膏肓》《穀梁申废疾》《穀梁广废疾》，凡四种；而《春秋礼》《礼议决狱》《春秋比事》三种，疑为一书；《胡毋子都春秋条例》即《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答难》即《公羊广墨守》所收十七条。据此，吴氏所言逢禄拟作未成或未刊之书，实不过《春秋通义》《礼议决狱》《中庸崇礼论》《汉纪述例》《纬略》五种而已。

一、撰述《春秋》诸书的经历

嘉庆元年（1796），刘逢禄撰成《穀梁废疾申何》二卷。其叙云：

余采择美善，作《春秋通义》及《解诂笺释》。因申何氏《废疾》之说，难郑君之所起。（1）

案，是叙作于嘉庆十五年，其中所言《解诂笺释》，即嘉庆十四年已成的《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而《春秋通义》虽终始未见，而此时犹有志焉。

嘉庆十年，逢禄服阕，应聘主兖州讲席。六月，作《东鲁讲舍三十初度杂述八首》，其一诗曰：“赋凌沧海堪糊瓿，书拟温城失贯珠。”其下自注云：“余少喜读《繁露》，既冠，纂辑《胡毋子都春秋条例》《春秋礼》《申何难郑》诸书，一辍于应试，再辍于遭故，尚未毕业。”（2）又，《闰六月三十重度时〈春秋释例〉成题四章示诸生》中一诗曰：“一月重寻翰墨缘，温城绝业得珠联。”其下自注云：“南宋《馆阁书目》谓‘蕃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时纂辑《春秋条例》方竟。”（《刘礼部集》卷十一）据此，逢禄既冠以后，遂纂辑《胡毋子都春秋条例》，其间因科考、父忧诸事，直至嘉庆十年六月，乃于东鲁讲舍撰成《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凡十卷三十篇。对此，张广庆以为，“先生盖以为何氏义例既远绍胡毋氏，则纂辑《春秋公羊解诂》义例，胡毋生之《条例》可得而见焉。惟书成之后，则题曰《何氏释例》”（3），则既冠拟作的《春秋条例》即此撰成的《何氏释例》。张氏以为，《春秋公羊何氏释例》一书，殆纂辑何休《解诂》义例而成，故又名《春秋条例》;又以《解诂》义例远绍胡毋氏，故《何氏释例》即《胡毋子都春秋条例》也。吴氏以《胡毋子都春秋条例》未见刊刻，疑非。

逢禄又有诗曰：“弱冠研精志不磨，每从家法辨沿讹。引鍼难起邱明疾，入室先操武库戈。要使日星辉覆盎，还将峡石挽颓波。经神绝业如相待，一瓣心香奉董何。”逢禄时以董、何“若合符节”，故其撰《何氏释例》，虽继“经神绝业”，实无异于“一瓣心香奉董何”。正因如此，《穀梁废疾申何》叙谓“微温城董君、齐胡毋生及任城何邵公三君子，同道相继”，盖胡、董、何三书体例虽异，毕竟“同道相继”也。（4）

《释例》叙亦撰于同年，其中有云：

为《释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滞，强其守卫，为《笺》一卷、《答难》一卷，又博征诸史刑礼之不中者，为《礼议决狱》一卷，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失，为《申何难郑》五卷，用冀持世之志，觕有折衷。（《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春秋公羊释例后录》，第4页）

逢禄于此始谓其拟作诸书，有《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公羊解诂笺》《答难》《礼议决狱》《申何难郑》，凡五种。其中，唯《释例》业已成书，《笺》即嘉庆十四年所成的《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而其余三种乃其拟作。道光四年，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序云“予自束发治《春秋》，所拟《议礼决狱》《答难》诸书，至今未能卒业”。今将两序相比较，则《申何难郑》似已撰成，然其书似未见刊行耳。（5）

关于《申何难郑》，《释例》叙谓“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失，为《申何难郑》五卷”，而刘承宽《先府君行述》谓“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得失，为《申何难郑》四卷”，二语几乎无异，盖《行述》本乎《释例》叙，唯卷数不同耳。孙海波认为，《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后证》一卷、《箴膏肓评》一卷，凡四卷，即《行述》所言《申何难郑》四卷也。（6）1923年，刘祺编纂《武进西营刘氏清芬录》第一辑，其于著录《春秋公羊释例后录》时云：“其《公羊申墨守》《广墨守》各一卷，原名《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即礼部总序《笺》一卷、《答难》二卷是也。其《申膏肓》《广膏肓》《申废疾》《广废疾》各一卷，即总序《申何难郑》四卷是也。”刘祺此说最为得实，符合逢禄自言的“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失”之意。且若据《后录》卷数，则四书各为一卷，正合《行述》所言“《申何难郑》四卷”;若据《清经解》所收录《箴膏肓评》《左氏春秋考证》《后证》各一卷，及《穀梁废疾申何》二卷，则合于逢禄自言“《申何难郑》五卷”之数。

至于终始未见的《答难》一书，《公羊广墨守》中载有魏源的附识，曰：“以上十七条，皆先生《答难》原稿，以下缺，今取先生读《公羊通义》条记补之。”诚若是说，则《答难》即《公羊广墨守》所录十七条，而《清经解》所收《发墨守评》仅有“郑国处于留”一条，亦存于《广墨守》。魏源又取逢禄读孔广森《公羊通义》条记补之，即今所见《广墨守》。又，嘉庆十七年所成《左氏春秋考证》卷二有云：“贾逵阿世，以谶论学，本不足辨，今于《公羊答难》及《春秋比事》详之。”（7）据此，逢禄撰《答难》之旨，实欲答贾逵举三十七条以难《公羊》事也。不过，诚若魏源所言，今所见《答难》中未有驳贾逵者。《释例》叙云：“又析其凝滞，强其守卫，为《笺》一卷、《答难》一卷。”张广庆据此，以为“《何氏解诂笺》乃析其凝滞之作，《答难》一卷乃强其守卫”（8）。此说亦未是。又案，李兆洛撰《礼部刘君传》，其中有“以微言大义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洞然，推极属辞比事之道，又成《笺说》《答难》《决狱》”，则似《答难》与《春秋决狱》同一性质，皆引经义以决事也。

至于《考证》所言《春秋比事》，疑即《东鲁》诗自注提到的《春秋礼》、《释例》叙与刘承宽《行述》提到的《礼议决狱》（9）、《尚书集解》序提到的《议礼决狱》。诸书或言《春秋礼》，或言《决狱》，而未有并提二书者，抑或一证欤?关于此书的性质，乃逢禄上承董仲舒《春秋决狱》与何休《汉议》之志，而欲引经义以决事也。逢禄议礼无二適、適孙为祖父母承重及张贞女等事，正其例也。承宽《行述》撰于逢禄已殁，既谓有《议礼决狱》四卷，当存其稿，其不见刊刻，未知何故?其后龚定庵撰《春秋决事比》六卷，则承逢禄之志耶?惜乎定庵之书亦不存，今唯余《答问》一篇耳。又考今《刘礼部集》所收《春秋公羊议礼》十四篇，唯存《春秋》之礼，而不涉狱事，抑或逢禄有所避忌，而删之邪?

二、刘逢禄著述的刊刻与论列

刘逢禄所撰诸书，生前与卒后俱有刊刻，计有太清楼本、学海堂本、养一斋本及思误斋本。1923年，刘祺编纂《武进西营刘氏清芬录》，则大致重刊养一斋本而已。

太清楼本初刊于嘉庆末，光绪丁酉（1897）重刊，所收录著述有《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春秋公羊经何氏解诂笺》一卷、《发墨守评》一卷、《左氏春秋考证》二卷，仅有四种。

道光九年，逢禄卒后，其子刘承宽撰《先府君行述》云：

至《春秋》则独抱遗经，自发神悟。主山东讲舍时为《释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滞，强其守卫，为《笺》一卷、《答难》二卷；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得失，为《申何难郑》四卷；又断诸史刑礼之不中者，为《礼议决狱》四卷；又推其意为《论语述何》《中庸崇礼论》《夏时经传笺》《汉纪述例》各一卷；其杂涉蔓衍者，尚有《纬略》一卷、《春秋赏罚格》二卷。凡为《春秋》之书，十有一种，宫保阮公、申耆李公各为梓行于广东、扬州。（《刘礼部集》卷11，第211页）

此说多本于逢禄本人的《释例》叙，不过卷数不尽相同，其余诸书又与道光十年魏源所编《刘礼部集》所收书目有异，而承宽又言之凿凿，谓《春秋》诸书十一种皆收入阮元学海堂本、李兆洛养一斋本，似已刊行。不过，《答难》《礼议决狱》《汉纪述例》《纬略》实未见刊本。故有学者认为，承宽“在亲丧之际仓促作《行述》，未及仔细清理刘氏遗稿”。（10）

同年，李兆洛撰《礼部刘君传》云：

君乃研精《公羊》，探源董生，发挥何氏，成《释例》三十篇；以微言大义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洞然，推极属辞比事之道，又成《笺说》《答难》《决狱》等，凡十一书。（11）

案，李兆洛先后两次刊刻逢禄之书。嘉庆十七年（1812），李氏刊刻《皇朝经解》，主要收录了逢禄《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十卷；道光八年（1828），又刊行《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与《后录》六卷。其中，《后录》包括《公羊申墨守》（由《解诂笺》改题）、《公羊广墨守》（由《发墨守评》改题，魏源又取逢禄读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条记补之）、《左氏申膏肓》（由《箴膏肓评》改题）、《左氏广膏肓》（由《左氏春秋考证》改题）、《穀梁申废疾》（由《穀梁废疾申何》卷一改题）、《穀梁广废疾》（由《穀梁废疾申何》卷二改题）。

又案，李氏《礼部刘君传》亦谓逢禄《春秋》著述有十一种，然其所刊刻仅七种，加上以微言大义褒贬时事的《笺说》《答难》《决狱》，犹不过十种；若将《左氏广膏肓》分为《考证》与《后证》两种，则有十一种。然《笺说》一书所指未明，且未见诸书叙及。不难发现，李氏所说十一种，显与刘承宽所言不同。

其后，戴望撰《故礼部仪制司主事刘先生行状》，除了承宽《行述》所列十一种外，又举《春秋论》《左氏春秋考证》《申左氏膏肓》三种，则逢禄《春秋》著述当有十四种。其后，《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七百名人传》皆据戴望《行状》为逢禄立传，即用此说。

民国十二年（1923），刘祺辑《西营刘氏清芬录·文稿内篇》，其中著录有“《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十卷、《释例后录》六卷”，并云：

是书为李氏兆洛校刊原本。《释例》三十篇，曰张三世、曰通三统、曰异内外、曰时日月、曰名、曰褒、曰讥、曰贬、曰诛绝、曰律意轻重、曰王鲁、曰建始、曰不书、曰讳、曰朝聘会盟、曰大国卒葬表、曰小国进黜表、曰秦楚吴进黜表、曰大夫卒、曰侵伐战围入灭取邑、曰地、曰郊禘、曰阙疑、曰主书、曰灾异，皆类次传注于前，而总释其义于后，盖仿杜预《左氏释例》也，厘为十卷。其《公羊申墨守》《广墨守》各一卷，原名《公羊解诂笺》，即礼部总序《笺》一卷、《答难》二卷是也。《广墨守》十七条以下原稿缺佚，魏氏源取礼部《公羊通义条记》补之。其《申膏肓》《广膏肓》《申废疾》《广废疾》各一卷，即总序《申何难郑》四卷是也。《广膏肓》原名《春秋左氏考证》。李氏共厘为六卷，总名曰《释例后编》。总序又有《议礼决狱》，未经刊入。

可见，刘氏所辑，即据李兆洛所校刊的养一斋本也。

三、已刊《春秋》诸书辨析

兹按逢禄撰写诸书时间，综述其生前已刊《春秋》诸书，且为辨析如下：

一、《穀梁废疾申何》

嘉庆元年（1796），逢禄年二十一，撰成《穀梁废疾申何》。此书乃逢禄第一部《春秋》类著述。是书《清经解》作两卷，而养一斋所刊《后录》分别作《穀梁申废疾》与《广废疾》，各一卷。上卷凡四十条，仅四条乃辑得郑玄《起废疾》语，附于卷末；其余三十六条，或录经文，或录《穀梁》传文，其下皆附何休《穀梁废疾》与郑玄所释，更下则有逢禄之辞，以明“申何”之意。下卷凡一百五十一条，皆节引《穀梁》传文，皆《废疾》所不具，自为摘出而申之，间及范甯注，后则为逢禄之申辞，而以“申何”为旨。周中孚谓是书“仍以《公羊》家言作禽墨之守御耳”（12），而杨钟羲则曰：“申受护持任城，作禽息之守御，排斥《左》《穀》，大放厥词，自谓非敢党同，不可信矣。”（13）

嘉庆十五年，逢禄又为是书作叙，其中谓“余采择美善，作《春秋通义》及《解诂笺释》。因申何氏《废疾》之说，难郑君之所起，覃思五日，缀成二卷”。（14）逢禄此叙表明了其对《公羊》与《穀梁》的总体看法，即以《穀梁废疾申何》之旨在“申何氏《废疾》之说，难郑君之所起”，而《春秋通义》及《解诂笺释》则采择《穀梁》之“美善”，目的则在“为公羊氏拾遗补阙”。（15）不过，叙中所说的“采择美善”，只是代表了嘉庆十四年所撰《解诂笺》的立场，而逢禄在嘉庆初撰《穀梁废疾申何》时，犹纯然取“墨守”《公羊》的态度。

二、《春秋公羊经何氏解诂释例》

嘉庆十年，逢禄撰成《春秋公羊经何氏解诂释例》。据其自言，既冠以后，始拟作《胡毋子都春秋条例》《春秋礼》《申何难郑》诸书，然因诸事延宕，历十年乃撰成《何氏释例》。是书之体例，远则绍述胡毋生《春秋条例》，近则效仿外祖庄方耕《春秋正辞》，而为属辞比事之学。（16）其叙自谓是书“专明墨守之学”，则以“申何”为旨。然周中孚颇轻此书，以为“不过数月可毕事”，“可笑其不自量”（《郑堂读书记》，第197页）。

三、《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

嘉庆十四年，逢禄撰成《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是书题曰“笺”者，盖用郑玄笺《毛诗》之意，即其旨以宗何为主，然《解诂》义有隐略者，则表明之；义若有失，或有不同，则下以己意。其所笺释者，皆摘录传文、《解诂》，凡九十二条，以申《解诂》之意。周中孚评此书曰：“折衷众家，以归于是，或详或略，皆极精密，于何氏绳墨少所出入，犹著《释例》之用意也。”（《郑堂读书记》，第197页）

不过，《解诂笺》之旨，已不同于逢禄撰《穀梁废疾申何》时的“申何”立场，亦不同于《何氏释例》的“墨守”，盖欲采择《穀梁》之“美善”，而意在“为公羊氏拾遗补阙”也。

四、《左氏春秋考证》《后证》与《箴膏肓评》

嘉庆十七年十一月，逢禄撰成《左氏春秋考证》一卷、《后证》一卷、《箴膏肓评》一卷。此三书俱收入《清经解》，而共一叙，即养一斋本《左氏申膏肓》叙也。《刘礼部集》亦收《申左氏膏肓序》，文字相同。然养一斋本《左氏广膏肓》又收入《左氏春秋考证》原叙。两叙撰写时间相同，而文字虽异，然其大旨皆同。（17）《申膏肓》叙谓《左氏》经刘歆附会，“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其意在成立《左氏》为《春秋》之传，故逢禄自谓“欲以《春秋》还之《春秋》，《左氏》还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绝句之依附经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至于《广膏肓》原叙则谓《左氏》本不传《春秋》，而刘歆始改称《春秋左氏传》，又谓刘歆增设“君子曰”“书曰”之辞，适足为左丘明之罪人。可见，两叙之说，可相互补充。

广州太清楼本刊刻于嘉庆末年，收入《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学海堂本刊刻于道光初年，收入《左氏春秋考证》二卷、《箴膏肓评》一卷。养一斋本于道光八年二刻，收入《箴膏肓评》的改定本《左氏申膏肓》《左氏春秋考证》的改定本《左氏广膏肓》以及《左氏春秋后证》。

三书虽以“申何”为主，然谓“何君于《左氏》未能深著其原”，盖以刘歆于丘明书外伪窜书法凡例等，而何休未有所见。逢禄此说可谓发千古所未发，则三书已不止于“难郑”，而欲直探古文经之巢穴也。其中，《考证》凡一百十九条，盖摘录传文以证其非《左氏》旧文，乃刘歆所比附；《后证》凡二十四条，摘引《史记》、两《汉书》、《说文》、孔疏、刘向《别录》诸书，证《左氏》不传《春秋》，总属刘歆所改窜。《箴膏肓评》一卷，凡三十条，以传文为纲，又以何休《膏肓》、郑玄《箴膏肓》附之，而各为之评，或评其伪，或评其诬，或评其非典礼，要在申何难郑而已。周中孚讥三书“效万充宗、方灵皋之辨《周礼》，不过为护持《公羊》家言计耳”（《郑堂读书记》，第198页）。

五、《论语述何》

嘉庆十七年冬至日，逢禄撰《论语述何》二卷。案，《刘礼部集》与《清经解》本俱收录《论语述何》，然形式与内容皆不尽相同。盖《刘礼部集》引《论语》章句，皆以“何谓也”的诘问形式，后申其义；而《经解》本但引章句，后发明微言，略去“何谓也”一类问句语。就内容而言，《经解》本上章有九十一条，下章四十七条，凡一三八条；《刘礼部集》本上篇四十条，下篇二十七条，共六十七条。《刘礼部集》本中有合《经解》本数条为一条者，然《经解》本拾遗补阙者亦多，故张广庆以为，“《刘礼部集》所存之《述何》上下篇，盖为先生初稿，《经》本所收则先生增衍润包在而成书耶?”（18）周中孚谓此书“究不免穿凿附会，惟离却《公羊》之旨，自为立说，稍可节取耳”（《郑堂读书记》，第235）。

六、《发墨守评》

此书所撰时间不详。（19）案，郑玄《发墨守》全书久佚，唯《周官·大司徒》疏、《礼记·明堂位》《礼器》《乐记》疏所引，及《初学记》引《春秋释疴》，止存五条。《发墨守评》一卷，仅刊有太清楼本、学海堂本，而逢禄所评止“郑国处于留”一条。

至李兆洛所刊刻养一斋本，则作《公羊广墨守》一卷，收入《答难》十七条，而《发墨守评》“郑国处于留”一条亦在其中，又取逢禄读孔广森《公羊通义》条记补之。周中孚则谓此条“多牵引《左氏》，其于董氏、胡毋生之书，研之未深，概可想见”（《郑堂读书记》，第197页）。

四、结语

刘逢禄《春秋》类著述的考订，所以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大概出于如下数种原因：其一，逢禄自言其拟作计划时，书名前后颇有不同。其二，已刊诸书又与拟作书名不一致。其三，不同刊刻本所收书不同，且常因改题而有异焉。

综上所述，逢禄已刊刻的《春秋》类著述，先后有太清楼本、学海堂本、养一斋本、思误斋本。其中，太清楼本前后两次刊刻，收录有《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春秋公羊经何氏解诂笺》一卷、《发墨守评》一卷、《左氏春秋考证》二卷，仅有四种。至于学海堂，本以太清楼本为母本，初刊于道光初，咸丰间补刊，除上四种外，又增刻《穀梁废疾申何》二卷、《箴膏肓评》一卷、《论语述何》二卷，共计有七种。养一斋本则由李兆洛于嘉庆十七年（1812）初刻，道光八年（1828）再刻，收录有《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与《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六卷，其中，《后录》乃学海堂本《解诂笺》《发墨守评》《箴膏肓评》《左氏春秋考证》《穀梁废疾申何》的改定本，分别改题为《公羊申墨守》《公羊广墨守》《左氏申膏肓》《左氏广膏肓》《穀梁申废疾》《穀梁广废疾》，共计七种。又有思误斋本，实即魏源论定的《刘礼部集》，收录了养一斋本未曾刊刻的部分《春秋》类著述，计有《论语述何》《春秋论》《春秋公羊议礼》《夏时等列说》《春秋赏罚格题辞并答问》，以及已刊刻的《春秋公羊释例》、《解诂笺》序、《申穀梁废疾》序、《申左氏膏肓》，凡九种。

注释
（1）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春秋公羊释例后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26页。
（2）刘逢禄：《刘礼部集》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十年思误斋本，第205页。
（3）张广庆：《武进刘逢禄年谱》，台北：学生书局，1997年，第53页。
（4）吴仰湘认为，逢禄后期强调董、何，而对胡毋生的评价不高，并举《释例》叙与《解诂笺》叙为证。不过，此说似嫌牵强。案，逢禄《释例》叙言其欲“寻胡、董之绪”，《解诂笺》叙谓郑玄“于董生、胡毋生之书，研之未深，概可想见”，而《穀梁废疾申何》叙撰于嘉庆十五年，则逢禄所撰以上三叙，前后不过五年时间，大致代表了这一时间对董、胡、何的基本态度，并无高下轩轾之别，如何能说“这里已经不提胡毋生，仅论董、何”?（参见吴仰湘：《刘逢禄〈春秋〉学著述考》，《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至于《释例》叙谓“胡毋生虽著《条例》，而弟子遂者绝少，故其名不及董生，而其书之显亦不及《繁露》”，此说亦未有贬胡毋生之意，实惜之也。何休“依胡毋生《条例》”而作《解诂》，至于逢禄撰《释例》，则通过纂辑何氏义例而自继胡毋生之绝学也。吴氏所论，殆欲驳张广庆视《春秋条例》与《何氏释例》为一书之说耳。
（5）吴仰湘注意到逢禄在不同时间提到其著述计划的差别，以为《申何难郑》即《后录》所收《膏肓》《废疾》四书。对此，吴氏解释道，四书完成后，较逢禄撰《释例》时墨守何休的立场，已有了重大突破，“难以纳入‘申何难郑’的旧框架之下”，故“主动弃置不用《申何难郑》之名”，从而“彻底改变了嘉庆十年的计划”。此说颇具识见，今从之。参见吴仰湘：《刘逢禄〈春秋〉学著述考》，《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6）孙海波：《书刘礼部遗书后》，《中和月刊》第三卷第八期，1942年，第6-10页。然《左氏春秋考证》《后证》共为二卷，吴仰湘驳之是也。
（7）案，道光初所刻学海堂本有“今于《公羊答难》及《春秋比事》详之”一语，至道光八年李兆洛所刻《后录》所收《左氏春秋后证》则无此语，盖此时《答难》已并入《广墨守》，其中虽涉及祭仲、叔术、纪季事，似与贾逵之难无关，而《春秋比事》迄未成，故删削此语。
（8）张广庆：《武进刘逢禄年谱》，第62页。又，平步青《武进刘礼部著述》中云：“礼部《春秋》之学，初为《箴膏肓评》一卷、《发墨守评》一卷，后改名《春秋答难》，凡二卷。”（《平步青：《霞外攟屑》卷六，《续修四库全书》影印1917年香雪崦丛书本）平氏盖以《答难》即已刊的《箴膏肓评》与《发墨守评》，且以为逢禄答郑玄之难何，此说与《考证》所言不合，亦与魏源的附识有异。
（9）关于《议礼决狱》，《释例》叙作一卷，而《行述》则作四卷。案，此书性质乃经师据经义以论狱事，犹孔子假鲁史以寓王法，所取史事当先寡而后多，实属自然，故逢禄初拟作一卷，其后历二十余年，终备四卷之数也。
（10）吴仰湘：《刘逢禄〈春秋〉学著述考》，《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1）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十六，《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二十三年本。
（12）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13）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穀梁废疾申何》，中华书局，1993年，第732页。
（14）魏源所编《刘礼部集》亦载此叙，作《申穀梁废疾序》，文字完全相同。
（15）吴仰湘认为，逢禄此时正在撰写《春秋通义》与《解诂笺释》二书，而《穀梁废疾申何》二卷不过是“先期问世的副产品”。《解诂笺释》即嘉庆十四年完成的《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而早在嘉庆元年，《解诂笺》的前半部分已有成稿，前后历时之长，足见逢禄对此书用功之深。参见吴仰湘：《刘逢禄〈春秋〉学著述考》，《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不过，详吴氏之说，似乎认为《穀梁废疾申何》叙撰于嘉庆初，遂有此种结论也。
（16）李兆洛《礼部刘君传》云：“礼侍公兼通五经，各有论述，著《春秋正辞》，涵濡圣真，执权至道，取资三传，通会群儒。君乃研精《公羊》，探源董生，发挥何氏，成《释例》三十篇。”（《养一斋文集》卷十四）据此，李氏似以逢禄《释例》本于庄氏《正辞》也。
（17）案，《清经解》收录《箴膏肓评》、《左氏春秋考证》及《后证》，共一叙文，而《刘礼部集》卷三则有《申左氏膏肓序》，与《清经解》本同。养一斋本则收录《左氏申膏肓》《左氏广膏肓》，盖《清经解》之改定本，而于《申膏肓》前冠以《清经解》本之共叙，而于《广膏肓》前另冠有原叙，时间俱在嘉庆十七年十一月。两叙内容不同，疑《考证》与《后证》本有叙，至《清经解》刊行，乃别作一叙以冠于三书前，故至养一斋本刊行，而以《申》《广》别系有叙文也。吴仰湘认为，三书所共之叙，实为《箴膏肓评》序，又谓《箴膏肓评》主旨在于“申何休、难郑玄，即申明何休《左氏膏肓》之说，对郑箴作反讼”，而《左氏春秋考证》则“全力论证刘歆对《左氏》的附益窜乱，弥补‘何君于《左氏》未能深着其原’的缺憾”，可见两书主旨不同。吴仰湘：《刘逢禄〈春秋〉学著述考》，《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8）张广庆：《武进刘逢禄年谱》，第74页。
（19）张广庆将《发墨守评》系于嘉庆十四年己巳，又谓《解诂笺》叙实括《解诂笺》和《发墨守评》二书之旨趣（张广庆：《武进刘逢禄年谱》，第6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