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涛 著《政治儒学的奠基：出土文献与荀子哲学》出版暨序言

书名：《政治儒学的奠基：出土文献与荀子哲学》

作者：梁涛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梁涛，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吴玉章讲席教授、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孟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荀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秘书长。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儒家哲学、出土文献等。已出版《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新四书与新儒学》《儒家道统说新探》等，其中《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获多项人文社科奖。

【内容简介】

本书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利用二重证据法对荀子思想做出深入探讨和解读，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认为荀子主张性恶、心善论，而不是传统所理解的性恶论；指出荀子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应对其做出历时性考察，避免以往学者将其看作是平面、静止的不足；荀子的天既是经验天，也是本体天，荀子通过天论建构起政治形上学，为礼义法度确立了形上的根据；荀子突出礼义的同时，也重视仁义，但不同于孟子心性化的仁学，而是政治化的仁学，是“处仁以义”，是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仁；在礼义制度上，荀子设计了一种“寓郡县之意于封建之中”的混合体制，兼取周制与秦制，融合礼治与法治，以礼规范、引导政治的运作，对之后汉帝国政治秩序的重建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本书挖掘了“孔荀之间”的儒学发展，指出以往学界仅仅关注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思想谱系是不全面的，还需研究孔子—子夏—子弓—荀子的思想发展，如此方可对先秦儒学有整全的了解，建构起完整的儒学思想谱系。另外，本书还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做出回应，如认为儒家哲学并非传统认为的内在超越，而是双向超越；儒家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民本范式转向“民主”范式；应借鉴西方古典学的研究方法，完成从系统-统一论（systematic-unitary）范式到历史-发生论（historical-genetic）范式的转变。本书是作者继《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在观点创新及研究水平上，均超过前者。

【目录】

导言

第一编

第一章| 孔荀之间——以清华简 《命训》 与 《逸周书》 “三训” 为中

第二章| 清华简 《保训》 与儒家道统说再检讨——兼论荀子在道统中的地位问题

第三章| 外在超越与圣王政治——郭店竹简 《成之闻之》 与荀子的圣人

第四章| 清华简 《厚父》 与中国古代 “民主” 说——兼论 古 代 政 治 哲 学 从 民 本 范 式 向 “ 民 主 ” 范 式 的 转变

第二编

第五章| “天生人成” 与政治形上学——荀子天论发微

第六章| 仁学的政治化与政治化的仁学——荀子仁义思想新释

第七章| 圣人制礼与融合礼法——荀子礼法思想新探

第八章| 天下国家视域下的王道、 霸道与强道——荀子王霸之辨新论

第九章| 先王、 后王与 “崇周” “复古” ——荀子历史观新论

第三编

第十章| 荀子人性论辨正——论 《荀子· 性恶》 篇的性恶心善说

第十一章| 《荀子· 性恶》 篇 “伪” 的多重含义及特殊表达——兼论荀子 “人性平等说” 与 “圣凡差异说” 的矛盾

第十二章| 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基于 “居赵” “游齐” “兰陵令” 三个时期的

考察

第十三章| 荀子对 “孟子” 性善论的批判——兼论 “涂之人可以为禹” 与 “人皆可以为尧舜” 的差异

附 录

附录一| 清华简 《命训》 “大命” “小命” 释疑——兼论 《逸周书》 “三训” 的成书及学派归属

附录二| 再论性恶心善说——荀子人性论的再思考

附录三| 荀子的心论、 道论与人之善恶——再论荀子的心善说

本书作者发表的与本书相关的论文

参考文献

【序言】

《政治儒学的奠基》序一

文｜陈来

梁涛教授的新著出版,向我索序,我乐意为之。说起来我的学术研究还是从荀子起步的。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的第一天,我到张岱年先生家请教读书法,张先生说:“先看《荀子》”。为什么呢?因为《荀子》在难易之间,一开始太难的不容易看,太简单的,比如看《论语》,达不到训练的目的。要培养、训练自己,最好从《荀子》入手。那时候《荀子新注》还没有出版,我就去琉璃厂,花十块钱买了王先谦的《荀子集解》,线装书,已经没有函套了。买回来后,按照张先生的建议,拿红蓝铅笔一边圈点一边看,同时参看郝懿行的《荀子补注》。第一学期除了上课,我就看《荀子》,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我当时没有明确的研究目的,只是一个读书的训练。我的《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一书里面有几篇关于荀子的文章,那是2006年我在哈佛大学访问时写的。当时国内有好几位搞中国哲学的学者,陈静、梁涛、干春松等都在哈佛大学,杜维明先生就跟我商量:“这么多搞中国哲学的学者,机会难得,是不是大家凑在一起读读书?不要散了。”于是,我们就在杜先生家搞了一个seminar。我们上半年读《五行》,下半年读《中庸》。读《中庸》是因为杜先生一直很关心《中庸》,读《五行》则是因为有了新出土的文本。我当时去得早,5月就去了,梁涛他们可能是7月才去的。当时学校放假,没有什么人,我就到图书馆借了一堆书,写了四篇有关《五行》的论文。等到开学后开始读书了,我就接着写了几篇有关荀子的论文。所以我在哈佛大学那一年写的几篇论文都是与先秦有关的。回国后,我关于荀子的文章没有发表在正式刊物上。当时邓正来正在创办《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急着向我约稿,我就把这几篇文章给了他,也在复旦大学做了演讲,后来文章在该刊物上刊出。《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在“中国知网”上查不到,也不属于CSSCI来源期刊,所以我写的这几篇文章很多人都没看到。其实这几篇文章在2008年就发表了。后来我出新书时就把它们收入其中了。

荀子研究,比较起来,我觉得近些年来在海外是一个重点。大家知道,海外新儒学重视的是孟学传统,比如杜维明先生对孟子情有独钟,但在美国其实属于少数,呼应杜先生的人并不多。相反,研究荀学或接近这一系统的声音比较大。比如说,比较早的时候,有一位分析哲学家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一般研究中国哲学的美国学者都不算有名的哲学家,但芬格莱特是一位有名的哲学家,他出版了一本书《孔子——即凡而圣》(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这本书主要是讲孔子,但书的封面上印了一个大大的“礼”字。他强调应该用礼去理解孔子,虽然我们一般不接受他的看法,但这反映了他对孔子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在美国学界影响很大,所以芬格莱特引发了美国汉学家和哲学家关注礼学的倾向。我们知道,礼学是荀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芬格莱特的书在美国产生了一定影响,美国人对礼也越来越关心。而国内研究孔子,包括先秦儒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强调、重视仁的,这与美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

大家知道,美国东部有“波士顿儒家”,但所谓“波士顿儒家”是以查尔斯河为界:河北哈佛大学以杜维明先生为代表,重视的是孟子;河南波士顿大学以南乐山(Robert Ne-ville)、白诗朗(John Berthrong)为代表,他们都在波大神学院任教,是基督教的传统,比较重视礼,重视荀子研究,与杜维明先生不太一样。在美国西部,倪德卫(David Nivison)先生是一个代表,他早年关注、研究荀子,他的学生万白安(Bryanvan Norden)帮他编了一部书——《儒家之道》(The Ways of Confucianism)。这本书已被翻译过来,里面有他关于荀子的研究。万白安也专门研究荀子,发表了大量作品。总体来看,美国的汉学界、思想界还是比较重视荀子研究的。故若放眼世界来看,荀子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海外汉学也是非常重视荀子研究的。

我们海峡两岸,孟学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从历史上看,由于《孟子》一书入经,孟子进入道统,他的地位和影响自然远超荀子。从现实来看,港台新儒家自1949年以后一直有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是从孟子的系统讲的,对孟子是比较重视的。相比较而言,荀子在内地(大陆)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1949年以后荀子是受到重视甚至推崇的,但主要是在唯物唯心、儒法斗争框架下讲的。改革开放后,荀子研究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有了一些新的讲法,像周炽成强调荀子是性朴论,挑战过去的说法。另外,2007年在山东临沂召开了“荀子思想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由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这些年梁涛在邯郸先后举办了多届国际荀子学术研讨会,把国内、国外研究荀子的重要学者都邀请到了,势头很不错,荀学俨然已经成为当代显学之一。

最近几年,台湾的荀子研究也开始升温。牟宗三先生去世后,儒学研究出现多元化的发展。虽然新儒家还是主流,但孟子之外荀子也受到重视。在这个方面,台湾政治大学的刘又铭教授算是一个代表,他不仅从事荀子研究,还提出要发展荀学,搞出一套新荀学。此外,台湾中兴大学的王庆光教授长期研究荀子,出版了《荀子与齐道家的对比》一书,是讲荀子与黄老关系的。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佐藤将之教授在荀子研究方面做了很多文献工作。台湾荀子研究的气象可以说元气在回升,总体情况是不错的。其实,新儒家也是重视荀子的,只是评价不够高。牟宗三先生在1953年出版《荀子大略》,对荀子定了一个调:大本不立,本原不足。以后牟宗三的弟子如蔡仁厚等,基本都是在这个思路下研究荀子的。现在刘又铭、佐藤将之起来,就是要扭转这一研究范式。我认为这个趋势值得肯定,代表了台湾荀子研究的新方向。

梁涛提出,我们现在面临内地(大陆)新儒学的建构,荀子或荀学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我认为这之间的确存在着呼应关系。荀子“隆礼义而杀《诗》《书》”,虽然也重视《诗经》《尚书》,但更关注的是礼义秩序,是制度建构,是一种政治儒学。《荀子》一书中有关于儒的讨论,有俗儒、雅儒、小儒、大儒等各种说法,荀子本人最推崇的是能够治国安邦、平定天下的大儒。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内地(大陆)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的区别在于,前者不走心性儒学的路子,而强调政治儒学的意义。这个路子大的方向当然是从《公羊》学来的,但也应该注意与荀子思想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荀学,更多从这一角度发现荀学的当代价值,似乎也与当前注重政治儒学的诠释取向有所呼应。

另外,我们这里关注政治哲学已经有十几年了,政治哲学从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热了,这两年反而有些降温。受此影响,我也开始留意政治哲学研究。我在哈佛大学写的几篇有关荀子的论文中,有一篇就是讲荀子的政治哲学。当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影响很大,国内在积极引进他的著作。我写那篇文章,就是想借鉴斯特劳斯研究霍布斯的方法来研究荀子的政治哲学,因为以前有学者提过荀子和霍布斯的类似之处。我觉得这些方面的工作还可以加强,即如何从西方古今政治哲学,包括从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到20世纪的政治哲学里面,找到能够对照、借鉴、理解、诠释荀子的一些理论资源。我只是做了一点,但是我刚才说,这篇文章好多人没有看到,没有起到带动作用。其实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去进一步研究荀子,特别是了解欧洲早期、现代和美国20世纪政治哲学的发展,我觉得对荀子研究应该能有新的促进。一方面要加强传统的研究,包括思想、文献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要发展新的研究,结合欧美思想史与现代思想史的一些资源,把荀子研究再提高一步。

这种比较研究也不限于政治哲学,还可利用其他理论资源,比如说社群主义,美国汉学对礼学的关注就与社群主义的兴起有关。社群主义于20世纪90年代初就在美国开始兴起,美国学者重视礼的一个背景也与社群主义的兴起有关。为什么强调礼?强调礼必然接近社群主义的立场,因为礼就是社群的规范体系。这个思潮在美国当代政治思潮和哲学里面,可以算是三分天下居其一吧。但是国内好像利用社群主义来从事儒学研究的还不多,这是可以加强的。

司马迁说荀子是赵人,就是今天的河北一带。我觉得河北的儒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战国有荀子,汉代有董仲舒,两位儒学大家都出自河北。可以将荀子和董仲舒也做一个综合的比较研究,而不一定仅将荀子与孔子、孟子相比较。因为这两个人生活的年代是比较接近的,他们的思想之间有承继关系,当然也有巨大变化。但是,为什么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出现这样两位大思想家,出现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这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也是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河北应该当仁不让。这是从先秦到汉代,若要讲到唐代,人物就更多了,韩愈祖籍河北昌黎,孔颖达是河北衡水人,河北的儒学研究大有可为。

梁涛近些年提出“新四书”的说法,并关注儒家道统研究,希望将《荀子》一书由子入经,从而重新肯定、评价荀子的思想地位。现在他的新书出版,值得祝贺。其实,朱熹编“四书”时,本来叫“四子”,比如朱熹写的《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一文,当时题的是“四子”。“四子”或者“四书”之称,不是一开始就被列为经的。但是,由于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通过“四书”建构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儒学思想做出了创造性的发展,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使“四书”在实际的传承过程中逐渐超越“五经”,取得与经相当甚至更高的地位。到清代编《四库全书》时,才将“四书”归入经类。所以,我觉得“新四书”的提法比较好,容易立得住。朱熹最初也未将四书视为经,仅称之为“书”,四书是在实际传承中地位提高之后,才被后人尊奉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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