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余英时先生关于“士”传统最后“断裂”一去不复返之论断

作者：蒋 庆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首发

时间：西元2026年6月18日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言中谓：“‘士’的传统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风貌，而不是静止不变的，我特别举例说明了这一传统的断裂状态。相对于‘士’的传统而言，所谓‘断裂’都是指‘传统’内部的‘断裂’，因此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事实上，每经过一次‘断裂’，‘士’的传统也随之推陈出新一次，进入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而连续性则贯穿在它的不断的内部‘断裂’之中。‘士’的传统既是一活物，在一个接一个的内部‘断裂’中更新自身。那么，‘士’最后为什么走向解体，从历史上隐没了呢？过去两千多年中国之所以存在着一个源远流长的‘士’的传统，正是因为‘士’的种种思想与活动，并没有越出‘传统’的大范围，而现在这一传统之所以终于走出历史，则是原有的传统架构已不足以统摄‘士’的新‘断裂’活动了。最迟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当然包括余先生）已逐渐取得一个共识：‘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即‘intellectual’，通译为‘知识分子’。知识人代‘士’而起宣告了‘士’的传统的结束。大致上说，我以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废止是一个最有象征意义的年份。‘士志于道’，这是孔子最早为‘士’所立下的规定。用现代的话说，‘道’相当于一套价值系统。但这套价值系统是必须通过社会实践以求其实现的；唯有如此，‘天下无道’才有可能变为‘天下有道’。所以‘士’在中国史初出现的时候便有了参与‘治天下’的要求。先秦以来‘士’的参政要求，由于种种因缘，竟在汉代实现了。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独尊儒术’的提议之后，不但郡县举孝廉改以‘士’为对象，太学中博士弟子更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从此汉代郎、吏由‘士’出身便制度化了。博士弟子“甲科”为郎已是考试的结果，东汉顺帝阳嘉元年不但规定孝廉限于“诸生”和“文吏”两项，而且还要加以考试，这便是科举制度的滥觞。所以从社会结构与功能方面看，从汉到清两千年间，‘士’在文化与政治方面所占据的中心位置是和科举制度分不开的。通过科举考试，“士”直接进入了权力世界的大门，他们的仕宦前程已取得了制度的保障。这是现代学校的毕业生所望尘莫及的。着眼于此，我们才能抓住传统的‘士’与现代知识人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的区别。这是‘士’的传统的最后一次‘断裂’，但这次‘断裂’超过了传统架构所能承受的限度，‘士’终于变成了现代知识人。” （余先生前言现代“知识人代‘士’而起宣告了‘士’的传统的结束”，即宣告了“‘士’的传统的最后一次‘断裂’”，故“‘士’已一去不复返”了。）

按：上述余先生所言，为汉以后中国“士”之历史演变轨迹，然有三点未妥：

一、余先生谓“士”之产生须赖汉之选官制度及后起之科举制度，以形成保障“士”能获取政治权力，故中国传统之“士”产生于汉而消亡于清，因汉以后有制度保障“士”能获取政治权力，清以后无制度保障“士”能获取政治权力。然考诸中国“士”之历史，春秋时孔门之“士”则不赖选官科举制度保障获取政治权力而为“士”，如颜回、闵损、原宪等皆非因出仕做官而为“士”，而出仕做官者如子路、子贡、冉有等亦非因有制度保障获取政治权力而为“士”，故“士”非如余先生所言必赖制度保障获取政治权力始能为“士”也。

二、中国“士”传统创于孔子，非始于汉。孔子前“士”乃一爵位，在“大夫”后，为世袭官职。春秋时孔子改造“士”为一“君子人格”，“士”遂脱离官爵权力而为一人格理想。故孔子所谓“士”，志道依仁游艺而实现仁智勇三达德之君子也，而官爵权力不与焉。汉以后“士”赖制度保障获取政治权力，仅“士”之特征，非“士”之本质，“士”之本质乃志道谋道弘道行道。余先生以“士”之特征代“士”之本质，不强调孔子对“士”之改造，妥乎？

三、诚然，晚清废科举后中国不再有“士”，然余先生不能因此随世人断言现代知识人代“士”而起后“士”已一去不复返，即“士”传统在中国历史中最后“断裂”而结束。依儒家，历史处于“未济”之变易中，世界无不变之永固性，故历史与世界面向未来无限开放，存在各种变化之可能。今日所无之事，不能推断未来必无，故现代知识人代“士”而起，不能论断“士”传统已一去不复返而走向终结。若未来一旦儒学又再次上升为国家“王官学”，焉知不能再建新科举制，造就有制度保障获取政治权力之“士”乎？即焉知未来中国不能弥合“士”传统之“断裂”而接续“士”传统之慧命乎？

余先生是现代西化之史学家，有此论断，固其宜，因此类史学家只客观分析历史不追求未来理想。余先生又是“现代性”之崇拜者，有此论断，不足奇，因作为“现代性”崇拜者之余先生本身即是韦伯所言“专家无灵魂”而无价值关怀之学术专家。然所可怪者，若余先生能恪守史学专家本分不预言中国“士”传统一去不复返而在中国历史中最后“断裂”结束，则吾无间然，余先生确实为一名副其实之史学专家。奈何余先生却超越史学专家本分预言中国“士”传统一去不复返而在中国历史中最后“断裂”结束，吾甚不可思议者也！

是故，儒家信奉者或儒家学者则与余先生异，因其坚信历史必向中国未来之“士”开放，故再现一代《诗》《书》《礼》《乐》所造之“士”，诚可期也！而当今中国，已有青年人之儒士群体如儒士社与培养儒士之民间书院如春耕园书院、崇儒书院兴起，焉知未来不能蒸为习尚，极乎千万人莫能御，驯致中国“士”传统之再次复兴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