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以昆仑命名于阗南山，见《史记·大宛列传》：“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最后这个“云”字有点意味深长。它既可以理解为司马迁对武帝据河源之说而冠以昆仑之名有所保留，也可以理解为其对武帝求仙草草收场语带讥讽，甚至，从这个“云”字里还可以隐约看出汉武帝自己情绪的某种失落。

事件作为行为远比概念意涵丰富，有着更丰富的阐释空间。武帝所按之“古图书”究竟是《禹本纪》还是《山海经》或者别的什么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方面是，这一命名给昆仑这一概念带来了什么改变？作为西域远方之自然存在的于阗南山在获得昆仑之名后它的变化又是什么？这一切对于我们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叙事又怎样的意义？

显然，这才是这一事件更为重要的方面。

先有昆仑之名，后有昆仑之山；先有作为宗教-神话存在的昆仑之山，后有作为自然存在的昆仑山于阗南山。所以，讨论先要从昆仑这个词或这个概念开始。

《中文大辞典》昆仑条：物之区别不明也。一作浑沦。《太玄经·中》：“初一，昆仑磅礴幽，注：昆，浑也；仑，沦也。” 《经典释文》：“混，本又作昆。沦，本又作仑。” 王力曾考证昆、混、浑三字读音相近，意义相关，属同源字。（见《同源字典》）

而混沦，在晋人范望对“昆仑磅礴”的注释中的完整表述是：“昆，浑也，仑，沦也；天之象也。”昆仑（混沦）被视为“天之象”，是与记录在《周易》中，为儒道诸家所共同接受而加以发展的宇宙之气化生成论联系在一起的。《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列子·天瑞篇》：“……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 这种“元气未分，浑沌为一”应该就是《周易·系辞》“天地絪緼，万物化醇”过程中天地之气鼓摩相荡，形而上之道即将转进为形而下之器的这一阶段。无论是道家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是儒家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昆仑（混沦）作为该宇宙生成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均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氤氲”作为气之交合即是“壹”，由“壹”而“一”，正是“造分天地，化成万物”的起点，如《列子·天瑞篇》所说：“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道法会元》卷六十七干脆综合二说：“夫混沦，道之体也；太极，道之用也。”

这样一种宇宙生成论既是人们对宇宙发生、世界图景的直觉想象与理性化，又反过来成为人们思维活动的参考框架和想象根据。与天、道紧密联系的昆仑（混沦），在人们的文艺、宗教和政治活动中自然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和意象，被赋予不同内涵。仙乡、帝之下都、天人通道、地之中央、黄河之源、权力中心等等，这样一个层层递进又一脉贯通的意义链条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次第形成。据此，或许可以给丰富而凌乱的昆仑文献勾勒出一个从神话-宗教中心到地理空间位置再到政治权力枢轴的大致轮廓。

先看神话-宗教中心材料。

《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

《穆天子传》：“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

《楚辞·天问》：“昆仑悬圃，其凥安在？”王逸注：“昆仑，山名也，其巅曰县圃，乃上通于天也。”

《禹本纪》：“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

《淮南子·地形训》：“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琁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横，维其西北之隅，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地，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复其原，是谓丹水，饮之不死。”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郑玄注：“礼天以冬至，谓天皇大帝在北极者也。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也。”

昆仑作为混沦本应是形而上的存在。但因为天的人格化，而人格化的天帝必然有其居所，于是“天庭”、“紫薇垣”应运而生。中国神话-宗教中的天地、神人是可以相通的，因此，既有“天庭”、“紫薇垣”应该也就有“地都”、“紫微宫”。混沦向昆仑、天向山的演变正是如此展开。《楚辞·天问》中，昆仑还是山，但其巅峰悬圃上接于天。《淮南子·地形训》中，昆仑墟与“增城”以及天的关系已经浑然一体（有阊阖）。后面的依据也许就是“天皇大帝在北极，神在昆仑”。或者如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司乐》所云“天神则主北辰，地祗则主昆仑。”“北斗注昆仑”之说渊源有自，春秋钟离君柏墓葬形制就颇合昆仑之墟。

天帝所居的天庭是天之中央，与之相对的昆仑作为“帝之下都”自然也就是地之中央了。二者是互相贯通的，因为据说昆仑“去天不过数十丈也。”（《抱朴子·祛惑》）这也多少能够解释为什么庄子会说“中央之帝为混沌”。

昆仑在想象中呈现为山的意象之后，后人对这一神山的现实寻找也就开始了。《汉书·地理志》说金城郡临羌县“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侧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 《十六国春秋辑补》第七十卷称：“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此山。”但认同者并不多。清人毕沅就已经意识到“昆仑实非一地，高山皆得名之。”但直到今天还有学人提出各种猜想，岷山说、祁连山、泰山甚至乞力马扎罗山诸说，不一而足。

如果把从属于宇宙生成论之哲学-宗教-神话的昆仑概念视为抽象的能指，把被认定为昆仑山的各种自然存在如岷山、泰山以及于阗南山叫做所指；将二者对应结合的行为则可以叫做命名，那么或许可以说，相对于作为能指之昆仑概念的建构，作为所指的实体对应物之寻找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而相对于将二者对应结合的行为即命名，作为能指之昆仑概念的建构的重要性又要退居其次。原因在于，昆仑概念原本就并不是起于某座叫昆仑的山，而其所属的宇宙生成论叙事原本就意味着一个文明体对于宇宙世界之起源与秩序及其与人们生活之关系的理解与建构。尤其是由最高统治者决定将一个陌生遥远的地方命名为昆仑时，它的意义和影响就应该从这样的高度与深度来加以解读。

首先是对昆仑文化本身的发展。前面所说的意义链条，仙乡、天庭、地中等都属于宗教文化的范畴。由于只停留在思想文字层面不能落地，其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当它被汉武帝指定为于阗南山，这一文化叙事落地生根开始了新的生长。《纬书集成·尚书纬》：“北斗居天之中，当昆仑之上，运转所指，随二十四气，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又州国分野、年命，莫不政之。”《汉书·天文志》中，这一切实现了与政治的结合：“斗为地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海。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诚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已经提出了类似的政治主张，如“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正，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但这是从《春秋公羊学》出发做的引申，偏于理论。《天文志》和《尚书纬》则是从星宿崇拜出发，易于实践。《四民月令》记载的汉人生活图景可说是这种信仰实际效应的一种证明。

其次是对疆域的开拓与西域的内化。无论何种意义上的命名都意味着一种权力或权力的行使。张骞凿空西域本是武帝北击匈奴这一军事行为的组成部分。当于阗南山被命名为昆仑山，它就不再只是一个纯粹自然性的存在，而成为了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存在，即大汉王朝的领土疆域。而昆仑二字所附着积淀的文化属性则极大巩固了这一切，不仅拉近了它与国人的心理距离，也强化了它在整个文明体系中的地位。政治军事力量难免起起伏伏，西域控制因此而时断时续，但昆仑之名的文化之光永不磨灭，记载着历史，昭示着未来，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激励。

最后一点，山本无名，惟人所定；黄河有源，源于九天。武帝遣使寻河源很有可能是公私兼顾——公是寻找盟友共击匈奴，是私就是寻找“饮之不死”的昆仑“丹水”。但不管有无“丹水”是否“河源”，汉武的决定都有着远远超出个人行为和文献学、地理学层面的政治、文化意义。打开地图，腾格里沙漠的腾格里是蒙古语天的意思，祁连山的祁连是匈奴语天的意思。如果没有昆仑二字，作为中国疆域板块的西域其文化缺失是难以弥补的。而有了与北斗贯通的昆仑，与黄河贯通的昆仑，不仅使黄河之水获得了天上的源头，也使这一母亲和滋润的土地孕育的文化获得某种神圣性。《三国志》卷三《魏书・东夷传》中：“汉氏遣张骞使西域，穷河源，经历诸国，遂置都护以，总领之，然后西域之事具存。”毫无疑问，据河源以定昆仑之名乃是“西域之事”中极为重要的篇章。

于此，我们对昆仑文化的意义也许又能获得某种全新的体认。

此文原标题《汉武帝昆仑山命名的文化意义与政治影响》，撰写于西元2021年，作者陈明先生授权儒家网暨“儒家观察”微信公众号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