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锋】保守我们的公共传统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4-10-19 10:33:52
标签:
任锋

作者简介:任锋,男,西历一九七七年生,晋地介休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政治理论,政治文化。著有《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11月)。

 

保守我们的公共传统

作者:任锋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天府新论》2014年第2期

时间:甲午年九月廿三

           西历2014年10月16日

 

 

今天我们在一起来探讨“中国时刻的思想创发”,无疑包含了对于未来理想图景的一种前瞻和期许,寄托了对于中国时刻的文明自觉与思想抱负。鉴往知今,这不禁让我想起,过去百多年来,我们一直也是在一条现代创新的道路上摸索,而这条道路的特征,可以说是一条背叛或抛离文明传统的创新之路,是要在某种凤凰涅槃的诗情浪漫中追求中国的浴火重生。

 

二十五年前,余英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著名演讲中论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慨叹现代中国思想的激进化进程,如“巨石走峻坂”,不知极止。而对此能够形成牵制、均衡和反思的保守力量,却微弱如丝,几至断绝。在余先生看来,中国的现代转型之所以跌宕多厄,一个重要缘由就在于思想文化上要求改变乃至激进变革的力量过于神圣不可违逆,未能有积极的保守路向与之形成互动。

 

对于全盘反传统主义的蔽障,二十多年来已经有了初步的痛定思痛。在我看来,如果未来能够真正实现“中国时刻的思想创发”,一个关键的环节尚在于如何摆脱五四启蒙心态的束缚,真正地回溯文明传统的理想精神,吾所谓“真机愿力”者,从而在此基础上实现保守与维新的良性互动。启蒙心态中的唯理主义与激进主义,曾经炮制出一种反题绝境,遗留下重重黑洞,如果没有真正有力的解蔽和去惑,则思想创发难以展开。

 

所谓“反题绝境”,是指在现代转型目标驱使下,完全从消极视角来解构中国传统的偏执心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理想,把儒家传统视为专制与迷信的做法,是其典型表达。其悖谬,已不必赘言。当下学界,不仅能从二者正相关的视角重新探讨这个主题,而且也开始对民主理想、科学主义代表的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

 

而我所说的“黑洞”,则不是幡然觉悟就能彻底走出的。如何在一种建设反思的意义上,对于人类道德与政治的基本事务,诸如信念信条、道德感、德行、共识、惯例、技艺养成温习的智慧?对于中国文明传统的理解和把握,如何化解现代各种意识形态业力的重构和遮蔽?其中的一大关目就在于,对于儒家文明传统的精义与价值、在中国政治和文化共同体中扮演的角色及功能,我们的理解是否能真正深入肯綮、窥见堂奥,而不止于现代主义的对塔说相轮?

 

例如,对于儒家与中国政治传统的关系,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思现代心智所提供的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关系范畴?我们能够不以西方政教关系为潜在模板来如实概括儒家与政治传统的内在机理吗?我们能够不落于意识形态的思维窠臼来体察儒家的政教治理模式吗?再如,在认识到现代专制主义叙事对于儒家传统的诸多污名之后,我们又能够以什么样的范式来传达对于这一传统的精到理解?该如何避免道德主义的空洞想象而明了儒家的教化传统、德行精神?

 

诸如这些问题,在学识和思想上,对于当前的学人都是悬而未解的重要挑战。而这些挑战的意义,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因为他们与基于传统认知而展开的现代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会潜在影响到现代中国的塑造与维新。孟子所云“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其所关者非小也。

 

因此,对于这类问题的澄清,对于文明传统真机愿力的精到阐发,是中国时刻之思想创发的根本前提,是中国在文明主体性自觉下现代实践的源头活水。我对此的一个基本看法,可概括为“古今相维下的以中化西”。

 

在全球化的现代浪潮下,中国文明传统继续其历史中的开放与包容,展开对以西学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学术的吸收和消化,这一点毋庸置疑。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一开放与吸取的主体,自身须本根确立。我们自身须对于这一文明传统的精义精神了然于内,西学的吸入转化乃是为了这一传统的现代维新,这一转化成功与否端在于是否能与传统实现良好的融合会通。这一点,我们返观历史上对于佛教文明的应对,应该有明确的判断。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陈寅恪、张君劢等先贤主张现代“新宋学”的命意。在中国文明传统数千年绵延积累的基础上,“以中化西”,而非“去中存西”、“以西化中”,也不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国的问题,由此确立现代转型的基本定向。

 

而“古今相维”,则是这一转型过程的重要前提。如何真正激活古今会话的过程,认真聆听来自古典传统的启示、领会先贤往圣的馈赠,对于养成根本深厚的文明主体意义显著。

 

这一方面,我观察到一些时贤表现出一种颇值玩味的态度和取向。比如意识到现代英美政治文明中传统养成的重要性,而启发对中国法政传统的类似措意。比如强调保守主义对于守法、变法的重要性,比如指示辉格叙事对于英国宪政的价值。而论者对此每每在一种政治神话和实用主义的综合价值上予以处理,进而指向对于中国传统的类似应对,比如“编造”或“炮制”某类故国传统的主张。

 

这种进路,在我看来,显示出过多现代人的理智自负,而不免涉嫌于对传统的轻薄和浮见,低估了先贤的智慧与德行。这是一种不能真正实现“古今相维”的现代心智取向,它只懂得召唤,却不善于倾听和响应。先儒有言,“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此之谓也。

 

在这个方面,特别是“古今相维”的文明精神,堪为现代国人取法者是以有宋为典型的近世中国传统。这个传统形成了以天理秩序观为核心的文明理念,其保守因革的技艺与公共易简的精神是我们通往现代转化的有益指引。只有明乎此,我们才能真正响应陈寅恪、张君劢于天水一朝文明再转新境的号召。余英时先生在回应某位大陆学人关于保守前提之质疑时,提出欲保守某种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的传统,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下获得落实和确证。

 

天理秩序观经两宋儒者揭示出,为何能成为八百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的正统,而塑造政俗人心甚深?要明了这一点,我们首先应对孕育它的政治社会传统有一基本判断。而发生于公元十一世纪的政治风云,尤其是围绕王安石变法所展现出的保守与变法之争,是理解近世基本精神的关键背景。

 

在我看来,过去一千年中国政治传统的起始源于两种保守主义与激进变革之间的张力。所谓两种保守主义,一种是基于北宋立国祖宗之法的保守因循,一种乃是源于更为古老的三代典范而生发的保守维新。前者,以宋真宗一朝之李沆、王旦等宰执为代表,谨遵祖宗成宪经制,凡朝野有言利害改革文字者,务为抑罢,可称作无为的保守主义;而后者,更充分挖掘出三代所代表的普遍政治原理,以此为源泉回向,有选择地接引、提升和推进宋代祖宗之法的规模纪纲,可称作有为的保守主义。

 

前者虽卑之无甚高论,却奠定近世根本,遗响深远。王船山在《宋论》真宗一章有所论列,所谓“宋初之风”“君未能尽敬之理,而谨守先型,无失德矣。臣未能体敬之诚,而谨持名节,无官邪矣。于是催科不促,狱讼不繁,工役不扰,争讦不兴。禾黍既登,风日和美,率其士民游泳天物之休畅,则民气以静,民志以平”。后者在更为广远博大的政治传统中审视和理解宋代治体,强调对于三代和汉唐优良治道的尊重与继承,进而肯认和推进宋代政治社会的发展。或以立国理想精神提引继体之君,或以三代典范填实立国纪纲,更合乎孔子提倡的因革政治,是一种在保守中实现维新的中道思维。

 

北宋的两次重要改革运动,范仲淹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熙丰变法,其实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治精神谱系。庆历新政,乃是对于上述无为之保守因循的纠偏,其改革格局则属于有为之保守维新,侧重人事和制度的振作;而熙丰变法,虽然同样以回复三代为旗帜,却在精神指向上与有为之保守主义大相径庭,掀起了大规模变法运动。在政治法度和改革精神上,都违背了北宋立国之成宪,比如君相独断蔑视公论,比如理财富强与民争利,强化国家能力而削弱社会治理机制。

 

包括理学与事功学的近世新儒学提出了天理秩序观,恰恰是对上述政治张力辨别反思的产物。它典型地反映出有为的保守主义精神。它同样以三代之法为典范,由此确立政治共同体的信条和精神指向。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一种演化因革论的意义上理解政治变迁,反对圣人“自为”、“首造”、“造作”的建构论立法思维。如伊川言“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当然也。首造其事,则是人心所作为,乃妄也。因事之当然,则是顺理应物,非妄也,…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象山言“世之人往往以谓凡所以经纶天下,创立法制,致利成顺,应变不穷者,皆圣人之所自为,而不知夫盖因其固然,行其所无事,而未尝加毫末于其间”。这构成他们理解赵宋立国精神的范式,也构成反对王安石激烈变法创制的理据。对于构成宋代国本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秩序,他们尊重其合乎民情人性的演进,顺承宋代政治实践的成宪,予以因革提升,维系共治、公法、公论、礼俗自治,避免造成政治传统的激进动荡。这种保守维新精神,不同于因循无为,不同于激进变法,也不同于元祐温公代表的一激一反。

 

这一点,是我们理解新儒学最终替代其他竞争者成为近世正统的重要缘由,也是澄清现代以来诸多污名歪曲的关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学为近世贡献了以天理为核心的意义秩序和政治秩序,提供了对于规则秩序的深刻阐释,以新颖的道统叙事化解佛老挑战并更新中国政教相维相制的机体逻辑,最终形成易简从容的儒家文明气质。

 

它以一种饱含精神元气的公共品质对三代以来的中华文明提出了创新性阐发与规范,将对于时代的理解和期许转达为系统精密的言说、话语及实践。比如在朱子身上,我们见证到公共意识结晶畅发的历史时刻,透过对于天理理则的公共性解释、对于社会治理的公共规约、对于公法公论的政治实践,将三代以来“公天下”、“与天下公共之”的精神,赋予一种天理论的本体根基与道德超越视野,铺展于公共世界的践行之中,成为近世取法的文明典范。而在晚清以来的现代转型中,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公共传统的渐次流失,人心愈加隔膜,世道愈加偏执。在欧风美雨侵袭下,超越之天的隐退、历史成宪的坠落、群己人格的晦暗、多维治理传统的中断,一步步将文化与政治引导向世俗主义、民主主义、激进主义的大浪大潮之中。

 

今天,在百年共和的现代传统之中,我们仍有必要重温近世因革维新的治理之道,祖述三代,宪章天水,保守我们的公共传统,因承三十多年来改革损益之良训,而予以接引,予以提升,予以转化。这既是对于激进主义的真正告别,也是对中国时刻之思想创发的殷切展望。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