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马一浮书法集序

栏目:诗文游艺
发布时间:2014-10-24 09: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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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

作者简介:龚鹏程,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2004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广泛,涉及中国文史哲、宗教等,已出版专著70余种。

 

 

马一浮书法集序

作者:龚鹏程

来源:《诗书画》杂志2012年第1期[总第4期]

时间:甲午年三月廿五

           西历2014年4月24日

 

 














马一浮先生(1883-1967)是近代中国少数的通人。通人,就是孔子所说“君子不器”的君子,于学无所不窥,故“儒/ 佛”、“汉/ 宋”、“诗人/ 学人”之葑畛均遭打破,于每个领域都比得上久在该领域专业钻研的大专家。因此,对一般学者来说,书法与篆刻之类艺事,或许最多只能旁及,略略“游于艺”而已,罕能专擅;更多的人则是无暇肆力于此。可是马先生博涉多优,不唯学称儒宗、大弘法性,书法也卓然成家,不可忽视。

 

虽然他作为儒学佛学大师的名气可能更大,但书名并未被其学问之名所掩。一九三三年,他五十一岁时就开始卖字,曾作《蠲戏老人鬻书约》,谋售字以贴补家用。据约上说,当时“四方士友谬以予为能书,求书者踵至。”这虽是委婉的自我宣传广告语,但也可证明他当时已经很有书名了。砚田所入,足以治生,因此到六十一岁办复性书院遇到困难时,他便又想到鬻字。

 

那时书院其实已停止教学活动了,仅以刻书来宏扬传统文化。但刻书之经费也十分困难,故马一浮想透过卖字,“稍取润笔之资,移作刻书之费。”结果也很圆满,不及两月,就获得了三万元,可作刻书资本,可见马先生书法在社会上颇有爱好者。

 

次年,一九四四年,因书院业务停顿,马先生不愿领书院薪水。而既无薪水收入,生活费可怎么办呢?方法依然只能是卖字。故本年作《蠲戏斋鬻字改例启》,说明去年因要刻书故卖字,今已不刻书了,将以字“易粥”,所以特别修改润例,周告四方。这是先生诚朴,其实买字的人对于他为何卖字之原因多半没大兴趣或不甚计较,只要字好、名重,自会有人来购。

 

到了一九四七年九月,又作《蠲戏斋鬻字后启》。说卖字卖到明年修缮了祖坟以后就再也不卖了。

 

一九四八年,一年期限已届。据说四方求字者依然络绎不绝,故门人寿景伟等发布了一个《蠲戏老人鬻字展限并新订润例》,说再延期一年。过了这年,想求马先生的字也求不到了。因此如欲得先生书法者,请把握此最后良机。以行销学之角度看,此举不啻饥饿销售法,对促销马先生之字必然大有助益。

 

不过,事情总是有变化的。到一九五〇年,马先生仍然要靠鬻字为生。而再出《蠲戏老人鬻字代劳作润例》,言明:“愿以劳力换取同情,用资涓滴。”

 

综观这几度卖字之经历,可以说卖字是马先生一种主要营生方式,而社会上对他的字也确实颇为推挹,因此求索者不少,早已认定了他书法家的身份。故吾人论马先生之书,完全可以无视于他理学大师、大学者、大教育家这类名衔,而纯粹就一书法家的标准与内涵来看待他。

 

也就是说,有些学者固然也能书,但其书之所以传流或被讨论,乃是因他学术的成就,致令书以人传。马先生学术成就当然甚高,但其书却不必因其学名而著。一九八七年华夏出版社出版《马一浮遗墨》、一九八八年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马一浮书法选》以来,有不少单位相继编印过马先生的书法作品集,正是着眼于此。

 

虽然如此,我们仍可发现:因现代学科分化的缘故,不少人仍仅能从一个角度来认识马先生,以致强调他是大儒的人,对其书艺就不大关注。例如江苏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复性书院讲录》,附录的马一浮先生年表,对上述各期售字经历就都没有叙述,为书院刻书而鬻字那一次则误系于一九四二年。全文对其书艺成就,亦几乎没有着墨。

 

也有虽重视先生书艺,但对先生鬻字情况不甚了了者。如沙孟海先生替夏宗禹编《马一浮遗墨》作序时便强调:“旧时代学者文人多订立润格卖诗文、卖字画。上海有李姓巨商为纪念他母亲,不惜重金遍求海内名家属笔题褒,因马先生不卖艺,独付缺如。……马先生晚年为计划刻书,始订例卖字。”说马先生不卖字,暗誉其格调高,故云晚年为了刻书才鬻字。抑扬有些失当,所述也非事实。

 

另也有推尊其书,然而是藉由他的学问或人格型态来称誉的,例如王家葵《历代书林品藻录》,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评量近代书家,将弘一法师、马一浮、谢无量、乔大壮、林散之列入“冲淡”一品。其赞词谓马先生:“学绍濂洛关闽,本色魏晋风流,缘起华严义海,沤灭花满枝头。孤神独逸,既济刚柔。”前三句讲马先生的儒道释之学,第四句说马先生临终之偈,末尾才以此论定马先生书法,谓其孤神独逸,可入冲淡之品。该品中,弘一蠲戏皆由佛法而通书法,江上老人则以书法证菩提,谢无量又以人淡如菊故书得冲淡云云。

 

这种品题,完全把先生书法附丽于学问和人格型态之下,非能就书论书,故说其书法之特征在于冲淡并不中窍。

 

而马先生自己又怎么看待他的书法呢?他于首次《鬻书约》中说书法只是他的“土苴”,乃其学之末事,似乎对于书道看得很轻,并不重视。实情真是如此吗?抑或鬻文之体,语气故作抑扬,故有此纡尊视卑之语?先生《戏题鬻书启诗》自谓:“恨无勾漏丹砂诀,幸有羲之笔阵图”,以羲之笔阵自许,自视又岂不高?

 

然则,究竟该如何谈马先生的书法才妥当呢?我前面特别由他鬻字谈起,正是着眼于“分”,把先生的书法先和他的学问分开来看。书法艺术本身有它自己的规矩和对笔墨的要求,不能达到这些要求,其字就不会有人问津。一代儒宗,如熊十力、梁漱溟就不能卖字,卖了也无人买。故卖字之事,可以从某个侧面来说明马先生书艺自有其特点与价值。

 

至于马先生的书艺和他整体人格及学问的关系,也须是先分才能合。先明白其书艺为何之后,方能继而讨论之。非一概囫囵以人品定书品也。近世论马先生书法者虽多,惜皆不知此理,故均囫囵,不当人意。如董立军撰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书法家全集·马一浮》,一论生平、一论诗与人,而谈艺者不及三分之一,大抵摘抄先生题跋语而已,此岂能彰明马先生书法之特色哉?

 

须先将马先生书艺和他的儒佛学问分开来看,内在的理由更是因“为学自益,为道日损”。

 

其身心性命之学,譬如为道,损之又损,收摄于六艺,六艺又收摄于一心。不懂的人,每誉先生浩博,又是懂多少国外语啦;又是弘一称赞他“生知”,说人纵使生下来就每天读两本书,读到八十岁也不及马先生读得多啦。不知马先生乃由博返约之学,不鹜外求,其理学即是心学。

 

但写字在马先生,却只是为学而非为道,终生都在临写、学习、为学日益中。一九四三年,他作《远游》写本自跋云:“说理须是无一句无来历,作诗须是无一字无来历,学书须是无一笔无来历”,不但把作书称为学书,且认为说理、作诗、学书都要无一处无来历。三者均要有来历,看起来一样,其实内涵并不相同。说理无一句无来历并不须因袭古人,其有来历,这个来历就在心、在天理上。称心而说、称理而说,自然合辙。学书之无一笔无来历就不同,须是具体去学习古人之用笔。

 

马先生在这一点上下了非常深的工夫,无怪乎沙孟海先生说:“他对历代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超卓、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

 

由马先生的著作看,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区分。如《复性书院讲录》、《泰和宜山会语》、《尔雅台答问》等均属于讲道的,谈的都是心得语。对于孟荀老庄墨韩乃至董扬王韩程朱陆王诸子百家之言论曲直是非,很少析判,而是往上拉,收摄于六艺孔子。论书法就迥然异趣,一碑一帖,辨析异同,毫不松懈。

 

因此我认为写字对马先生来说,实有特殊的意义:为道日损的生涯,唯有书法,可令他从事另一种为学日益的精神心智活动,与相调济,免于枯寂。

 

由精神上说,他的理学,偏于静摄,故有隐士之气象,但其书法却是健动的。动之不已,往往在最末一笔,也就是署名蠲叟的叟字那一捺,还要抖动不止,一捺而作五六动哩!纯由书艺来看,如此署名,类似花押,并不美观,亦并无太大必要。但精神所蓄,馀势不尽,没有那几抖几顿是不行的。

 

马先生看起来冲淡,其精神其实仍有浓烈的一面,好饮浓茶、喝烈酒。《谢谢钟山惠普洱茶诗》说:“平生颇嗜蒙顶茶,众味皆醨一味酽。君知我有玉川癖,为致双团助无念。……时论将如鲁酒薄,唯有武夷胜阳羡。”喜欢四川蒙顶、普洱、武夷一类半发酵或重发酵茶的口味。于酒亦然,《新历改岁,苏盦贻茅台酒,醉后作》等诗即可显示他虽是浙人而不喜欢绿茶黄酒,觉其淡薄。

 

此等人,岂能真冲淡枯寂耶?但他又数十年不近妇人,浓挚的情感何处发舒呢?无他,即是书法!他告诉弟子王培德说:“吾虽孤独,以世法言,当觉愁苦。吾开卷临池,亲见古人,亦复精神感通,不患寂寞。此吾之绝俗处。”此语,若仅作尚友古人解,那就只说读书就好了,不必谈到临池作字;正因临池对他来说有着发抒意气的作用,故能破其岑寂,对他静摄的生活有调济之功能,所以才会论及于此。

 

《临池》又曰:“独与神明住,常于异类行。无人知御寇,谁谓弃君平?见月初闻道,临池得养生。未须寻鸟迹,吾已谢闲名”。可见先生作书非为博得书家之名,而是书以养生,是他孤寂生涯中,至为重要的排遣。

 

《自检六十以后写各体书尚有百馀册,因题其后》诗中有几句话也是这个意思:“独向寒潭窥鸟印,似闻枯木有龙吟。归根自得山川气,结习能清躁妄心”。六十以后临写各体书尚有百馀册,平生临写之勤,可以概见。而作字以临写为主,亦正是我上文所说,走的是“为学日益”的路子;所得者,乃在于古人之法度。如此临写,看来不属于修心学道,实际上却很能清除他的躁妄之心。“枯木龙吟”一语尤有味。善观者由他所临写的书迹中,便可看见他仿若枯木般的生命中仍有龙吟!

 

要由这个角度看,才能明白写字在马先生生命及学问中的重要性,非只“游于艺”而已,是与其理学相俪并行的另一类学问,如车之双轮,不可或缺。

 

他对此是看得很重的,曾对弟子说:“书画之益,可消粗犷之气、助变化之功。吾书造诣,亦知古人规矩法度而已。每观碑帖,便觉意味深长,与程子读《论语》之说相似”(《语录类编·文艺篇》)。这段话,一方面可印证上文所说,他是长期藉书法以助养、调理内在生命的。另一方面也可说明此种调理修养虽看起来与修道同功,但重点在得古人之规矩法度,这便与读《论语》意似而法不同了。

 

换言之,其书法重点在法,与其理学所重在心不同。

 

古来书法理论,自然也颇有重心气、讲活法的。如东坡云:“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山谷云:“士大夫多讥东坡用笔不合古法,彼盖不知古法从何出尔”,都是强调心而不重视规矩法度的,认为心才是规矩法度的源头。

 

马先生是理学家,理学家论艺,本来均主此说。如吕本中论“活法”或朱子痛骂:“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答杨宗卿》)都是。马先生理应沿续这个路数,但却没有,他反而较重视法。请看底下两则文献:


一、《题宋拓定武兰亭为陈仲弘作》诗:“昔闻崔蔡论书艺,如饮曹溪谙水味。洵知换骨有金丹,何异邺城观剑器?”

 

二、《语录类编·文艺篇》:先生临王右军《曹娥碑》、虞世南《夫子庙堂碑》,出示学者云:自汉碑以下,无论魏晋李唐,结体尽管各不相同,而用笔秘诀则在笔笔断。如山字、国字、糸旁、示旁、转折处,无一不断,楷、隶、章草皆然。特碑帖镌刻有显有不显,学者或不悟耳。黄石斋一生学钟王,书非不佳,终有不足处,不悟此诀故也。


马先生论书法,言语虽多,这两条却大体可以概括之。后一条论笔法,前一条论笔势。论笔法者,谈的是十分具体的用笔问题,说用笔在转折处皆应断开来,且视此为不传之秘,谓不如此则不能到钟王。这与东坡说:“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书黄子思诗集后》),可谓截然异趣。东坡求钟王于笔法之外,马先生则于笔法之法,推求得比颜柳还要精细。

 

其说是否确当,自然还可商量。近人启功《论书绝句》有一则云:“黄庭画赞惟糟粕,面目全非点画讹。希哲雅宜归匍匐,宛然七子学铙歌。”自注谓今传锺王小楷皆久经摹刻,故显得笔笔相离,明人罕见六朝墨迹,误以为此即钟王之法,以致所写小楷如周身关节处处散脱,祝枝山王雅宜均有此病。

 

然则马先生所说之笔笔断,即属于此种因长期研习碑帖拓本而生之误解吗?抑或所谓笔笔断与明人并不相同,乃是有完全断开的,也有用笔时稍稍停笔再起,所以形虽不断,转折处却因墨重用力而形成骨力劲挺之状。看马先生的字,似乎这也确实是特征之一。

 

但无论如何,如此论用笔、如此论钟王,都显示了马先生对书法之法是执意讲求的,此类言论亦最多,如:


昔人谓颜平原作书,如锥画沙,今世所传颜书殊不尔。偶写此赋,苦毫纤,遂纯以中锋运之,亦颇自如,乃有类于锥画沙之趣。清人唯伊墨卿能解此,微恨尚有作意,未能纯任自然。(《小园赋》写本自跋)

 

近人乃有以《石鼓》为北周时物者,无乃不知籀法、好为异论乎?(《石鼓文》临本自跋)

 

拓跋诸刻,此为最早,犹存隶变之迹。结体古拙,以分书波磔出之,是与“二爨”抗衡。……近人李梅庵喜用铺毫取势,专求形似,而昧于分书笔法,去之转远矣。(《嵩高灵庙碑》跋)


谈籀法、隶法、锥画沙法,而批评某某人不知法不如法。法就是规矩,不宜逾越。马先生论书,谕人须知笔法,殆无疑义。

 

此外则是须明体势。他题宋拓定武兰亭,说他悟入之机,在于得闻崔瑗蔡邕之论笔势。确实,他常写诸君笔势论,论书时也辄就此申言:


《隶势》或谓蔡邕作,或谓卫恒作,莫能定。今《中郎集》俱载之,而《晋书.卫恒传》亦并录其文。据《艺文类聚》、《初学记》、《御览》诸书所引,并以《篆势》属之蔡。予既写《篆势》,因并写此篇。未换笔,故多存篆法,颇有蜿蜒缪戾之趣,非钱梅溪、邓完白所知也。(《隶势》写本自跋)

 

北人质朴,不似南人文胜。如此碑……虽结体疏宕,而气甚条达,笔势颇存《杨孟文颂》遗意,故自超妙可喜。……近人康更生一生学此,未能得其韵,但务攲 斜取势耳。(临魏《石门铭》跋)

 

书之体势尚可得见,拙而弥古,疏而逾奇。秦斯专谨之法,至是而变。其诘崛,似籀之馀,其雄放开隶之渐。每谓《杨孟文颂》以篆势行之,《开母石阙》以隶势行之,非兼二家之胜者,不能知其美也。(跋临《开母阙》)


势,是形势之意。近代书家没有一个人像马先生这样重视体势或推求《篆势》、《隶势》。蕲向所在,自然也常以势来衡量并世书家,批评钱梅溪、邓完白、李瑞清、康有为,都由此着眼。伊秉绶虽然笔法微失自然,但“隶势自是从《衡方》、《鲁峻》脱胎,实具钟骨梁肉,……方圆互用,乃尽刚柔之妙”(为刘仲夷跋伊墨卿隶幅),行楷亦宗平原而行以篆势,转见瘦劲,最获他欣赏。

 

重势如此,无怪乎马先生要说崔蔡书势论对他而言无异曹溪一滴,衣钵所在,使他能于此得悟书道。犹如昔人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悟,乃金丹一粒,令其脱却凡骨也。

 

观剑器而悟入,或“学诗如学仙,金膏换凡骨”(鲍慎由答潘见素诗)云云,历来都藉以说明艺文创作者要靠内心的超越、脱化、转识成智,才能达到一个非由法度、力学可及之境地。只有马先生不然,直谓笔势才是书艺之关捩,须由此悟入。因此这是个非常特殊的讲法,若不明白其中曲折,绝难索解。

 

正因马先生论书重在明体势、知笔法,故于此道,他特以学力见长。《语录类编》载其评晚近书家,云伊秉绶第一,刘石庵伤于痴肥、包世臣不知拣择、郑孝胥结体未善、弘一晚年微似枯槁,沈曾植能以章草阁帖参之北碑,自成面目,谢无量是天才,“至于学力,吾或善有一日之长”。自评其长处,颇为中肯。

 

所谓学力,不是指一般的学养,而是针对古今书家体势之研究。马先生在碑帖上钻研考核,花了无穷的力气,才能“无一笔无来历”,才能说我的学力比其他人都好。

 

他对碑帖的题跋极多,而重点一是对文字与流传状况的考证,二是对碑帖笔势笔法的讨论。

 

如《阴符经》临本自跋:“褚河南《阴符》,越州石氏本。下有‘大唐永徽五年岁次甲寅正月初五日奉旨造,尚书右仆射监修国史上柱国河南郡臣褚遂良奉旨写,一百廿卷’款,并重出《阴符经》题一行。疑当时所集道书不止此,亦如永乐之编《道藏》,而褚公特分书此经,故上言‘造’而下言‘写’也。缺‘基’字,盖玄宗以后模写时去之。独缺二‘盗’字,不可解。其间文字与今世传本不同者:今本作‘天发杀机,移星易宿’,此乃作‘日月星辰,天地万物’; ‘之盗’上,今本有‘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句,‘我以时物文理哲’下,今本多‘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圣人以奇其圣,我以不奇其圣。沉水灭火,自取灭亡’数语,此本皆无之。又‘君子得之固穷’,此本作‘固躬’。‘至静则廉’,今作‘性廉’。校其文义,未能遽定其孰是。疑当时奉诏下笔,不应缺略,或后人所增也。此书虽出伪托,当在李筌以前无疑。至褚书茂密精妙,今变之为寸楷,益可窥其笔势。东坡谓‘作大字当如小字,作小字当如大字’,是解人语,观于此益信矣。”前半考证版本异同、著作来历,后论笔法。考证往往细密,故文长,乃汉学家风格。

 

又如《兰亭集诗》写本自跋:“旧见明宁王权刻《兰亭禊集图》石本甚精,系诸诗于后,楷法亦雅,不记为何人书。今据桑世昌《兰亭考》所录,桑所据盖唐石本也。《世说新语·企羡篇》注载《临河序》,于‘列序时人,录其所述’下,有‘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盖亦刘孝标所缀,非逸少原文也。文中无自称右将军之例,又误安石之官为司马,宜以桑考为是。余姚令谢胜,桑本误‘胜’为‘滕’,则传写之谬耳。又桑考录后序,亦据怀仁集字,其文殊陋,不类右军,殆好事者所为,亦未必果出怀仁所集也。俗传碑本犹有之,不足取。”其考据也是数百言,都属古来碑考帖考一类,中规中矩。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多录,读者取马先生题跋集观之,即可看见此类特显学力的题识数量很是不少。

 

专论笔势笔法的也很多,如临《郑文公碑》跋:“云峰诸刻,如《论经》、《观海》、《天柱》,皆雄奇遒放。唯下碑最隽雅可法,笔势近《杨孟文颂》,结体实钟元常之遗则也。近世书家多抚是碑,乃以《龙门造象》体势出之,遂如刀镌斧削、剑拔弩张,翻成恶道。”临《景君碑》跋:“《景君》结体古拙,笔势已渐开《衡方》、《鲁峻》之方劲,梁鹄之所从出也。古处可学,其拙处难到。”钟繇《荐季直表》临本跋:“此唐人临本,结体犹未失而笔势已乖。及石庵为之,益务流媚,下笔肥重,全无使转。”均是先评断其体势特点,再指点练字的人该如何学习方能得其笔法,或评论前人学此碑此帖,其得失又如何等等。

 

此外他还常对写字时毛笔的状况加以叙述。如《圣教序》临本跋:“蜀中苦无佳笔,名为鼠鬚,实不中使,如驱疲兵御悍将,不应律令,往往败人意。腕底虽有羲之化身,畏此拙笔,亦将退避”“春间发箧得湖南笔,临此一通,使转颇自如,旋为吴敬生持去。近王子东自长安求得兔毫笔见贻,因复临一通。然多贼毫,不称意。顷复以蜀中麻笔书之,力不能达毫尖,但取意到而已”。《枯树赋》写本自跋大意也略同。另作《诗人四德》自跋则云:“褚河南非笔砚精良不书,欧阳率更不择纸笔而莫不如意。当时以此定欧褚二家之优劣。今用退笔书此,不期于欧而骨力近之。乃知退笔亦自有佳处,在善用之耳。可为学欧书者增一解。”由笔的状况具体联系到笔法的问题。此类文字,都不是不关注笔法的论者所能措意的。

 

通观其书学,综合来看:甲骨未尝用功,鬻书润例中也明言不写甲骨。金文独重《毛公鼎》、《散氏盘》,大籀重《石鼓》,秦刻石重《琅邪台》,汉隶重《石门颂》,理论则本诸《篆势》、《隶势》、《草势》,用笔重视由篆而隶的变化。谓秦刻精整,乃是法家;西汉简直,颇近黄老;东京矩度宽平,有儒者气象;桓灵之际颇见妍巧。对于包世臣说汉隶可分方圆两派,他并不赞成,独以多骨丰筋为秘诀。南北朝书,则重南胜于北,批评魏齐诸刻流于夷俗、偏于险峻,因此也反对清人推重北碑之风。北碑中最称赞《郑文公碑》,或说它笔势出于《石门颂》,或说它本于钟繇,故亦因而反对包世臣阮元的南北书派说。清代光宣以后因受北碑南帖说之影响,一时风气皆以碑为尊,几乎没有书家再写阁帖了,马先生却是少数仍寝馈于阁贴的,临写甚多,间附考案,发明其笔法。此则马先生书学之大要也。

 

由于先生书学甚深,观念上又主张“为学日益”,希望能多识古法,取精用宏,行动上更是临抚不辍,因此他的字其实形貌多样,不拘一格。王家葵说他行草渊源于沈曾植,殊不尽然,他类似沈氏的仅是一小部分而已。

 

姜寿田《现代书法家批评》则认为马先生行草完全筑基于董其昌。董以禅入书,淡泊枯寂,对潜心佛学的马一浮特具吸引力。只是马在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碑学,其法主要取诸寐叟,于是遂合董沈于一手。不过,姜氏认为马先生此举虽然能在董书基础上添了点生涩的意味,但淡逸之气不脱,终不免于韵度荒寒。

 

此说只由学佛习静一面去看马先生,便将马先生说成是董香光的嗣法,又把他对沈寐叟的借鉴,讲成是在董的基础上添些涩意。与王家葵说马先生学于寐叟,但化其狞厉为温和,故成冲淡之体云云恰好相反。

 

两君皆由沈寐叟处寻渊源,十分有趣。说马类似沈或脱胎于沈,由来已久,当是当时已有此说,可是实际上是错的。

 

马先生熟悉晚近各家体势,他既认为沈能以章草阁帖参之北碑而自成面目,自然也就会临抚沈书或与沈一样去尝试着走这条路。故对于别人说他有似于沈,他并不讳言,但他特别指出:“说者实不知寐叟之来踪去迹,自更无从知余书未到寐叟,甚或与之截然相反处。”依他的看法,沈曾植晚年得力处,在于索靖《月仪帖》。这与一般人称赞沈氏为碑学是不同的。所以他说论者未必真能懂得寐叟之来历。索靖除《月仪帖》之外,一般人所不重视的《草书状》,他也非常看重,认为可与《篆势》、《隶势》并传,经常书之。此其独见,与沈不同。此外,他用笔结体与沈相左之处甚多,实不宜把他纳入沈氏书风的谱系中去。沙孟海说他草法“偶然参用其翻转挑磔笔意”,偶然两字就讲得很好。

 

马先生的基础更不是董香光,而是欧阳询、褚遂良,行草则加上了章、草、隶的各家体势,所以面目很多。有迥然不同之风格见于同一时期者;写条幅大轴与作尺牍、抄经、抄诗也不一样。论者未窥全豹,仅就常见的一些书迹来谈,自然是扣槃扪烛了(这也即是这本《书法集》的价值所在)。

 

不过他也有些个人化的特征,如入笔常不回锋、结体常斜,例如写“一”字,起笔多是尖的,横画往右上斜。如“是、口、两、室”之类,右端转折处,可能如他说的是“笔笔断”,皆较浓重,以致字如人耸着右肩。左侧底下当然有些字是空的,如“下、寸、可、平”之类,或是由右撇至左,如“人、今、老、水”之类,除此之外,左侧最末几乎都用重笔。少数尺牍外,一般也不连笔,一字一字独立写。隶书的出锋入锋也不藏,似有意显其波磔。此等特征,均不能说它显示为淡逸或枯寂。相反地,应该更能感受到马先生突兀倔强之气不可掩抑,犹如他说的:“似闻枯木有龙吟”,与早年《格言纂》(一九〇一年作)、《无题六十二韵》(一九〇六年作)那样的平静娟雅,毕竟颇不相同。

 

马先生友人中,谢无量、弘一皆善书。但谢纯任天然,与马先生乃两路;弘一,据马先生看,一生不出张猛龙碑之范围,也与他自己取精用宏之途不同。真正与他论书相契、交谊始终,是所有论马先生的人都没注意到的沈尹默。

 

马先生与沈尹默交情甚笃,集中有《上九得尹默和诗奉谢》、《和尹黙冬日闻雷》、《和尹黙春日见寄韵》、《和尹黙晴日漫兴韵》、《寄怀尹黙》、《尹黙以影印手写诗词见遗,率尔赋谢,即以寿其七十》、《雪中和尹黙近作二首》、《再成二首,拟山谷体》、《尹黙与予齐年,见和拙诗,仍次韵率答,即以为寿》、《尹黙见示近作,忆念存歿诸友,咏叹三复,不能已于怀,率答二绝,藉以自广》等诗相酬酢。交谊之厚,略可概见。

 

沈乃著名书家,以手写诗词寄马,亦可见二人于书道必有针芥之契。果然,马先生与沈氏书,多论及书艺。如《上九得尹默和诗奉谢》云:“独喜桑皮书淡墨,袖中一字抵千城”,于沈氏书十分推重。《尹黙以影印手写诗词见遗,率尔赋谢,即以寿其七十》云:“散帙珠玑照眼明,早闻乐府变新声。……晚书况有簪花笔,留得朱颜看太平”,上赞其诗词,下称其书法。又,《尹黙与予齐年,见和拙诗,仍次韵率答,即以为寿》云:“耄及吾真忝,论书信子贤”;《戏效山谷体再和尹默雪中见答韵》四首其三云:“宿习追怀儒雅,新谣屡发高酣。耕凿且安时论,论文亦要司南”,更都有低首下心之感。

 

马先生是诚笃人,不会故意谀颂;如此老友,亦无必要假惺惺。两人来往,辄及书法事,必是二公于书论方面颇有共鸣。否则不当如此。马先生于书法十分自负,而愿意说:“论书信子贤”,也说明了这一点。

 

而沈尹默先生论书,最鲜明的特点是什么呢?不就是法度吗?他批评如东坡一类人肆口“我书意造本无法”而把书法弄糟了。认为这些人只是善书者,并非书家,书家就须懂得书法之法。其法,由执笔、永字八法讲下来,重笔势、笔意,强调“书法的由来及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见《书法漫谈》)。因此他的字,形貌上虽与马先生很不相同,两公取径却甚一致,无怪乎马翁对他要深致欣赏了。我说马先生于书法一道,走的乃是“为学日益”之路,观乎此而益信。

 

作为一位书法家,马先生的造诣长久被低估或忽视了。偶有之相关论述,或近乎闲谈,或邻于掌故,或管窥蠡测,未得真际。正式的研究,可说还没开始。如今趁着重编马先生《全集》的机会,梁平波先生编了这部《马一浮书法集》,收罗广备,对有意了解马先生书艺全貌者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我披读感奋,不觉自忘浅陋,就马先生之书学、书势以及书法与他之理学修为、人格精神状态等各方面略申芜见,以贺此书之成,并为读此书者助!

 

壬辰雨水,谨序于燕京小西天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