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锋】宁畏公论,甚于斧钺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4-11-18 14: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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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锋

作者简介:任锋,男,西历一九七七年生,晋地介休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政治理论,政治文化。著有《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11月)。

 

 

宁畏公论,甚于斧钺

作者:任锋

来源:原载于 《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甲午年闰九月廿二

           西历2014年11月14日


先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关于君主。宋仁宗之世在赵宋最为太平兴盛。套用陈寅恪先生的话,应当是近世中华文明的巅峰典范。仁宗在位常被一些大臣批评,认为其缺乏决断力,过于相信士大夫外廷。仁宗解释道,不是我不想做主。问题是,我个人的决策不可能全部正确。不如把这个权力交付中书宰执,由他们公共商讨审议(“不若付之公议”)。即使他们错了,也有台谏来弹劾纠偏(“台谏公言其失”)。另一则记述显示出相当的宪制自觉:“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

 

第二个关于大臣。富弼是北宋四朝元老。仁宗时,辽朝忽大兵压境,要求宋割地相让。危难之际,富弼出使契丹,展开谈判。最终说服辽主退兵,以增加岁币否定了对方割地要求,换来南北之间数十年和平。回朝之后,仁宗给他升官,却被坚辞。富弼说,我这番去,详细了解了对方实力。真打起仗来,咱们并无胜算。政府一定不要因为和谈就放松警惕。接下来一段话十分精彩,“臣今受赏,彼一旦渝盟,臣不惟蒙朝廷斧钺之诛。天下公论,其谓臣何!臣畏公论,甚於斧钺,愿收新命”。仁宗察其坚定,特为改命。

 

第三个是明朝一兵卒。天顺年间,锦衣卫都指挥门达陷害同僚袁彬。京城一个兵士杨埙,与袁无恩义,与特务头子无私怨,却上疏直言,说袁彬当年因功授职,“公论称快”。现在被人以莫须有罪名诬陷,司法机关不能秉公处理,结果“但伤公论,人不自安”。门达捉拿了杨埙,并让他“栽赃”其他官员。杨埙假装答应,在三法司审理中仍据实陈情。后来门达事败,案子得雪冤。这个故事被张弼写入《杨义士传》。当今一些语文教材里还收录做范文。

 

张弼有段议论,“义者无所为而为,合天下之公论者是也。使虽公论,发之以私,则其中巳不义矣!若埙者…特以公论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于行义,何如哉!然此公论,具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高冠长裾、号称科第人物者,乃低徊淟涊,甘为之扫门捧溺!”

 

什么是公论?按上述故事,根本上指得到普遍认可的价值共识,特别能体现传承已久的道德精神,比如杨埙合乎公道人心的义举。这种价值共识表达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公共认知,关系公共精神的成长。比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句老话,就显示公共表达上关乎超越之天,下应乎芸芸众生。人们日用常行、经年累月积累下来的常识,也汇聚成公论。比如仁义礼智信的道理伦常,是人道、天道、天理意义的公论。

 

在公共秩序中,公论还衍生出治理机制的维度。这就是前两个故事涉及到的。政治精英在治理过程中怎样把握公论,以避免个人信息以及理智上的不足与易错?仁宗诉诸于行政与监察体制中的公共商讨审议与纠察,显示出了非凡的公共理性。这是其四十多年善治的重要制度保障。这种程序机制意义的公论,会表现为更为广阔的公共舆论,反映社会活跃的民情意见,此即富弼先生念兹在兹的“天下公论”!

 

   “臣畏公论,甚于斧钺”,可见公论的力量甚至超过政府的奖罚刑令,成为富郑公等宋代精英心中的至高法则。《杨义士传》则显示一般民众间的影响力甚至超过缙绅辈。先贤指出,凡具人面目都能知公论,古人喜言“天下万世之公论”,认为无数世代的天下人能够形成一个价值、精神的共同体,人心应树立对公论的敬畏,这份大义真是值得今人重温。

 

公论对应着一个多中心的秩序机体,君主、宰相、台谏、士君子、贩夫走卒草莽辈,都可能成为公论载体。近世人常把公论称为天地之元气、国家之命脉。国家作为一个精神存在,君臣体制应主持公论,并引导约束公法。否则,公论不行,散落社会,会形成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公论之公,不全在官家;政府国是,应合天下公论。如仁宗时“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执政公卿,苟犯公议,一有台谏论列,则未有得安其位而不得去者”。天下人透过公论推进政治的健康运作。

 

晚清张南皮说“民权不可僭,公议不可无”,并指国外自由党“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应改称“公论党”。晚清设立资政院称:“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前此日本明治维新《五条誓文》首言“万机决于公论”。这都说明了现代宪治之契机离不开公论传统的启示与激励,温故知新,良有益也。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