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爱国】民国时期从阶级分析入手的朱子学研究

栏目: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2015-01-07 12: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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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爱国

作者简介:乐爱国,男,西元1955年生,浙江宁波人。现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出版著作有《王廷相评传》《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走进大自然的宋代大儒:朱熹的自然研究》《为天地立心:张载自然观》《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宋代的儒学与科学》《国学与科学》《儒学与科技文明》等。

 

 

民国时期从阶级分析入手的朱子学研

作者:乐爱国

来源:原载于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时间:甲午年十一月十七

           西历2015年1月7日

 

 

 

【摘要】民国时期从阶级分析入手的朱子学研究,是一定范围内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既有对于朱熹家庭背景以及生平事迹和朱熹学术思想的阶级分析,也包含了对于朱子学的学术探讨。这种具有明显政治化倾向的学术研究,虽然从总体上看主要是对于朱熹学术思想的政治层面的批判,但是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学术层面的肯定,成为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一种特色,并对后世影响很大。

[关键词]民国时期;阶级分析;朱子学;朱熹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12JZD007)阶段性成果。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政治纷争,对学术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在局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学术政治化的倾向。尤其是,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一种在当时政治领域具于重要作用的阶级分析方法,应社会政治的需要而进入了学术领域。不可否认,这种以社会的阶级矛盾与对抗为依据并把各种学术思想归属于不同阶级的分析方法,虽然具有很强政治色彩,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学术的纯粹性和独立性,但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一种特色。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同样也受到这种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

 

一、概述

 

就笔者所掌握的历史资料看,民国时期,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朱子学,至少可以追溯到1935年出版的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所述第八讲“什么是理学”。

 

李石岑是民国时期的哲学家。1926年,他的《人生哲学》出版,其中对朱熹的人生哲学作了阐述。该书指出:“朱晦庵的哲学,可以说是集周、张、二程之大成。他的哲学所以带有理气二元的色彩,也就因为他学问的方面太广阔。他做学问的方法,是本着大慧宗杲的教旨,先慧而后定。《宋史》叙朱晦庵为学,谓‘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所谓穷理与居敬,便是慧与定的功夫。朱晦庵借《大学》‘格物致知’一段,发挥先慧后定的道理。……朱晦庵是做先慧后定的功夫的,所以把格物解作‘穷理’,是主张‘致知在格物’。”[1](P.394-395)接着,李石岑还对朱熹的格物说予以了高度肯定,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 [1](P.397)除此之外,李石岑还进一步将朱熹哲学与西方哲学家康德作了比较,指出:“朱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好像康德在西洋哲学史上的地位一般。朱子是中国哲学之集大成者,康德便是西洋哲学之集大成者。康德哲学的特点是本务观念,朱子哲学的特点是读书功夫。” [1](P.400-401)应当说,这时的李石岑并不在意于朱熹及其学术思想的阶级属性,而是较多强调其与大慧禅师的关系,并认为朱熹做的是“先慧后定的功夫”,“援释入儒的工作”。[1](P.402)

 

20世纪30年代之后,李石岑的学术思想发生转变,接受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他于1933年出版的《哲学概论》中指出:“‘唯物论的辩证法’为最正确的方法,因其能把握宇宙发展的全部,我个人便有这种信仰。” [2](P.71)而且,他于1935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十讲》中,在阐述中国哲学包括朱熹理学时明确引入了阶级分析方法。该书第八讲“什么是理学”分为“宋代思想发生的背景”、“晦庵思想体系的概说”、“晦庵思想的批判”三节;一方面说“朱晦庵是宋代哲学一个集大成的人。他是继承周、张、二程的思想的,尤其是受程伊川的影响最大,他提出一个‘理’字说明他的全部哲学” [3](P.287),另一方面又认为,朱熹“拼一生的心血以加强中国社会的封建意识,以增多无知民众的固定观念,以厚植维护宗法的儒家势力” [3](P.334),强调朱熹学术旨在维护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根本利益。这明显是用政治的阶级分析方法阐述和分析朱熹的学术。

 

继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之后,1936年,谭丕模的《宋元明思想史纲》出版。该书在阐述南宋各派的学术思想时,通过对社会阶级矛盾的分析,明确指出,陆九渊的哲学是“从大地主阶层的立场出发”的“绝对唯心论的哲学”;朱熹的哲学是“从谋大地主阶层与小地主阶层的妥协的立场出发”的“理气二元论的哲学”;叶适、陈亮的哲学则是“从小地主阶层的立场出发的”。[4](P.64)所以,该书在阐述朱熹的哲学思想时,以“大小两地主阶层之调和论——朱熹的格物论”为题,把朱熹的学术与社会的阶级斗争矛盾联系起来。

 

1937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该书旨在对中国历史中“社会思想的各流派,从其形成、发展、死亡的过程上,以及其相互对立斗争——作为各别阶级的本质的对立和同一阶级内部各阶层的统一对立——的关系上,作系统的探究” [5](《初版序》),强调社会思想各流派与社会政治各阶级的紧密联系。该书第九编“封建主义衰落期政治思想的各流派”第二章“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和朱陆两学派的对立”有“朱熹的折衷主义”一节,包括“朱熹传略”、“作为朱熹哲学之认识论的‘理’‘气’二元论”、“折衷主义的政治论”三部分,专门阐述朱熹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不仅把朱熹的学术思想归属于统治阶级,而且还用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阐述朱陆之辩。

 

1939年,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纲要》出版。该书认为,中国哲学的研究,“要对于各时代的哲学,依唯物史观的考察,即一方面由社会诸关系的特征上,确定其阶级的背景;而另一方面也由模写论上批判其逻辑的命题,并把握哲学史发展的内在关联” [6](P.22),特别强调中国哲学的研究必须确定各种哲学派别的阶级背景。该书第四篇“经学发展的新阶段——宋明时代的新儒教哲学”第十四章“作为宋学集大成的朱熹的理气二元论及朱陆对立的阶级与哲学意义”,包括“朱熹的时代背景及其阶级性”、“朱熹的理气二元论及其根本的缺陷——对于唯心论的屈服”、“朱陆对立的社会根据及其哲学意义”三节,不仅阐述朱熹的哲学思想,而且进一步分析了朱熹哲学思想的阶级属性。

 

同年,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出版。该书第四编“封建势力持续时代(自北宋初至鸦片之战)”第十章“巩固统治的理学”,其中“理学之生长完成”一节分为“中国思想之演变”、“理学内容之特质”、“理学有裨于统治”三部分,包括了对朱熹理学思想的阐述,并且明确指出,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有助于统治者。

 

1942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册)在延安付印出版。该书的第三编“封建经济的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侵入——隋统一至清鸦片战争”第五章“南北分裂与封建经济南盛北衰时代——金与南宋”第三节“南宋的腐朽政治与道学的提倡”和第九章“隋唐以来文化概况”第五节“正统派宋学”论及朱熹及其思想。其中认为,以朱熹为代表的“正统派宋学”“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 [7](P.744)。

 

1948年,蔡尚思发表《宋明理学相同的缺点》,分为:“地主的立场”、“三教的杂家”、“不行的修养”、“无上的君权”四部分;同年又发表《程朱派哲学的批判》,分为“学说的来源——儒家与道佛”、“两种的功夫——心头与纸上”、“骗人的谈玄”、“吃人的讲理”四部分。不仅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阐述朱熹的学术,而且对它展开了严厉的政治批判。该二文后来收入他于1950年出版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8](P.85-98、120-142)

 

二、朱熹家庭背景以及生平事迹的阶级分析

 

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朱熹学术,首先是要对朱熹本人的家庭背景以及生平事迹做出阶级分析,其次是要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对朱熹的学术思想的阶级属性做出分析和批判。

 

关于朱熹的家庭背景,《宋史·朱熹传》指出:“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之崇安,后徙建阳之考亭,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 [9](P.12767-12768)对此,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以为然,指出:“此殆为过甚之辞,未有其贫至衣食无着而能穷年以事学问者;且其父子相继为显官,而未有无产业者。故原其出处,应为一官僚地主之家庭,后来式微了的。” [5](P.398)赵纪彬《中国哲学史纲要》也说:“朱熹的家世及经历,为官僚阶级。” [6](P.424)蔡尚思《宋明理学相同的缺点》则说:“二程、朱熹、张栻、陆氏……那班理学大师,都是官家地主的子弟;而自己也常做官,如朱熹、许衡、王守仁、李光地……等的官位都是很高,所以和下层大众很隔阂,不知稼穑之艰难,不知痛苦为何物,其思想全是代表上层,而不适于实际之用。” [10](P.15)

 

关于朱熹的生平事迹,谭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纲》说:“他是以进士出身,做过同安主簿,知南康军,累次对策,都是劝人君以正心和格物致知为主,后来以政见关系被贵族地主排斥,乃退而讲学于白鹿洞。在学术上与陆九渊对立,致演成鹅湖之会的三日舌战,在政治上与韩侂胄对立,致演成‘庆元党祸’。他的生活,非常有秩序,举止非常娴雅,真能遵守封建社会的信条,博得当时多数士大夫的尊崇。” [4](P.65)应当说,这一评述与《宋史》所载基本一致。

 

与谭丕模以为朱熹“真能遵守封建社会的信条”相反,在当时延安出版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则另有一说:“朱熹讲正心诚意的道学,被认为登峰造极。他本人的行为,并不与他口说符合,虽然他声名大,徒弟多,经长时期的修饰隐讳,似乎装成圣贤模样,可是不能掩尽的行迹,却依然流传。例如朱熹与陈亮友善,陈亮游台州狎官妓,求台州太守唐仲友代为脱籍。仲友卑视陈亮,不肯出力,亮怒,往见朱熹。熹问小唐说些什么?亮答,唐说你字都不认识,如何做得监司(大官)。熹怒,借查冤狱名义,巡按台州,立夺仲友官印,奏告他的罪状,仲友也上奏自辩。官妓严幼芳色艺冠一时,熹捕幼芳强令供与唐通奸,幼芳备受鞭杖,抵死不认。她说:‘我是贱妓,与太守通奸,止是杖罪,不过是非真假,岂可乱说,我终死不能诬人’。熹再三痛杖,逼令认奸,幼芳受刑不屈。赵眘起初看朱、唐互告,止当是秀才争闲气(闹意气),后来看朱熹冤人通奸,令朱、唐二人都罢免才了事。其他如迷信风水,掘别人的墓地,葬自己的母亲;娶尼姑二人作宠妾;托名邹訢注释《参同契》(炼丹书,东汉道士魏伯阳著);标榜俭德,不让老母吃好米。这都是南宋人的记载,应该可信。” [7](P.419-420)

 

“南宋人”的那一“记载”,前半部分出自南宋人洪迈《夷坚支志》庚卷十《吴淑姬严蕊》所述,《四库全书总目》将该书归为“小说家类”,并指出:“是书所记,皆神怪之说。”而后半部分,出自“庆元党案”时朱熹的政敌韩侂胄指使监察御史沈继祖诬朱熹的诸条罪状,据陈荣捷《朱子新探索》考证,最早见于稍后于朱熹的南宋人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卷四《庆元党》,而其中多数内容属于颠倒是非。[11](P.518-521)

 

不可否认,“南宋人”的那一“记载”,有些应当是事实,比如,朱熹托名邹訢注释《参同契》,而撰《〈周易参同契〉考异》,但多为沈继祖捏造的诬陷之词。问题是,那一“记载”中有关朱熹品行的说法,只是沈继祖所编造的罪状,大多不能被当作事实,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人信以为真,否则就无法解释他去世之后宋朝廷“诏赐熹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后来又“诏以周、张、二程及熹从祀孔子庙”; [9](P.12768-12769)直至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诏升入大成殿配享,位列十哲之次” [12] (卷十六《文公朱晦庵先生熹》)。民国时期,1918年出版了孙毓修所撰《朱子》,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所推出“少年丛书”之一,至1929年已出第10版,几乎年年再版;1935年又出版了章衣萍所撰《朱子》,为上海儿童书局推出儿童读物“中国名人故事丛书”之一,至1946年已出第11版。[13]可见,在民国时期,朱熹仍然是一个受到多数文人学者以及广大的社会读者所推崇的人物,而且是作为教育下一代的典范,因此也不可能相信“南宋人”那一“记载”中有关朱熹品行的说法。

 

三、朱熹学术思想的阶级分析

 

关于朱熹学术思想的阶级属性,如前所述,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认为,朱熹的学术是为了“加强中国社会的封建意识”。同时,该书还对朱熹讲读书、主敬作了分析,指出:“无论主敬也好,读书也好,他的根本意思是在‘销磨飞扬倔强之气’。自经晦庵这番的说明,于是后来的统治阶级,尤其是满清,遂专用这种态度,提倡读书,以销磨被统治阶级的飞扬倔强之气。……用慴伏身心、销磨志气的态度提倡读书,只是表现一个御用学者的可悯的心境。” [3](P.336)此外,李石岑还大力推崇戴震对于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批评,并引述戴震所言“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指出:“东原对晦庵的攻击,可谓达到百尺竿头,但所持的理由,却是很正确的。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淫威之下,‘死于理’的确实要比‘死于法’的更可怜。”接着,李石岑还进一步得出结论:“晦庵谈理,建立一种理学,结果,对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效用大,而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帮助却是极微极微。” [3](P.341)

 

谭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纲》认为,朱熹“一方面把周程所遗留的学说,加以有系统的组织与发挥,一方面把王安石的政治学在不违背大地主的利益的原则下而加以修正,而另成一新的体系” [4](P.65);又认为,朱熹讲穷理,是为了“明了封建社会中的‘人伦’关系,指示其各阶层彼此的正当行为,而达到其阶级的说教” [4](P.73-74);同时又说:“他的政治论的根本原则,就是守旧与因时并用,这也是从谋大小两地主阶层调协的观点出发的。” [4](P.74)而且还指出:“朱氏是一位开明的大地主阶层之代言者,一方面在不完全抹杀小地主阶层和农民利益的原则之下而继承着大地主一部分的传统政策,一方面在不十分抵触大地主阶层利益的原则之下而采用小地主阶层一部分的维新政策,尽力地弥补大小两地主阶层的裂痕。” [4](P.77)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对朱熹的政治思想作了阶级分析,认为朱熹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符合中小地主的要求,同时也部分的符合商人、地主、中间阶层乃至农民的要求。但他又受到贵族大地主排斥,并引发为严重的‘伪学’之禁。这说明他是代表中小地主而出现的” [5](P.398);同时还认为,朱陆之争“都是由于其各自所代表的社会层利益的不同,同时也正在表现地主阶级内部诸阶层利益冲突的剧烈” [5](P.410)。

 

赵纪彬《中国哲学史纲要》则明确认为,朱熹“是南宋商工业阶级的思想家”,因此,“在政治的实践上遂确立了比较前进的、和纯封建地主不相容的态度”。[6](P.425)该书又指出:“由于当时商工业者对于封建支配的从属性,所以他无论在政治实践上及哲学思想上,都未能成为真实的变革的存在;而不过是在政治上提出了部分改良的主张,在哲学上建立了理气二元论的体系。” [6](P.444)还说:“朱陆之间的对立,完全是当时商工业者阶层与封建贵族的地主之间的冲突的反映;即朱熹代表着前者,陆象山代表着后者。” [6](P.448)同时,该书赞同戴震对宋儒理欲之辨的批评,并且指出:“在戴东原看来,宋儒这种去欲存理的学说,在实践上乃是统治阶级残杀被压迫大众的工具。” [6](P.596)

 

周谷城《中国通史》在阐述朱熹理学思想时,特别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作了阶级分析,认为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作为政治原则,不仅“统治的君主要依循这个原则以施政”,而且“凡受治的人民,也必须依循‘存天理、灭人欲’之原则以守秩序,以作顺民” [14](P.955-956)。因此,该书明确指出:“‘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原则,君民两方,都用得着。君主用此以统天下,为令主;人民依此以守秩序,为顺民。” [14](P.957)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但君主未必愿意执行这个原则,以规范自己,人民未必懂得这个原则,奉行无少差池。于是介于君民之间的智识分子重要了。智识分子依据着‘存天理、灭人欲’之原则以保种族,以辅君主,以导人民。” [14](P.957)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特别强调以朱熹为代表的“正统派宋学”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指出:“宋学的所以发生,由于统治阶级需要这种学说;所以发展,由于这种学说,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统治阶级需要怎样的学说呢?要能教人服从尊长的,不敢犯上(反抗)的,听天信命的,庸言庸行的学说。宋学恰恰就是训练这样庸人的学问。” [7](P.744)

 

蔡尚思《宋明理学相同的缺点》则认为,理学家代表地主阶级,“所以明认贫富是天经地义,极尽偏袒富人的能事” [10](P.15);又说:“宋、明、清初是中国君主专制最盛时代,同时也是理学最盛时代,理学家与专制君主,互相响应,互相利用,理学家最偏袒专制君主,专制君主最爱护理学家,理学家是专制君主的脑,专制君主是理学家的足。” [10](P.22)

 

四、朱熹学术思想的批判与肯定

 

事实上,民国时期从阶级分析入手的朱子学研究,也包含了学术层面的对于朱熹理学的阐述。李石岑的《中国哲学十讲》第八讲“什么是理学”第二节“晦庵思想体系的概说”对朱熹理学作了学术层面的阐述,指出“朱晦庵是宋代哲学一个集大成的人。他是继承周、张、二程的思想的,尤其是受程伊川的影响最大,他提出一个‘理’字说明他的全部哲学。他虽提到心性情欲,与乎心性的关系,却是特别尊重‘心’和‘理’的合一。其次,便是说明‘性’与‘理’的关系。他虽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分别,但他主张天地之性是理,气质之性是理与气杂,于是又认‘性’和‘理’的合一。他对于修养方面,则提出居敬穷理四字。居敬是涵养的工夫,属于内的方面;穷理是致知的工夫,属于外的方面。所谓居敬,所谓穷理,实际上都指理而言。这样看来,我们可以把晦庵全部的思想,叫做‘理一元论’。” [3](P.287)该节分为“心即理说”、“性即理说”、“修养的方法”三个部分阐述朱熹理学。

 

但是,从阶级分析入手对于朱熹理学的阐述,旨在对此做出政治批判。因此,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在“晦庵思想体系的概说”之后又有“晦庵思想的批判”。谭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纲》、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赵纪彬《中国哲学史纲要》以及周谷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在阐述朱熹及其理学的同时,又包含了批判。这种批判,既有学术层面上的批评,也有政治层面上的批判,甚至也有情绪化、简单化的批判。蔡尚思《程朱派哲学的批判》说:“这般贵族地主,饱食煖衣,闲得无聊,妄作玄谈,表示高深,例如什么心、性、理、气、天命、象数、太极、无极、阴阳、五行等,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他们师徒,终身终日,开口瞎说,闭目瞎想。”“程朱派理学家最不讲理,最无良心。”“缠足与守节同是摧残妇女的,且皆为理学家所重视,而盛行于南宋以后。朱熹生长福建,又常在福建做官,下令妇女缠足,以绝淫风。……在世界各国中,以古代中国人最压迫女子;在古代中国各思想家中,以程朱派最压迫女子;在中国历代政府君主中,亦以提倡程朱理学的元、明、清三代为最压迫女子。” [15](P.47-48)显然,这已经超出了学术层面而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和情绪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从阶级分析入手的朱子学研究,对于朱熹学术思想,除了政治批判之外,也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学术研究,并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肯定。

 

谭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纲》不仅在学术层面上阐述朱熹“主张立纲纪”、“主张劝农”、“主张防止兼并”、“主张立社仓”、“主张废除经总制钱”等政策主张,而且还进一步认为,这些政策主张“适合当时社会需要”,有利于“实现其各阶层的协调”。[4](P.74-75)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赵纪彬《中国哲学史纲要》都对朱熹在政治实践中所提出的具体政策主张作出了学术层面的阐述,并且予以了肯定。吕振羽指出:“在当时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朱熹所主张的那种改良政策,不只是必要,而且是有进步作用的。” [5](P.408)赵纪彬指出:“凡此种种主张,总而言之,即朱熹这种对外抗战到底,对内由改善民生以求团结一致的实践态度,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已经是历史制限内的最大可能性的前进思想。” [6](P.429)

 

与此同时,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赵纪彬《中国哲学史纲要》还对朱熹的科学思想和格物致知说有所肯定。对于朱熹的科学思想,吕振羽指出:“他肯定地球形成的过程,是由气体凝聚,然后成为流质体,后来便慢慢冷却成为硬壳体,并肯定地球为圆形体,又认为月本身没有光,其发出的光,是吸收日光的反射,这都是有其盖然的正确性,也是朱熹对天文学的伟大贡献。” [5](P.401)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赵纪彬明确指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实已充满着把握客观事物本质的科学精神。而且朱熹也确乎依此方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之下,获得了惊人的自然认识。” [6](P.437)同时还分别例举了朱熹有关宇宙起源、生成以及月本无光、地质变化等方面的论述,并且指出:“在朱熹这种自然认识上,我们首先看到了他以为宇宙的本体是气,由于气自身内在矛盾的发展,即阴阳的对演与水火的交感而形成了宇宙的起源;其次宇宙的生成顺序,是由气体而液体而固体,且周期的由形成而消灭(虽然是单纯的循环);这一些的见解,和康德的星云说的宇宙生成论,颇为近似。至其以月本无光,得日之光而始明的见解以及关于地质学的发现,均与今日的科学定论相符合。凡此,皆其格物致知说的唯物论的科学精神的直接产物。” [6](P.439)

 

五、余论

 

民国时期从阶级分析入手的朱子学研究,既有对于朱熹家庭背景以及生平事迹、朱熹学术思想的阶级分析,也包含了对于朱子学的实事求是的阐述和评价。李石岑、赵纪彬都对朱子学做过相当深入的理论分析,并且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特别强调朱熹的“心即理说”,认为在朱熹那里,“心是性和情的主宰”,“心是天理的主宰”,因而建立了宋代观念论的根基。[3](P.293)赵纪彬《中国哲学史纲要》实际上提出了朱熹理学与西方哲学中唯物论、唯心论的关系问题以及朱熹格物致知说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后来,他的《中国知行学说简史》还对朱熹知行论中所谓“知先行后”、“理具于心”“致知以敬为本”三个命题作了理论分析。[16](P.175-178)应当说,这些问题本身都是学术问题,民国时期学者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民国时期从阶级分析入手的朱子学研究,从总体上看主要是对于朱熹学术思想的政治层面的批判,但是也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学术层面的肯定。谭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纲》、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赵纪彬《中国哲学史纲要》都对朱熹学术思想的某些方面有所肯定。这与后来对于朱熹学术思想的全面批判和否定有着很大的不同。如前所述,赵纪彬在《中国哲学史纲要》中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实已充满着把握客观事物本质的科学精神”,并且还认为,朱熹对于自然的认识,“皆其格物致知说的唯物论的科学精神的直接产物”。这些学术层面的肯定,完全不同于后来他所参与执笔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第十三章“朱熹的思辨哲学及其反动的正宗性质”所说:“朱熹所谓‘格物致知’是‘无人身的理性’本身的复归,‘物’既非客观事物,‘知’也不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其体系是一种狡猾的僧侣哲学,但居然有人说它‘是有唯物论精神的’,这就不仅是令人失笑而已,我们必须警惕这种说法的意图。” [17](P.647)“朱熹提到自然科学的地方,有关于宇宙的生成和结构的一些问题,他也提出了一些假说,但是朱熹的假说在当时不是进步的,它既不是由他自己的科学实践中导出,也不是对既有的科学成果加以提高或综合,而不过是掇拾当时的公认的论点,加入神秘的内容,凑成一幅与他的僧侣主义哲学最能对合的宇宙图画。” [17](P.611)

 

需要指出的是,从阶级分析入手研究中国哲学,在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就有不同意见。贺麟于1945年写成的《当代中国哲学》中就认为,阶级斗争“只是政治斗争中一个口号”,“历史上的斗争并不限于阶级,我们也可说历史是观念的斗争,民族的斗争,譬如即以前后两次世界大战来说,就很难以阶级斗争四字来解释清楚”。[18](P.79)不可否认,从阶级分析入手研究中国哲学,包括朱子学,是一定范围内社会政治的需要,对于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的意义。但就研究方法而言,由于在学术研究中带入了明显的主观政治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造成对于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的损害,甚至有可能为了主观的政治立场,而在研究材料不够充分并且尚未作出深入的理论研究的情况下,仓促而简单地得出与实际不相符合的结论;而且,随着主观的政治立场的改变,既有的学术观点也会随之改变。

 

民国时期从阶级分析入手的朱子学研究,虽然只是当时学术研究的一部分,但是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的朱子学研究,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就是沿袭或夸大了这种从阶级分析入手的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李石岑.人生哲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2]李石岑.哲学概论[M].上海:世界书局,1933.

[3]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M].上海:世界书局,1935.

[4]谭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纲[M].上海:开明书店,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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