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爱国】朱熹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的诠释及其现代价值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05-30 22:32:49
标签:性与天道、朱熹
乐爱国

作者简介:乐爱国,男,西元1955年生,浙江宁波人。现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出版著作有《王廷相评传》《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走进大自然的宋代大儒:朱熹的自然研究》《为天地立心:张载自然观》《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宋代的儒学与科学》《国学与科学》《儒学与科技文明》等。

 

朱熹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的诠释及其现代价值

作者:乐爱国

来源:《学术界》2018年1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廿五日丙寅

 耶稣2019年5月29日


 

摘要对于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历代的解读,众说纷纭。汉儒认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魏晋南北朝的儒者则把孔子所言与孔子学说之旨区别开来,认为孔子学说之旨在于性与天道,由于其理深微,不可得而闻也。清儒认为,孔子言性与天道在《易传》,又在平日教学中而不言,所以不可得而闻也。与此不同,朱熹强调性与天道“夫子罕言之”,并以此解释“学者有不得闻”,同时又进一步认为,孔子之所以罕言性与天道,不仅是由于性与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而且还在于“圣门教不躐等”,因而涉及如何识得性与天道、如何教人的问题。现代的解读,仍然停留于孔子是否言性与天道的问题上,而牟宗三的解读则与朱熹完全一致,凸显朱熹的解读具有现代学术价值。

 

《论语·公冶长》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对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汉唐诸儒认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朱熹则解读为:性与天道“夫子罕言之”。现代杨伯峻《论语译注》的解读是:孔子关于天性和天道的言论,我们听不到;而且认为,在《论语》中,孔子讲人性,“只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话”,“孔子不讲天道,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取存而不论的态度”。1钱穆《论语新解》说:“孔子言性,《论语》惟一见。天道犹云天行,孔子有时称之曰命,孔子屡言知天知命,然不深言天与命之相系相合。子贡之叹,乃叹其精义之不可得闻。”2李泽厚《论语今读》对杨伯峻和钱穆的解读有所综合,认为孔子“慎言大题目,少用大字眼”,“强调从近处、从实际、从具体言行入手”,对于性与天道,“不是不讲,而是不直接讲”3。显然,这些解读之间存在着差异。因此,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历代解读作一梳理,无疑有助于理解“性与天道”在儒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一、汉唐诸儒的解读

 

据《汉书·张禹传》载,张禹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三十余,地震五(十六),或为诸侯相杀,或夷狄侵中国。灾变之异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性与天道,自子赣之属不得闻,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4据《后汉书·桓谭传》载,桓谭说:“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5对此,唐李贤注:“《论语》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郑玄注云:‘性,谓人受血气以生,有贤愚吉凶。天道,七政变动之占也。’”6(另据唐写本《论语郑氏注》,郑玄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曰:“性,谓仁(人)受血气以生,贤愚古(吉)凶。天道,谓七政变动之占。”7)显然,在汉儒看来,性与天道各有所指,而且正如孔子“罕言命,不语怪神”,不记述“奇怪虚诞之事”,“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这里把“性与天道”与孔子所罕言的“命”以及所不语的“怪神”“奇怪虚诞之事”相对应,因此,所谓“性与天道,自子赣之属不得闻”,“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实际上是指孔子不言性与天道。

 

三国时期,对于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解读,开始发生转变。据《三国志·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曰:“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8在荀粲看来,孔子之道在于性与天道,但“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而无法用言语表达。这就把孔子之道与孔子之所言区别开来;换言之,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但孔子之道在于性与天道。

 

魏何晏《论语集解》注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南北朝皇侃《论语集解义疏》疏曰:“夫子之言,即谓文章之所言也。性,孔子所禀以生者也;天道,谓元亨日新之道也。言孔子六籍,乃是人之所见,而六籍所言之旨,不可得而闻也。所以尔者,夫子之性与天地元亨之道合其德致,此处深远,非凡人所知,故其言不可得闻也。”9邢昺《论语注疏》疏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者,天之所命,人所受以生,是性也;自然化育,元亨日新,是天道也。与,及也。子贡言,若夫子言天命之性及元亨日新之道,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言人禀自然之性及天之自然之道,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是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10与汉儒一样,魏晋之后的儒者也认为性与天道各有所指,但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孔子“六经”所言之旨在性与天道,由于其理深微,非凡人所知,故不可得而闻也。

 

由此可见,对于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解读,汉唐时期主要有两种观点:

 

其一,为汉儒所提出,认为正如“子不语怪、力、乱、神”,不仅孔子不言性与天道,而且孔子的学说也不言性与天道,因此不可得而闻也。后来唐代颜师古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性命玄遠,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11又说:“《论语》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谓孔子未尝言性命之事及天道。”12所谓“未尝言性命之事及天道”,就是指孔子及其学说都不曾言性与天道。

 

其二,为魏晋南北朝的儒者所提出,认为孔子的学说之旨在性与天道,由于其理深微,不可得而闻也。这种观点除了为北宋邢昺所接受,还有司马光“子罕言命,子贡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是则天道精微,非圣人莫能知。今学者未能通人理之万一,而遽从事于天,是犹未尝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几矣。”13也就是说,孔子之言性与天道,之所以不可得而闻也,是由于“天道精微,非圣人莫能知”。

 

需要指出的是,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其中“夫子之言”,既可以指孔子教人时所言,也可指孔子的学说之所言。汉儒把二者混为一谈,把孔子教人时所言等同于孔子的学说之所言,完全否定孔子之言性与天道。魏晋南北朝的儒者则把孔子教人时所言与孔子的学说之旨区别开来,肯定孔子的学说之旨在于性与天道,又认为其理深微而不可得而闻也

 

唐韩愈、李翱《论语笔解》肯定孔子的学说言性与天道,但是反对以往儒者将性与天道分割开来。韩愈说:“吾谓性与天道一义也。若解二义,则人受以生,何者不可得闻乎哉?”李翱曰:“‘天命之谓性’,是天人相与一也。天亦有性,春仁、夏礼、秋义、冬智,是也。人之率性,五常之道是也。盖门人只知仲尼文章,而少克知仲尼之性与天道合也。非子贡之深藴,其知天人之性乎?”14认为在孔子那里,“性与天道合一义”,“性与天道合”。后来,北宋陈祥道《论语全解》说:“夫子之道,出而致广大则为文章;入而极高明则为性与天道。子贡得其言,故于文章可得而闻;未得其所以言,故于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盖性在我者也,未尝不在天;天道在天者也,未尝不在我。《礼》曰‘天命之谓性’,是在我者未尝不在天也。孟子曰‘圣人之于天道’,是在天者未尝不在我也。”15实际上继承了唐韩愈、李翱关于孔子讲“性与天道合”的思想,而且明确认为孔子之道在于性与天道。

 

二、性与天道“夫子罕言之”

 

二程强调“心、性、天,只是一理”,指出:“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禀受言之谓之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16对于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解读,则认为是子贡闻孔子言性与天道而发出的赞叹。程颢说:“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盖于是始有所得而叹之。以子贡之才,从夫子如此之久,方叹‘不可得而闻’,亦可谓之钝矣。”17在程颢看来,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是子贡闻孔子言性与天道而发出赞叹。同时,程颢又说:“‘《诗》《书》、执礼皆雅言。’雅素所言也,至于性与天道,则子贡亦不可得而闻,盖要在默而识之也。”18“性与天道,非自得之则不知,故曰‘不可得而闻’。”19也就是说,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并不等于孔子不言。程颐也认为,子贡所言是“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20;还说:“性与天道,此子贡初时未达,此后能达之,故发此叹辞,非谓孔子不言。其意义渊奥如此,人岂易到?”21又说:“唯子贡亲达其理,故能为是叹美之辞,言众人不得闻也。”22明确认为孔子并非不言性与天道。

 

朱熹《论语集注》继承二程的解读,注曰: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盖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23

 

显然,朱熹对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解读,强调性与天道“其实一理”。他还说:“‘性与天道’,性,是就人物上说;天道,是阴阳五行。”“自‘性与天道’言之,则天道者,以天运而言。自‘圣人之于天道’言之,则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24又说:“譬如一条长连底物事,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者为性。乾之‘元亨利贞’,天道也,人得之,则为仁义礼智之性。”25

 

在朱熹看来,对于性与天道,孔子不是不言,而是“罕言之”;子贡“始得闻之”,而赞叹其美。至于孔子为什么罕言性与天道,朱熹明确认为“圣人未尝不言性命,但其旨渊奥,学者非自得之,则虽闻而不喻也”,又说:“然考之《论语》之书,则圣人之言性命者盖鲜焉,故门人又记之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窃恐子贡之本意,亦不过于如此也。”26也就是说,性与天道“其旨渊奥”,学者要识得性与天道,应当“自得”。所谓“自得”,朱熹注《孟子》“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曰:“言君子务于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识心通,自然而得之于己也。”27也就是说,要识得性与天道,必须“默识心通”。为此,朱熹还说:“观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自是有说时节,但亦罕言之。……若实能‘默而识之’,则于‘《诗》《书》、执礼’上,自见得性与天道。若不实能默识得,虽圣人便说出,也晓不得。”28

 

与此同时,朱熹又批评所谓孔子未尝言性与天道的观点。针对范祖禹以为“圣人教人,各因其材,性与天道,实未尝以语子贡”,朱熹认为,这是“不察乎罕言之旨”,是错误的。他还说:“抑如子贡者,夫子尝告以‘一以贯之’矣,又告以‘天何言哉’矣,又告之以‘知我其天’矣,则固不可谓未尝以告之。”29对于杨时、谢良佐以为“性命之微,圣人未尝言,而每着见于文章之中,要在学者默识而自得之”,朱熹认为,这也是错误的。他还说:“使圣人果绝口而未尝言也,则学者何以知夫性与天道之目,而求所以自得之?若其晓然号于众曰:‘吾有所谓性与天道者,在乎不言之中,而欲学者之自得。’则其言之已甚,而又骎骎乎佛、老之意矣,安得谓之未尝言而不可闻哉!”30

 

因此,朱熹强调孔子言性与天道。据《朱子语类》载:

 

问:“子贡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后来闻孔子说邪?曰:“是后来闻孔子说。”曰:“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发见处?”曰:“固亦是发见处。然他当初只是理会文章,后来是闻孔子说性与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然孔子这般也罕说。如‘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系《易》方说此,岂不是言性与天道。又如‘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岂不言性与天道。”31

 

朱熹认为,子贡当初只是理会文章,后来闻得孔子说性与天道,并非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但是,孔子言性与天道,只是“罕说”,更多的是体现在《易传》中。又据《朱子语类》载:

 

器之问:“性与天道,子贡始得闻而叹美之。旧时说,性与天道,便在这文章里,文章处即是天道。”曰:“此学禅者之说。若如此,孟子也不用说性善。《易》中也不须说‘阴阳不测之谓神’。这道理也着知。子贡当初未知得,到这里方始得闻耳。”32

 

在朱熹看来,孔子言性与天道,虽然体现在文章里,但不能由此认为“文章处即是天道”,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子贡当初并未从理会文章中知得性与天道,而是在理会文章后才闻得孔子言性与天道。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讲性与天道“夫子罕言之”,强调孔子言“性与天道”,批评所谓孔子未尝言性与天道的观点,因而完全不同于汉唐诸儒所谓孔子不言“性与天道”的说法;同时,朱熹又认为性与天道“其旨渊奥”,因而“夫子罕言之”,又包含了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儒者认为“性与天道”为孔子“六经”之要旨,其深微而不可得而闻的说法。而且,朱熹还赞同门人所谓:“性与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盖性者是人所受于天,有许多道理,为心之体者也。天道者,谓自然之本体所以流行而付与万物,人物得之以为性者也。圣人不以骤语学者,故学者不得而闻。”33认为性与天道“夫子罕言之”,不仅是由于性与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而且还在于“圣人不以骤语学者”。

 

三、“圣门教不躐等”

 

朱熹认为,性与天道“夫子罕言之”,以致于子贡闻得孔子言性与天道时,而赞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其原因在于性与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圣人不以骤语学者”,这就是《论语集注》所谓“圣门教不躐等”。朱熹还说:“子贡性与天道之叹,见得圣门之教不躐等。又见其言及此,实有不可以耳闻而得之者。”34

 

“躐等”一词,《礼记》已经言及。《礼记·学记》讲“教之大伦”时说:“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伦也。”对于其中“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唐孔颖达说:“教学之法,若有疑滞未晓,必须问师,则幼者但听长者解说,不得辄问,推长者谘问。幼者但听之耳。‘学不躐等也’者,学,教也;躐,踰越也。言教此学者,令其谦退不敢踰越等差。若其幼者辄问,不推长者,则与长者抗行,常有骄矜。今唯使听而不问,故云学不躐等也。”35可见,“躐等”意在“踰越等差”,《礼记》强调“学不躐等”,讲的是教学不可“踰越等差”,应当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二程强调“学不躐等”,说:“圣人之教,常俯而就之,……非独使资质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气高迈者亦不敢躐等而进也。”36程颐强调《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必须循序渐进,而不可躐等,说:“未致知,便欲诚意,是躐等也。学者固当勉强,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37与二程同时的范祖禹也讲“学不躐等”。他说:“先王之教,学不躐等,幼者有为幼之事,长者有为长之道。童子而欲为成人,是学未至而谓之至,行未成而谓之成,……岂不夭其天性哉!”38晁说之撰《儒言》,其中有《躐等》一节,说:“学不躐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视,九年乃大成。今童子嬉戏未除,而为易高谈天人之际,老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谋,乃谓三代可立致,而平视尧舜,其躐等多矣。以故民风日浇,而盗贼兴,未易图其救之之术也。”39

 

二程门人也多讲“学不躐等”。吕大临《论语解》说:“吾无隐乎尔,与人为善也。学不躐等。非隐也,未可也。竭两端于鄙夫,非躐等也,言近而指远也。以微罪去,非隐情也,众人自有所不识。性与天道,非不言也,弟子亦自有所不闻。”40对于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杨时说:“孔子之学《易》,宜不待五十,言此者,欲学者当其可而不躐等也。”41对于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尹焞说:“孔子生而知之者,而言十五至于七十,成德之序如此,其亦勉进学者不躐等之意。”42

 

朱熹《论语集注》不仅认为孔子罕言性与天道,是出于“教不躐等”,而且还针对《论语》孔子所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说:

 

教人者,当随其高下而告语之,则其言易入而无躐等之弊也。张敬夫曰:“圣人之道,精粗虽无二致,但其施教,则必因其材而笃焉。盖中人以下之质,骤而语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将妄意躐等,而有不切于身之弊,亦终于下而已矣。”43

 

这也是讲“教不躐等”。针对《论语》孔子告子路所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朱熹说:“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晓子路,然学不躐等,于此亦可见矣。”44《论语集注》则说:“非诚敬足以事人,则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终而知所以死。盖幽明始终,初无二理,但学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45这里讲的是“学不躐等”。

 

按照朱熹的说法,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并非孔子不言性与天道,而是由于“夫子罕言之”;孔子之所以罕言之,是由于性与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圣门教不躐等”。至于为什么要“教不躐等”,据《朱子语类》载:

 

寓问:“《集注》说,性以人之所受而言,天道以理之自然而言。不知性与天道,亦只是说五常,人所固有者,何故不可得闻?莫只是圣人怕人躐等否?”曰:“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会。且就它威仪、文辞处学去。这处熟,性天道自可晓。”又问:“子贡既得闻之后,叹其不可得闻,何也?”曰:“子贡亦用功至此,方始得闻。若未行得浅近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么!教圣人只管说这般话,亦无意思。天地造化阴阳五行之运,若只管说,要如何?圣人于《易》,方略说到这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只看这处,便见得圣人罕曾说及此。”46

 

在朱熹看来,“圣门教不躐等”就是要学者“且就它威仪、文辞处学去”,“这处熟,性天道自可晓”,否则,“若未行得浅近者,便知得他高深作甚么”,而且,就算是闻得孔子教人识性与天道,也未必能明白其意思,所以孔子只是在《易传》中才说到性与天道。

 

显然,朱熹对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解读,不是仅仅停留于孔子是否说过“性与天道”、“性与天道”是否为孔子“六经”之要旨这样的问题上,而是通过强调孔子言“性与天道”,进一步讨论如何识得性与天道,孔子如何教人。尤其是,朱熹不仅认为性与天道“夫子罕言之”,而且讲“圣人于《易》,方略说到这处”,把孔子言“性与天道”与《易传》结合起来,对于后世影响很大。

 

四、清儒的解读

 

清儒肯定孔子之言“性与天道”,并且与《易传》联系在一起。戴震说:“读《易》,乃知言性与天道在是。”47也就是说,孔子所言“性与天道”包含在《易传》之中。

 

钱大昕对孔子之言“性与天道”的解读,着重于性与天道的关系。他说:“经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祸福言。……郑康成注《论语》云‘天道,七政变通之占’,与《易》《春秋》义正同。孟子云‘圣人之于天道也’,亦谓吉凶阴阳之道,圣人有不知,故曰‘命也’。否则,性与天道又何别焉?一说性与天道,犹言性与天合也。《后汉书·冯异传》:‘臣伏自思惟,以诏勅战攻,每辄如意;时以私心断决,未尝不有悔。国家独见之明,久而益远,乃知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管辂别传》:‘苟非性与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晋书·纪瞻传》:‘陛下性与天道,犹复役机神于史籍。’(《唐书》孙伏伽、长孙无忌传,俱有性与天道之语)此亦汉儒相承之说,而何平叔俱不取。”48在钱大昕看来,汉儒既有讲性与天道有别,也讲性与天道合,后者为何晏《论语集解》所不取。

 

宋翔凤《论语说义》对孔子之言“性与天道”多有研究。他说:“《诗》《书》《礼》《乐》者,夫子之文章也;《易》者,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也。……《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隐以之显,《春秋》纪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见至隐,天人之际,通之以性。故曰‘性与天道’,所谓‘与’者,天人相与也。人皆有天命之性,不能率性则离道,圣人能率性则合道。道者,天道。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性与天道之学也。”49宋翔凤认为,孔子在《易传》中言“性与天道”,而且孔子所言“性与天道”是就性与天道合而言。他还说:“圣人言性合乎天道,‘与’犹言‘合’也。后言‘利与命与仁’,亦是合义。”50

 

对此,刘宝楠《论语正义》案:“以‘与’为‘合’,此汉儒误解,不可援以为训。”51还说:“性与天道,其理精微,中人以下,不可语上,故不可得闻。其后子思作《中庸》,以性为天命,以天道为至诚。孟子私淑诸人,谓人性皆善,谓尽心则能知性,知性则能知天,皆夫子性与天道之言,得闻所未闻者也。”52

 

显然,清儒大都认为孔子言性与天道,其分歧在于孔子所言“性与天道”是否就性与天道合而言。至于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则如刘宝楠所说,是由于“性与天道,其理精微,中人以下,不可语上”。刘宝楠还说:“夫子四教,首在于文,颜子亦言‘夫子博我以文’,此群弟子所以得闻也。《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盖《易》藏太史氏,学者不可得见,故韩宣子适鲁,观书太史氏,始见《周易》。孔子五十学《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传是学。然则子贡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易》是也。”53认为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是由于他未闻孔子《易》学。

 

除此之外,清儒又强调孔子在《易传》中言“性与天道”,而在平时教学时则有所不言。程廷祚《论语说》说:“性与天道,事物之大原,夫子于大《易》《中庸》言之盖亦详矣,而设教之日,则有所不言者,以性与天道即事物以为体,骤而语之,必有遗其当务者矣。……孔门高弟,莫如颜渊,而夫子之答问仁,则曰‘克己复礼’。颜子于博文约礼之后既竭吾才,而亦未闻夫子语之以性与天道也。然则圣人未尝以是为教,亦明甚矣。”54章学诚则说:“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盖夫子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未尝表而着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曰‘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也。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不明着此性与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55后来的戴望说:“性者,人所分于阴阳五行,有仁义礼知之等;天道,天所行盈虚消息之道。‘与’犹‘合’也。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于《易》《春秋》。然不以设教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故‘不可得而闻也已矣’。”56认为孔子在《易传》中言“性与天道”,但在平日教学中则不言,所以“不可得而闻也”。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肯定孔子言“性与天道”。

 

五、余论

 

应当说,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指的是子贡未闻孔子言性与天道。但是,子贡未闻孔子言性与天道,不等于孔子不言性与天道;而且,孔子是否言性与天道,是一回事;孔子的学说是否在于性与天道,又是一回事。

 

汉儒以子贡未闻孔子言性与天道,而认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魏晋南北朝的儒者则把孔子所言与孔子学说之旨区别开来,认为孔子学说之旨在于性与天道,由于其理深微,不可得而闻也。清儒认为,孔子言性与天道在《易传》,又在平日教学中而不言,所以不可得而闻也,无疑是将汉唐诸儒的解读推进了一步。

 

与此不同,朱熹强调性与天道“夫子罕言之”,并不是不言,并以此解释“学者有不得闻”,同时又进一步认为,孔子之所以罕言性与天道,不仅是由于性与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而且还在于“圣门教不躐等”,因而涉及如何识得性与天道、如何教人的问题。

 

现代对于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解读,依然停留于孔子是否言性与天道的问题上。杨伯峻《论语译注》认为“孔子不讲天道,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如同汉儒,以子贡未闻孔子言性与天道,而认为孔子不言性与天道。钱穆《论语新解》认为“孔子屡言知天知命,然不深言天与命之相系相合”,承认孔子言性与天道。李泽厚《论语今读》认为孔子对于性与天道,“不是不讲,而是不直接讲”。这样的解读,无论相较于朱熹解读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还是相较于清儒解读所做的清晰分疏,都尚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

 

与此不同,对于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解读,牟宗三说:“‘不可得而闻’,向来有相异的两种解说,第一种是说孔子认为性与天道过分玄妙深奥,索性根本不谈它们。另一种说法认为孔子不是不讲性与天道,只因性与天道不易为青年学生所领悟,所以很少提及。我们可以推想,子贡说‘不可得而闻’那话时,年龄一定不小了,最低限度他可略懂性与天道的道理。如此,他所说的‘不可得而闻’,其实是对孔子的赞叹,这赞叹又表示子贡对性与天道有若干程度的解悟。也许,孔子的确很少谈论性与天道,从《论语》看来是如此;然而,孔子五十而读《易》,至‘韦编三绝’,而且又曾赞《易》,显然他对《易经》下了一番功夫。《易经》的中心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孔子对性与天道,确曾下了一番研究的心血。说孔子对于性与天道根本不谈,或根本无领悟,那是不对的。不过他不愿客观地空谈,而却开辟了仁、智、圣的领域。只要践仁成圣,即可契悟天道。”57显然,牟宗三的解读不是停留于孔子是否言性与天道的问题上,而是进一步讨论如何识得性与天道、如何教人的问题,这与朱熹的解读完全一致,凸显朱熹的解读具有现代学术价值。

 

 

注释

 

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6-47页。

 

2、钱穆:《论语新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22页。

 

3、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4-95页。

 

4、[汉]班固:《汉书》(10),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351、3195、3351页。

 

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4),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59-960、960页。

 

6、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3页。

 

7、[晋]陈寿:《三国志》(2),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9页。

 

8、[魏]何晏、[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0页。

 

9、[魏]何晏、[宋]邢昺:《论语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74页。

 

10、[宋]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十七《原命》,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33页。

 

11、[唐]韩愈、李翱:《论语笔解》,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7页。

 

12、[宋]陈祥道:《论语全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6页。

 

13、[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6-297、136、132、187页。

 

14、[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二,《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1、353、381页。

 

15、[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经说》卷六,《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39页。

 

1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9、297、89、126页。

 

17、[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25、725、726、726、726、724、725页。

 

18、[宋]朱熹:《四书或问》,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05、705、705-706页。

 

19、[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87页。

 

20、[汉]郑玄、[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22页。

 

21、[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粹言》,《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29页。

 

22、[宋]朱熹:《论孟精义》,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14、263、72页。

 

23、[宋]晁说之:《晁氏儒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

 

24、[宋]吕大临:《论语解》,《蓝田吕氏遗著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35页。

 

25、[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一),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079页。

 

26、[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

 

27、[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九《答问六·论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09-110页。

 

28、[清]宋翔凤:《论语说义》,《续修四库全书》第1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29、[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86、186、187、184页。

 

30、[清]程廷祚:《论语说》,《续修四库全书》第1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66页。

 

31、[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40页。

 

32、[清]戴望:《戴氏注论语》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5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33、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