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辉纯】爱国主义精神发展中儒家忠德思想的价值分析

栏目: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2015-03-11 19: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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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辉纯

作者简介:欧阳辉纯,男,西元1976年生,湖南永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现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著有《传统儒家忠德思想研究》(2017年)《中国伦理思想的回顾与前瞻》(2017年)《理念与行为的统一:中国伦理思想论文集》(2015年)和《朱熹忠德思想研究》(2018年)等。

 

 

爱国主义精神发展中儒家忠德思想的价值分析

作者:欧阳辉纯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桂海论丛》2014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正月二十日乙酉

           耶稣2015年3月10日

 


摘 要:儒家忠德思想并非历史糟粕,其中包含着可以批判继承的合理内核,它和我国其它形式的道德文化一样,参与了现代化的过程,对我国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儒家忠德在爱国主义精神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一有利于促进“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二有利于促进人们维护国家团结和统一;三有利于协调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当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应当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儒家忠德的价值。

 

关键词:爱国主义精神;儒家;忠德;当代价值

 

在中国,一些学者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更多来自想当然的假设,或者来自一些带有成见学者的介绍,而没能够自己真正深入经典,认真地看看儒家的《四书》究竟讲了些什么,这是令人深感遗憾的。[1]P250一些学者对儒家忠德的认识也是如此,认为儒家忠德只是为维护封建皇帝制度服务的,是过时的东西,在当代没有多大的价值。这种看法其实是没有真正理解儒家忠德价值。儒家忠德是和其它文化价值一样,参与了现代化的进程,它也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19世纪著名的伦理学塞缪尔·家斯迈尔斯说:“哪一个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诚、诚实、正直和公正的美德,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一旦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此热衷于对财富的追求,对感官快乐的追求和如此热衷于宗派活动,以至于荣誉、秩序、忠诚、美德和服从都已经成为了过去的东西,那么,在这种堕落的社会风气之中,就只有等到那些诚实的人——如果幸运的话,还会剩下一些这样的人——到处摸索并让每个人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之后,这个民族仅存的希望还只在于使失去的品格得以恢复,使每个个体的品格得到升华,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到的拯救。”[2]P29-30这就表明了忠德对现代社会、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

 

爱国精神属于中国民族精神的核心部分,强调增强人们的国家意识、团结意识,强调激发民族志气,用奋斗目标激励人心,增强民族凝聚力。[3]P12忠德对促进天下为公的爱国精神的形成、对维护和促进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对协调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有利于促进“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传统儒家忠德被认为是“民之望也”,[4]P1020同时,忠本身就具有“公”的内涵。《左传·僖公九年》中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4]P328儒家忠德强调“天下为公”的道德责任意识和行为,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庶民百姓都应当忠于国家、忠于社稷、忠于集体,而不是仅仅强调忠于上级、忠于君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而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4]P1098也就是说,无论是君主还是臣民都应当以公为忠,而不是效忠某个人的私忠。《左传》说:“将死,不忘卫社稷”,[4]P1020还说“临患不忘国”。[4]P1205这些都体现了天下为公的爱国精神。

 

孔子认为,君主是国家公利的代表,所以君主的命令必须是符合国家的普遍意志和民众的利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发出的命令才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广大臣民才心甘情愿地执行君主的命令。儒家的忠君本质是忠于国家,所以儒家忠君爱国精神是一种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是“道统”意义上的公忠爱国,与愚忠和绝对服从君主的一家一姓的私忠是不同的。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5]P117大臣事君采取的是“以道事君”的原则。这个“道”也就是社会公意,是集体和国家的意志,具有普遍性,代表民众的意志。言下之意,大臣事君也应当是出于以“天下为公”的公忠理念而出仕为官,他们是为公意公道做官,不是君王一家的家奴。所以,孔子反复强调:“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5]P37君子对天下的事,没有必要按照君主的意志这样或那样做,唯有按照道义和正义的标准行动才是公正合理的。

 

孟子认为君主如果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私,人民就算是杀死这样的君主,也不算是弑君,只不过是杀死一个“独夫”而已。他也认为公共意志和国家精神才是权威的来源,才是忠德的行为标准,所以,君子要以天下为公,“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6]P141这个“行天下之大道”,就要以天下为公。在位的君王也应当如此。君主要做到因得不到天下为公的人才而感到担忧,而不是整天想到去寻找那种对自己拍马屁的人。他说:“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6]P125孟子还认为,为天下行忠是人的内在的本质,是“天爵”。他说:“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6]P271西汉贾谊提出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些无不体现出传统儒家士人爱国情怀,他们的爱国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又分别提出,“国”与“天下”的区别。他认为“国”是王权体制中的一家一姓,是相对于政权而言。“天下”这是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异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7]P756天下是所有人共有的,保天下是每个人的责任,顾炎武说:“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7]P756这些忠德观点对促进人们形成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儒家这种“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源远流长,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使人们逐渐形成“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强调了个体对社会责任,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发展,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努力为国家的建设而奋斗不息。

 

现代的天下为公的爱国精神,主要在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才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现代的“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是形式主义,而是“要自觉地把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与爱集体、爱岗位、爱本职工作结合起来,在工作中努力创造一流成绩,扎扎实实地为人民谋利益。”[8]P6

 

第二,有利于促进人们维护国家团结和统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任何分裂国家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忠德对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古代的忠君观点自然是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如果我们把忠君改成忠于国家,把忠于一人一家一姓转换成忠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忠德精神就具有时代意义。

 

维护国家统一和团结,在忠德发展史上早就出现。《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9]P1尊重天下统一与周天子,维护周代国家的统一,是先民们早就有的忠德观点。《史记》也为构建天下一家、国家统一的忠诚爱国精神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人们促进和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史记·五帝本纪》是《史记》的首篇,开篇就寄托着作者统一始祖、统一道德、统一制度、统一国家的理想。作者认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尽管这种说法未必符合历史的真相,但是这种忠于一个统一的原始祖先的历史理想设计的价值远远大于历史真相的实际作用。作者为我国各族人们塑造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偶像,成为世界各地华人认祖归宗的精神支柱和价值来源。

 

如果说司马迁是从史学的角度确立了天下一家的忠德观,那么董仲舒是从理论上对天下一家、国家统一的忠德理论进行了深刻地论述。他认为,“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他说:“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10]P102五帝三王时代是国家统一、道德高尚、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这为国家统一、天下团结提供了理想的蓝图。同时,董仲舒又从五行的角度对天下“名一归于天”的忠德观的合理性进行了解释和论述。他说:“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10]P316董仲舒认为,下事上、民忠于国是最大的忠诚。忠臣的道义、孝子的忠行,都源于可贵的“土德”。尽管董仲舒对爱国统一的忠德观的论述带着神秘主义色彩,也缺乏科学证据,带有时代局限性,但这对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却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维护大一统的国家和民族团结的忠德观是中华民族精神一个重要传统。无论在过去、现在或将来,谁要是分裂祖国,谁要制造民族歧视,谁就是不忠之人,谁就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在历史上来看,任何一次分裂国家、制造混乱的政治运动,都被视为不忠。例如,唐代的安史之乱,长达八年之久,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到乾元三年(公元760年)这五年间,唐代的全国人口由5288万迅速锐减到1699万,可见这场战争给唐代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损失。落入叛军手中的杜甫,用诗歌的形式记下了这一历史动乱情景。他写下了“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艺术的记录了这段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巨大损失的悲惨历史。安史之乱也因此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姑息这次叛乱发生的唐代皇帝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也受到人们的批评。当时就有一位叫郭从瑾的老人,当面就批评了唐玄宗,说他:“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11]P6972-6973这说明任何分裂和怂恿分裂国家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

 

总之,制造分裂、制造内乱、出卖国家等行为都是与儒家忠德不相容的。儒家忠德主张忠于国家和民族团结,主张以民为贵、反对分裂和内乱。因此,儒家的这种忠德思想对促进人们维护国家团结和统一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有利于协调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个人、集体和国家关系的协调发展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儒家认为:“以私害公,非忠也。”[4]P553“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也,忠也。”[4]P328“无私,忠也。”[4]P845这些忠德思想强调的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强调“公”的重要性。当国家和社会出现危机时,这些人就会挺身而出,为国家效力。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5]P163这里的仁,自然也是一种忠,代表正义、公正和善意。“杀身成仁”也就是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集体和国家利益。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6]P265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儒家讲的“杀身成仁”不是强调无谓的牺牲,或者视自己的生命如草芥,而是在国家和集体利益面对威胁的紧要关头以国家利益为重。荀子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12]P56韩愈也说:“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13]P469一个忠义的人不是仅仅为了个人而活着,而是要为社会和国家出力。对于出仕为官的儒生来说更是如此。韩愈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13]P469当官的要忠于职守,不当官要修德明道,以仁救世。同时,又不枉道从事,作无谓的牺牲,而是“为其所当为,不为其不可为者也”。王夫之也说:“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14]P109王夫之认为,生命是可贵的,但是当生命与国家和集体之大义发生冲突的时候,为了大义,则“生可舍”。

 

无论是韩愈、程颐还是王夫之,都表明了忠德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精打细算,而是要为他人、社会和国家付出,也就是要做到“以公灭私”。[15]P361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儒家公忠认为,应当为了为国家、集体不应当顾及自己的个人利益。《忠经·百工章》说:“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16]P12“不私而天下自公”。[16]P28同时,在面对外在诱惑的时候,忠德之人不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出卖国家和集体利益,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6]P141

 

儒家这种忠德思想对协调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古往今来,凡是在国家和集体利益处于危机的关头,先进的中国人,总会不顾个人的身家性命,为了公义,挺身而出。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就是儒家忠德思想的真实写照。

 

总之,儒家的忠德是以公义为重,强调在危机的时候,集体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一个人要实现自我价值,往往需要超越个人利益,走向集体和国家利益。

 

当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时,应当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传统儒家忠德,做到古为今用,尤其是在全民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我们更应如此。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奋斗。[17]P29爱国主义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作用,儒家忠德又在当前爱国主义精神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由此可知,儒家忠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当然,在实现中国梦的奋斗过程中,我们不是要复兴儒家忠德思想,更不是主张复兴儒家忠德体制,而是要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汲取儒家忠德爱国主义的思想精华,剔除儒家“忠于君王一家一姓”、“愚忠”等的历史糟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继承儒家忠德的爱国传统,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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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