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校释有别择 裁断多创获——读黄怀信先生《论语汇校集释》

栏目:新书快递
发布时间:2016-01-25 17: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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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林

作者简介:宋立林,男,字逸民,号瘦竹,别署朴舒子,西历一九七八年生,山东夏津人。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孔子与中国文化研究室主任,曲阜师范大学国学院学术部副主任,济宁周易学会副会长。曾任《孔子文化》创办人、主编,《孔子文化研究》编辑,洙泗讲堂召集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孔子与早期儒学、儒家学术史研究、儒家哲学。致力于孔子与儒家文化的弘扬和普及,尤倾力于乡村儒学运动。主要著作有:《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孔子文化十五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

 

 

校释有别择  裁断多创获——读黄怀信先生《论语汇校集释》

作者: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香港《东方文化》第43卷,2011年8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二月十六日丙午

           耶稣2016年1月25日

 


去年五月中去世的王元化先生,不仅是一位为士林景仰的杰出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学界推重的大学者。他对于文献之整理与出版,十分用心。在其倡议策划和关怀下,有不少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得以面世。因为工作关系,其中“中华要籍集释丛书”,尤为我所关注。其中陈奇猷先生的《吕氏春秋新校释》、《韩非子新校注》,范祥雍先生的《战国策笺证》和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等先生合撰的《逸周书汇校集注》等书,都为学界朋友所称道,嘉惠学林,影响深远,可以看作新时期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大丰碑。最近,期盼已久的《论语汇校集释》终于面世,可喜可贺。

 

这部书的整理者黄怀信先生,是我所熟悉的。他早年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古文献学家李学勤先生,以文献整理与研究见长,多年来致力于儒家文献及其他古典文献的研究与整理,成绩显著,为学界所称道。自2001年调入曲阜师范大学工作以来,因了地处孔子故里的因缘,黄先生自然将主攻方向集中于儒家经典的整理与研究。不佞有幸曾受教于黄先生,虽非业师,但所获教益匪浅。先生于我为师,我与先生又在同一单位工作,从事相近的学术研究,对其学术与人品极为钦服。黄先生不善言辞,不事浮华,性喜朴学,不擅义理,勤于著述,淡泊名利,于学术事业却存大志,十分执着,除上课外,基本上深居简出,长期伏案工作,以至身体羸弱。每每见到先生写字,双手因痉挛而颤抖,辄心疼不已,更增敬佩之情。也正因他有这般“坐冷板凳”的苦工夫,才能不断贡献给学界诸如《<小尔雅>校注》、《逸周书源流考辨》、《逸周书汇校集注》(合著)、《逸周书校补注译》、《尚书注训》、《上博竹书<诗论>解义》、《鹖冠子汇校集注》、《古文献与古史考论》、《大戴礼记汇校集注》等新成果。众所周知,文献整理与研究乃十分繁琐枯燥的苦差事,但黄先生却乐此不疲,笔耕不辍。最近又向学界推出了他的新成果:《论语汇校集释》。该书煌煌两巨册,都一百五十万字,列入“中华要籍集释丛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黄先生研究、整理和讲授《论语》有年,在青年学者周海生、孔德立二位的协助下,焚膏继晷,历时数年完成《论语汇校集释》。这部书承续了黄先生以往的古籍整理风格,以汇校与集释双管齐下,并时下按语,断以己见,不仅实现了汇聚前人成果的目的,也凸显了整理者的个人识见,可谓相得益彰。与此书相配合的还有2006年出版的《论语新校释》一书(三秦出版社),可相参看。因为研究需要,不佞对此书期待已久,所以得书之后,兴奋不已,利用寒假翻读一过。颇有心得,学养浅陋,不足以语学术,不敢妄说评论,只能就陋见略陈一二,以就教于黄先生及读者诸君。

 

黄先生《论语汇校集释》(下简称《集释》)一书,一方面汇集前人在版本校勘、训解注释方面的优秀成果,有赓续总结之力;一方面又处处体现出整理者自己的新的学术判断与观点,有创新发明之功。

 

先就汇校集释言其创获。众所周知,《论语》作为研究早期儒家尤其是孔子的基本材料,历来为世所重,历代注疏不下三千种,何晏《集解》、皇侃《义疏》、邢昺《注疏》、朱子《集注》、刘宝楠《正义》皆为学者所推重。其他有价值者,亦代不乏书,如此规模浩大的注疏与训解,实在令读者茫然不知所措。近人程树德先生《论语集释》有鉴于此,以衰年发愤整理历代注疏,“分类采辑“、“荟萃贯串”,“以为研究斯书(引者案:指《论语》)之助”,功德甚巨。然而程先生以“病弱残躯”撰述此书,且时值“糜沸云扰,万方荡析”的动乱年代,条件极为艰苦,以致引文错讹脱漏甚夥,加之“搜罗广而别择未精,转为失矣”(钱穆先生语)。时至今日,学术发展,该书已不复适应需求,新的更加精审的集校集释本已为学界翘首以待。黄先生《集释》之作,可谓得其时也。

 

在校勘方面,《集释》以现存最早的完整传本“唐开成石经本”为底本,以汉石经残碑、定州八角廊汉简、吐鲁番发现之唐写本及郑氏注等十二种旧本,并征引采用阮元、翟灏等数家校勘成果。在集释方面,《集释》以重要的集注本为主,辑取元清两代数家训释。汇校与集释,对于清人成果尤为重视,采用者尤多。

 

不过,从数量看,黄本《集释》之征引古今成果显然逊于程书,但却恰恰体现出黄先生“别择”之工夫。历代整理之成果,汗牛充栋,但良莠不齐,如以胪列之数多为满足,则必定陷于汗漫无择,甚苦读者。于是,如何去取,便可见整理者之见识之高低了。程书征引古书达680种,可谓浩瀚,却有“异说纷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钱穆语)之失,黄先生《集释》于此甚为用心,精心辨别,拣择精审有价值者不足百种,反见条理之长,收“荟萃贯串”之效,而无汗漫凌乱之失。

 

然而,既为新时代的汇校集释之作,自然不能仅仅罗列众说,便告功成。对于《论语》一书之版本校勘与文意训解,必要参以己意,显示自家裁断之功,创新之见,方可算汇校集释之进步与发展,否则何必为之。而《集释》一书,对此亦可说创获殊多,比比皆是。

 

因为《论语》研究者众,故于该书之争论亦众。对于该书的成书、流传、版本、编者、真伪乃至义理,无不存在极大的争议。仅以真伪而言,颇有学者怀疑后五篇乃至后十篇之真伪,尤有甚者,西方汉学家如顾立雅、木村英一、韦利以及白牧之、白妙子夫妇等,于辨伪之后,《论语》所可信据者仅某几篇或某几章。虽然国内学者对此认同者寡,但于西方却深有影响。可见问题之严重。《集释》于《前言》中对《论语》的名义、编纂过程和编纂者、内容与结构、今本的由来、分章、真伪、版本及校勘、注释等相关问题一一进行了辨析,皆能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对于《论语》的名义,作者条分缕析了历代各种说法,指出“论”当如字读,而不必读为“伦”。而至于编纂者,作者也有自己的看法。业师杨朝明先生著《论语诠解》一书,对此亦有一家之言,他在别择诸家的说法的基础上,结合出土文献的研究,提出“《论语》成书于子思说”,为我所信从。而《集释》则推测该书有两次编辑过程,最后为曾子弟子乐正子春编定,实为新说。我虽不从,但仍不失一家之言。至于《论语》一书有无内在联系,则二位先生所持观点一致,都否定了该书的杂乱无章的说法,而分析了编者的编辑意图和该书的内在联系。另外,如今本的传本由来,《集释》以为今本来源于何晏“集解”本,而此本却是以“张侯论”为主,参校郑玄本而成,可以说进一步解决了这一问题。

 

阅读整个《前言》,就会发现作者对关乎《论语》一书的关键问题都有自家的观点与看法,从中不难窥见其功底之扎实,识见之高蹈。这得益于作者长年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对校勘与训释,有自己的认识。作者曾就“新世纪儒学经典文献研究的任务与方向”撰文,发表看法。(见黄怀信主编《儒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大胆突破常规,以图文献整理能符合时代要求。其中的看法,亦见诸本书《前言》,因为显得“激进”而难为人所接受和理解,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相信经过时间的检验,其中的许多观点和看法一定能得到认可和赞许。

 

《集释》一书就体现和实践了黄先生在文献校勘整理方面的新认知,在诸多方面都有大胆的突破,值得注意。他指出,“只有异文对校,并不能确保校出好的本子,因为异文需要裁断。”“更为艰难的工作,是对没有版本依据而又确实有错的文字做出科学合理的校订。因为即使是最早的传本,文字也不能没有讹误,如果是祖本讹误或脱衍,自然不会有版本依据。而对于这种讹误与脱衍,我们也必须尽可能地加以校订。而事实上,《论语》中大量前人训解有争议而迄今未有合理解释的地方,正是由于祖本讹误脱衍所致。”黄先生认为所有这些都应校订,而增以新解,“胜于不校”,因为,通过对勘历史上的各种版本,可以发现“古人传书,并不死守一本,这与今人讲究底本,明知其误而不愿改字的所谓‘规范’不可同日而语”。这种状况,理应为古籍整理、研究者所反思与探讨。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走得有些远。譬如以“贤贤易色”之“贤贤”为“见贤”,以“祭如在”为“祭鬼如鬼在”等“新见”,正似整理者所预料的那样,“此类校说不一定一时皆被众人接受”。我便是那一时不能接受的“众人”之一。本编中许多校订尚缺乏充足的理由和根据,自然一时难以被接受。以《学而》篇“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一句校订为例,《集释》以为“学”上脱“不”字,其实并无版本依据,乃出于黄先生对该句文意的理解。窃以为,杨伯峻先生以“君子”贯穿整句为是,但其翻译也有问题。应从钱穆先生,固,训为“固陋”,“学则不固”谓“学习了就不固陋”也,与“不重则不威”非因果关系。虽然具体的见解,人们未必同意,不过,黄先生说的如何推进古籍整理的设想确实值得认真考虑。

 

作者以“按语”的形式,来发表自家的看法。仅校勘而言,《集释》一书,“共校明旧本脱、衍、讹、倒、错简等各类错误三百字处以上”。可谓创获甚丰。尽管有许多地方,理据不足,其意见未必为学界所接受和认可,甚至可能遭致反驳,但整理者并没有完全顺从己意,径改本文,而是从“按语”中提出己见。因此,尽管可以不同意其观点,却不妨碍其汇校之功。

 

对于历代的训诂解说,黄先生也多有不同看法,亦以“按语”出以己见,处处可见,粲然可观。其中不乏精到的见解。如对《学而》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一章中“三”字的训解,自来以“三”为虚指,训多。然如此训解,总有扞格之嫌。而黄先生以“三”为实指,即下文所言三事,如此疑惑涣然冰释。再如,对《为政》篇首章“为政以德”一句中“德”的训释,便不顺流俗训“德”为道德、德性,而是以“恩德”为训,纠正旧说之偏颇,得其的解。书中精到可采者,不知凡几。于此,皆可见黄先生“依自不依他”、敢于突破的独立精神。

 

可堪注意者,还有整理者对于《论语》分章的独特见解。自来因对文义理解有异,《论语》一书分章不一,此书六篇分章与旧完全相同,其余十四篇皆有异同。皇侃《义疏》分480章、陆德明《经典释文》分492章、邢昺《注疏》分481章;朱熹《集注》分483章;杨伯峻《论语译注》分486章,其中《乡党》1章分为27节;本编重订为493章,又分《乡党》1章为32节,计凡524章节。章节的分合,所体现的恰恰是整理者对文义的新理解。譬如《尧曰》一篇,旧分三章,《集释》则析第一章为八章,并予以一一解说,于深入理解文义更进一层。

 

当然,诚如黄先生所言,“数千年之悬案疑案,不可能凭个人之力在数年之内悉数解决。所以,本编所提出的种种新说,未必一一皆是”。这是实在话。千年学术疑案,异见纷呈,言人人殊。尤其是文字训诂,更是无法企求“完全解决”。因为虽然其“本义”只有一个,但站在诠释学的角度而言,不同的解读正是合情合理的常态,是丰富了而不是歪曲了文本的意涵。当然,不同的训解带来的是对孔子思想的不同理解。比如,《述而》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章,因为“鲁读”的问题,对于孔子与《易》之关系便造成极为不同的理解。随着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出土,学界更多的学者倾向于今本的“易”,而不从“鲁论”读“亦”,李学勤、吕绍纲、廖名春、郭沂等诸位先生都有考辨。对此,我十分赞同,并有进一步的理解。不过,黄先生对此却仍依钱穆先生等的看法,从“鲁读”。看来,此类问题,仍需进一步深入探讨。不必定于一尊,持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不妨各存己见,给人们留下继续探讨的余地。但是,公允地讲,《集释》一书数百条的“按语”,确乎表现了撰者的“独断之见”、“一家之言”,其中表现出来的是勇于突破陈说,敢于坚持己见的可贵品格。

 

当然,尽善尽美似乎只能存之于理想。书中亦不乏缺憾之处。其一,窃以为,近代诸家译注,如杨伯峻、钱宾四、李泽厚等诸家亦多有可采者,可能作者考虑此等现代译注,世所易见,且体例文字不谐,故未能辑取。其二,正像其他大多数书一样,本书中不可避免的也有一些错讹失校之处。如《前言》中,多次出现的“出世”一词,显然不当,应作“入世”。再如,第30页,朱子《论语集注》误作“集解”;第36页,引“君子不重则不威”,讹为“不威则不重”;《例言》第5页,“陈澧”误作“陈醴”。正文中的错讹亦恐难免。希望再版时能予以修订,俾使能更臻完善。尽管如此缺憾,但并不妨碍我们正确认识和利用整书之意义与价值,所谓“瑕不掩瑜”是也。

 

在当前这种国学热的形势下,《论语》的各种学术的、通俗的本子充斥坊间,鱼目混珠,颇生乱象。学者更应当出于学术良知,谨慎从事著述。如今普及类多,而学术型少,诚为有识者所忧恨。普及固然重要,但前提是学者的精到的研究,而研究的基础就是文本的校勘。我想,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学术界来说,黄怀信先生这部《论语汇校集释》必然是《论语》整理方面的一座“绕不开”的丰碑。

 

(草于2009年2月28日夜。5100字。)

 

(《论语汇校集释》,黄怀信主撰,周海生、孔德立参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版。)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