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炳罡】背着干粮给孔子打工 乡村儒学落地需“三化”

栏目:民间儒行
发布时间:2016-04-20 09: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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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干粮给孔子打工 乡村儒学落地需“三化”

作者:颜炳罡,柳理

来源:凤凰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三月初十日戊辰

           耶稣2016年4月16日

 

 

 

  

 

乡村儒学讲堂现场(资料图)

 

【导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遭遇连续天灾人祸的中国农村,悄然刮起一股清新之风,以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彭禹廷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将救国的重心投向农村。他们认识到,“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故发起成立了诸多类似今天NGO的社团组织,不仅筹划救济活动,更着眼于从农技改良、工商扶助、文化教育、乡村自治等方面,进行建设性地改造。有统计显示,这一时期南北各地先后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机构600多个,各种实验区上千处。这场由知识界发起、汇成时代潮流的运动,被称作“乡村建设运动”。

 

在这场运动的领军人物中,没有出国喝过“洋墨水”的梁漱溟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激进“排外主义者”。他对“欧风美雨驰而东”深恶痛绝,说“西方功利思想进来,士不惟不以言利为耻,反以言利为尚”,认为近代中国农村沦陷的根因是风俗败坏、社会失序、文化失调。因此他将乡村建设作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阶段,提倡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举办识字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改造活动,将解决广大农民教育问题放到了救国之首位。1930年梁漱溟在河南辉县创办“村治学院”,次年深入山东邹平、菏泽搞实验,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试图从乡规民约到重建伦常,从改造农村到改造社会,从恢复中国社会形态的文明理性到恢复中华文明的自信。

 

尽管这场昙花一现的运动,很快被残酷的战争以及激荡的社会改造大潮所淹没,但这群一百年前的“90后”知识精英的济世理想,依然启发着后来者。

 

有意思的是,时隔80年,还是在梁漱溟先生做乡村建设实验的山东,自2013年初起,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义工讲师的身份下乡讲授儒学。他们的主要组织机构,是尼山圣源书院。他们的活动半径,从孔子诞生地尼山延展到全山东省;他们的“义工讲师团”成员,从大学教授扩展到乡村教师、乡镇干部乃至普通农民。他们多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对新时期乡村文化的荒漠化问题、对乡村社会的传统人伦瓦解问题有着切肤之痛。他们希望在孔子故乡借助儒家的孝道和五伦教育,重建乡村的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并通过半个月一开课的定期教化,让留守农村的民众回归纯朴厚重的公序良俗。而这场新的乡村建设运动,有一个更为儒雅的名字:乡村儒学。

 

短短三年时间,从市县到乡镇社区,“尼山书院”、“乡村儒学讲堂”、“百姓讲堂”已经遍及全山东,乡村儒学运动(“运动”二字为笔者所加,有别于三十多年前的政治含义)成了闻名全国的现象级社会改造典范。

 

这场“乡村儒学运动”的一个重要发起人和力行者,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尼山圣源书院执行院长颜炳罡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哲学的教学研究,并热心于大众儒学、民间儒学的传播。他在山东大学义务开设“四书原典”公益讲堂16年,不设学分、公益开放,来者不问、往者不究,每周一次、从不间断,被山大师生尊誉为“颜四书”。而他的介绍栏中,还有一条:复圣公颜子第七十九代孙。

 

2016年3月29日清晨,利用一个会议的前隙,颜炳罡教授接受凤凰网国学频道的独家专访,畅谈了他对乡村儒学的社会实践、中国儒学发展的现状与问题、以及比较热闹的海峡两岸“新儒家”之争等问题的思考。(文|柳理)

 

以下为专访内容的第一部分:

 

  

 

颜炳罡接受凤凰网国学频道主编柳理专访(图|曾繁田)

 

凤凰国学(柳理):听说您很忙,既要做儒学研究,又要做乡村儒学的组织和推广工作,典型的知行合一,很多媒体也对您做过报道。就您的实践来看,目前乡村儒学的推动难不难?遇到什么问题吗?

 

颜炳罡:不难。今天社会非常需要儒学,大概是因为儒学尤其是通过儒学研究者所阐释的儒学与大众久违了,今天民众特别需要它。如果说什么困难,我们要面对不少人、尤其是一些专家学者对乡村儒学的质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北京某位学者甚至对我们到乡村去推广儒学给予了严厉的批判:“罪状”就是我们破坏了乡村的文化原生态。这位先生说,村庄骂骂街多好啊,村庄不骂街、婆媳不打架还叫乡村吗?在这样的先生看来,我们到乡下宣讲儒学,不仅无功,反而有罪。

 

其实,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乡村一直在变化,那位北京先生向往的乡村文化原生态早已不复存在。问题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乡村怎样变?出路在哪里?是越变越好,还是越变越衰败?许许多多出生于农村,长成于农村,通过高考制度而离开乡村的读书人可能都在思考。如果乡村要变好,我能做什么?很惭愧,自己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本,只是读了几本儒家的书、学得几句圣贤的教诲,觉得圣贤学问对己有用,对生活有用,对协调人的身心健康有用,对处理家庭中父子、兄弟、夫妇关系、邻里关系有用,对安顿我们的生命有用,应该以自己所学来回报父老乡亲。我不是企业家,也不是权力的拥有者,如果我是企业家,可以把资金带到乡村去,建设乡村;如果是权力的拥有者,那就运用权力资源去扶持乡村。我只是一个读圣贤书的人,甚至圣贤书还没读好的人,只能根据我之所长来回报生我养我的乡村的父老乡亲,这是我从事乡村儒学的初衷。

 

当然,如果是马克思主义者,你也可以去乡村讲马克思主义;如果是研究西方哲学,如康德、黑格尔等等,你可以去讲嘛。平常百姓就不需要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马克思吗?我想同样需要。要讲给老百姓听,还得让老百姓听懂了,让百姓理解了,让百姓感到有用,我认为就是善行、善举。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知识,对社会、对国民素质的塑造都有益处,作为儒家的学者,我只能据我之所长,做我自己能做之事。

 

这些年来,不少地方我们是不请自到,去宣讲儒学,也有的地方请我们去讲儒学。我曾概括我们尼山圣源书院学人:一群背着干粮给孔子打工的人。

 

除尼山圣源书院周边村庄外,近一个时期,我们乡村儒学推广到泰安、聊城、德州、潍坊等一些乡镇村庄。2015 年初,我与曾凡朝教授、刘云超教授以及我的学生李树超、王福海等在章丘市文祖镇三德范村进行了一年乡村儒学讲习。一年后,已经由一个村扩展到文祖镇十个村,效果良好。

 

在我们讲学志愿团,有大学老师、也是农民、退休中小学教师,听课的对象都是农民,年龄有老有少。三德范村比较大,我们将其作为培养乡村儒学讲师的培训点。这个村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远近闻名的书画之乡、文化之乡。我们以这个村的乡贤如退休教师、退休干部以及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为主体,结合在职的教师以及我的学生,对这些人经过一段时间、一定程序的培训,他们就可以出去传播儒学,讲授儒学,到其他村去讲课。如三德范村的张列才,是标准的农民,他就经常去讲课,并深受欢迎。有人问他:你跟谁学的?他说:我的老师是山东大学的颜炳罡教授。

 

乡村儒学的发展面临着两大问题:其一,常态化的问题,其二是体系化问题。我们一直在探讨乡村儒学常态化问题,如何使乡村儒学的常态化一直是我们思考的核心问题。我们认为常态化,首先要求乡村儒学的讲学要有自主性和落地生根意识。儒学存续与发展不是几个学者的事情,而是全民族的共业。我认为儒家学者应该摆脱“为往圣继绝学”的孤绝心态,让全民都成为道的传承者。道的传承,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事情,而是整个民族的事情,人人都是中华大道、中华正道的传承者、弘扬者,人人也能够成为道的传承者、身体力行者,这叫以身担道。怎样才能做到让人人以身担道?我们应该探讨出一个乃至多个模式、型态。由是我提出三化:即“组织化、体系化,在地化”。乡村儒学、社区儒学,要追求这“三化”。

 

我以在三德范村实践为例加以说明。所谓组织化就是要把所在地乡村儒学推广进行合法化注册。我们的做法是在我们从事乡村儒学实践的村、镇,都相应建立类似于“传统研究会”、“国学研究与推广促进会”等等组织,在政府相应机构进行注册,取得合法性身份证。在三德范村,研究会要有常设机构,秘书长或办公室,有专门的义工负责。传统研究会下设学习专业委员会、书画与艺术专业委员会、红白事理事会、仁爱基金会。红白事理事会作用很重要,传统在乡村说到底是传统礼仪、风俗、习惯等的传承,红事就是喜事,白事就是丧事。红、白事在乡下都有专人负责,他们懂得传统的礼俗,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对保存乡村礼俗乃至移风易俗能起到重要作用。“仁爱基金会”,老百姓自发放点钱,一方面体现他们对乡村儒学的信任,另一方面又是联系乡村儒学志工与大众生活的重要管道。比如谁家儿女结婚了,象征性送一个礼物过去;谁家孩子生了,我们送一朵鲜花过去;老人过生日了,大家祝福一下,这样广大的村民和研究会联系起来了。

 

其二,乡村儒学要系统化、体系化。乡村儒学不能仅限于讲,还要有环境的营造,氛围的烘托,让人们走着、坐着都能感受到儒学的存在,圣贤教诲的存在。乡村儒学讲学一定要有固定的讲堂,作为讲学的固定场所。只要是我们所到之处,先建一个固定的讲堂。这些讲堂有的是利用废弃的旧学校,有的是乡村文化大院,有的就是学校的教室。这是重要设施。

 

乡村儒学光讲是不行的,重在渲染与陶冶,所以需要环境的营造。我们所进行的乡村儒学讲学的村庄,都会把《论语》、《孟子》、《贤文集》、《朱子治家格言》等古代经典中的名句展示出来,让老百姓走着、坐着都可以感受到圣贤教诲与他们同在。只要他识字,就会被感染;他不识字,同样会感受到斯文犹在。

 

每一个村里都有自己高音喇叭,主要是用来下通知。乡村儒学利用这个定期播放孝道歌曲、亲情歌曲,乃至重要学者的演讲,上课录音。让乡民耳朵、眼睛都能感受圣贤力量,促使百姓外化于形,内化于心。

 

儒学不仅仅是一种学问,更是一种实践,是一种生活。从小事做起,日行一善,大人小孩都可以躬行。这不是“挟泰山以超北海”那样的大能,而是“为长者折枝”这样的小为。

 

现在乡村儒学最缺乏的是讲师,是能讲、愿讲的老师。2015年,我们先在泗水尼山圣源书院,后在聊城海源书院举办了两期乡村儒学讲师培训班。两期培训有210余学员参加培训,效果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好得不得了。

 

凤凰国学:能讲一下这些乡村儒学教师的结构吗?

 

颜炳罡:既有在职高校老师、在职干部,也有地道的农民,还有研究生、博士生。我们培训的教师,成分不一,大都是国学爱好者。这些人经过我们的培训,有的成为乡村儒学的讲师,有的成为志工,多数人成为传统文化的践行者,儒家理念的体现者。

 

凤凰国学:这些农民的知识结构能跟得上吗?

 

颜炳罡:关键看怎么讲。如果像学术会议、高校上课那样讲,自然没有多少人能听得懂。乡民的学历低,并不意味着他们人生感悟力差,乡民去讲课,自然与学者讲学不同,他们可以边学边教,边教边学,一开始我们要求他们每人讲专题,如有的人讲孝道,有的人专讲修身,有的人讲家庭礼仪规范等等。他将讲稿拿给我们看,讲的时候我们去听,现场指导。农民用乡音讲乡土故事,现身说法,效果很好。

 

讲只是一个方面,诵读经典,听听歌曲,说说感受,有时更重要。

 

凤凰国学:中国长期以来并不缺乏教育和宣传的手段,那么您怎么才能让老百姓不觉得你在这里做宣教,不去抵触排斥呢?

 

颜炳罡:不少从事乡村运动的前辈学者都说过:要做农民的先生,先要做农民的学生。你要真正地了解农民,和他们融为一体,打成一片。在乡村讲学,要放下学者的架子,你不是一个教师爷,也不是一个训导师,必须以大众中的一员出现在民众之中,农民不觉得你是在教化他,他会觉得你说得非常有道理。我在三德范村讲学,有两个村民发生矛盾,找到村长,村长说,我今天不给你们解决问题,明天颜教授来讲课,你们听了讲课,如有问题,再找我。讲座听完了,问题也就没有了。有的人行为不当,别人就会说:你还参加乡村儒学讲堂呢?也配!这就是起到的效果。这样例子很多。(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葛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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