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方克立)

栏目:国学、国学院、国学学位
发布时间:2008-08-20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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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克立

作者简介:方克立,男,西历1938年生,湖南湘潭人。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任教,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88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主编有《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大辞典》、《现代新儒家学案》等。

  
新世纪出现的这次国学复兴运动,合乎时代之潮流、顺乎人心之所向。 

首先,它反映了经济迅速发展、国家日益强盛的中国民族文化的自觉,民族自信心的提高,再不把过去的贫穷、落后简单地归咎于自己的文化,而是意识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恰恰是综合国力竞争时代中华民族特有的资源优势之一。今后的 

世界如能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为文明共存的原则,那么,文化资源丰厚的国家和民族自然具有更强的软实力,也理应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其次,回顾中国走向近、现代的历程,怎样对待传统文化始终是古今中西之争的焦点之一。一百多年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太多的经验教训,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方式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思潮,亟需用辩证理性去进行科学的清理和总结。特别是经过“文革”的反思,重估国学的价值和对它进行恰当的功能定位已经提上了日程。 

第三,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根基,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有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今天要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力倡导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积极健康地开展国学研究,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第四,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重任务,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廉洁奉公、敬业乐群、诚实守信、见利思义、知荣明耻的道德人格教育,可以为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和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提供有力的支援意识,人们对国学的呼唤是与对道德社会的期盼联系在一起的。 

第五,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华民族还有一个统一祖国的历史任务,海峡两岸同胞以及全世界华人除了同祖同根、血脉相连之外,共同的语言、文字、历史和文化是联结他们的天然精神纽带,大力弘扬国学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因此,在今天出现复兴国学、重建国学的强烈要求,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内在的必然的要求。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就为复兴国学、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指出了正确方向。国学研究和国学传播都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人心、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社会道德风尚做出积极的贡献。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它必须与时代的主题以及我们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适应,因此,在今天复兴国学、重建国学就是要创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新国学。 

按照约定俗成的狭义国学概念,新国学研究的对象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是一座蕴藏着丰富资源和宝藏的大山,是一个几千年积累、传承下来的知识宝库。我们必须以虔诚、敬畏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研究对象,首先要把包括古典文献、出土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祖先的丰厚馈赠保护好,保存下来,然后才谈得上对其进行整理、研究与合理利用。当然,保存、掌握资料并不是最终目的,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揭示其发展规律,形成服务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对话的新国学理论体系。 

怎样创建适应社会主义时代需要的新国学,或者说,怎样建立国学的当代形态,我认为袁行霈教授讲得比较平实,就是要有三个“态度”: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 

所谓分析的态度,就是要分清国学中的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上个世纪的“整理国故”运动,也声称要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的态度来补救传统国学过于笼统杂芜、没有条理系统之弊。他们采取的分析方法,主要是近代西方的进化论、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以及历史实践都证明这些并不是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和传统思想文化的科学方法,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才为国学研究提供了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创建适应社会主义时代需要的新国学,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系统的清理、批判、重释与重构,弃糟取精,推陈出新,形成真正科学的、传统与现实贯通的人文学术体系,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内容。 

所谓开放的态度,就是要处理好中外文化的关系,既要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又要善于学习、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使中华文化不断获得新的发展生机。这就是立足本国、面向世界、洋为中用的方针。几千年国学传承与发展中有丰富的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印度佛教的传入对中国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6世纪末叶以来的中西文化大交流更是全面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面貌。另一方面,我们也有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先进文化而使自己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把自己封闭起来更加不可想象。因此,新国学必须坚持中国文化中的天下主义理念,拒绝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封闭主义,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同时新国学也要把经过科学阐释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传统智慧贡献给全人类。 

所谓前瞻的态度,就是要正确处理古今关系。国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是“古学”、“旧学”或“国故”,但国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复古,让历史倒退回去,不是抱残守缺,迷恋于故纸堆,而是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为中国当前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提供历史智慧和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传统思想文化中哪些是民主性的精华,是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东西,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是落后的要被历史淘汰的东西,只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试金石和取舍、扬弃的标准。这就是立足现实、理解传统、古为今用的方针。新国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还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早日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和文化大国做出贡献。 

迄今为止的国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传统国学研究阶段;二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保存国粹”、“整理国故”的阶段;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国学研究阶段。所谓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国学所应具有的基本品格。 

新国学是在吸收前人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包括乾嘉学派和“疑古”、“信古”、“释古”学派,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的有价值的国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原则,全面总结和清理前人给我们留下来的学术文化遗产,构建中国传统人文学术,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宗教思想史、中国科学思想史……等等的新学科体系,形成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思想文化的真正科学的认识。 

这项工作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做的,中国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我们不过是继承他们的事业,利用历史给予的复兴国学、重建国学的新机遇,把新国学的研究和理论建设再向前推进一步。就拿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学科来说,侯外庐学派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就以注重“实事求是”和“独立自得”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精神,在清理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脉络、建立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密切联系、发掘被埋没的“异端”思想资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我们对国学的内涵和发展轨迹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匡亚明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项系统工程,丛书宗旨在匡老亲自执笔写的《孔子评传•导论》中讲得很清楚,它所阐明的正是新国学的基本原则。我还想提到张岱年先生的未完成著作《天人新论》,它对天人、理事、心物、两一、知实、能所、群己、义命等中国传统哲学问题力图作出辩证唯物论的新解,提出了“天人本至”、“物统事理”、“知通内外”、“以兼和易中庸”等一系列重要命题,无疑也是创建新国学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给后人留下了诸多启发。我们注意到,中央最近把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学科教材编写列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一举措对新国学的建设和发展将起到重要的理论导向作用。 

新国学是实事求是之学,也是与时俱进之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料积累的丰富,理论和方法的成熟,其古为今用的任务可能还会不断有所调整和发展变化,在创建新国学的过程中出现认识分歧和“百家争鸣”的情况也是很正常的,但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不会改变,中国人永远需要到它那里去寻找自己的文化根源和民族身份认同,到它那里去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相信,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在近现代学术转型中曾经被边缘化的国学必将以新的面貌重新进入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和中心,它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社科院首次“国学研究论坛”上的发言摘要)
 
原载于2008-08-04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