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的未来,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有自主行动的机器人进入人类的伦理社区。机器人跟人类不同的基本之处是前者完全是“伪”的成品。在构造材质上,机器人不属于血气之类,不会偏爱其亲,没有感官之嗜欲,不会以私利私欲争夺逞强,更不会有人情之种种不美。在适当的设计之下,机器人可以成为荀子心目中的“君子”。荀子的伦理方案如何应用于机···
仁是儒学的重要概念,儒学的各家各派无不论仁,但具体方式并不相同。孔子、孟子所论之仁有明显的先在性和逆觉性的特征。荀子不承认仁有天生的因素,不了解化性起伪的结果在处理伦理道德问题之前早已存在了,更不明白逆觉是求仁的根本之法,其所论之仁只与善或道德同义,不具有道德本体的性质。切不可因为荀子也讲仁,就认为其思想系统中包含···
荀子将社会组织分为小人劳力、君子治人两大阶层,在分配制度上试图借由差等原则建立一个“群居和一”的社会。对于治人者阶层,荀子强调“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而对于劳力者阶层,荀子在主张多劳多得的前提下,提出了“利足以生民”的“足够原则”以及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原则”。
崇学尚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儒家看来,学问之道,在于“求其放心”,希圣希贤。儒家学者倡导读书要注重经典、熟读精思,力求学行并重、德业双修,进而开启智慧、弘扬大道。今天的学者,有必要秉承“学问之道,求其放心”的读书理念,树立“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学术自觉,潜心研读经典,推出学术精品,真正惠泽学林、利益大众。
成人与成己、成物密切相关,学者或持成己包含成人成物说,或持成物包含成己成人说。但基于荀子成人概念的辨析,应当是成人包含成己成物说。成人,是指成为一个全人。全人既要成己也要成物。成己指向的是“内自定”,突出的是自我身心的德性成就。成物指向的是“外应物”,突出的是类意义上的整全发展。成人不是与成己相对的概念,成己与成···
儒家往往把人性论作为构建责任伦理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前提。儒家人性论阐述了“天性”“气性”“才性”“欲性”“智性”“善性”“恶性”“德性”等人性形态的内容、形式、功能和特点,其中儒家所说的“天性”“气性”“才性”对责任伦理具有引导性、推动性作用。“天性”决定了人挖掘人先天潜能、因材施教、尊重顺应人天性和合理开发人本能的责任。依据人的气性···
张栻主张传儒家圣人之道,认为“仁”为四德之长,强调以心性言仁、知仁而求仁;张栻论及儒家道统之传,推尊周敦颐、二程,上承孟子,在乾道年间,张栻已经形成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诸儒的道统思想;以儒家经典为载体、以书院为基地讲学授徒、立祠供祀倡扬儒家道统,重视义理解经、开义利之辩,强调传道济民、经世致用,对儒家道统传···
以殷周二代的诸侯国为例,在郑玄之前,《史记》《汉书》对殷周诸侯国数量的记载各自不同。而郑玄在注经中,通过三代异制来平衡经书异义,把《王制》的大量记载都理解为殷商制度。因此,他判定殷制、周制是弥合群经异义的结果,而不是为了考证殷代、周代制度。而在郑玄经学的影响下,杜佑的《通典》则以三代异制构建三代制度,最终构建···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系统阐发了自己的“天命”“天道”“元”等概念,并由此展示出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儒家如何借助汉初自然化的天人观念来建构其普遍性的政治原理。在此基础之上,董仲舒进一步借助“元”观念形成了天道对政治秩序、伦理秩序的支撑,完成了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转折。
在乾道七年与吕祖谦、张栻等的辩论中建立了“仁用义体”的新模型,以区别于传统的“仁体义用”。庆元二年在与董铢的讨论中为了协调扬雄和周敦颐的矛盾提出了“仁体刚而用柔”的命题。同时在庆元三年又在与辅广的讨论中提出了“仁体静而用动”的命题。
以孔子正名思想为中心,儒家所论之“名”有三重内涵:名言义、名分义和名声义。汉学家重名言义,宋学家重名分义,两者对名声义均措意不足。实际上,名声义对儒家亦有重大意义,此义往往为文史家所关注。概言之,儒家关于名声的思考有两个层面:一是注意到常人皆有爱名之心,由此行权而设为名教;二是注意到名声“为人”的属性,由此一经反···
《春秋》在先秦包含三个概念,一是百国春秋,二是孔子所修的《春秋》,三是《左氏春秋》。西汉董仲舒是春秋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春秋》概念是为《春秋》“正名”的重要里程碑。探究发现,董仲舒是一个纯粹的公羊学家,他所说的《春秋》是指《春秋》经与《公羊传》;他的学说中有《左传》因素,是因为他视《左传》为史料;他的学说中···
儒家修身学最早见于《五经》,经历了以培养“君子”为目标的“德性—德行培育”到以“成圣”为目标的“心灵操练”两个不同的时代。而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渡时代”中,儒家修身传统被转化为培育“新君子”(国民、公民)与“新圣人”(“革命圣人”)的精神资源。当今,我们正在步入另一个“过渡时代”,一个“人禽之辨”的2.0版本(“人机之辨”)的时代,如···
赵复所传理学专取修养身心一面,凸显宗教特质,借当时如日中天的全真教得以存续,与日后许衡立朝所传理学崇尚践履各具特色,可以视为理学初立北方的两个分支,而不是由赵复传授姚枢、许衡的单一关系。
《春秋公羊传》《礼记》较早总结出上古中国政治文明“存二王之后”的传统。礼遇前朝的遗老遗少,赐与其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保留先王之子孙后裔、政教礼制法度、历书体系,以体现时王也是受命之王,尊重先圣,分享国土,“不敢专”,不为一家一姓所私占。其效果则能够把新兴政权纳入历史谱系,展示自身道统与前朝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中西历史文明自前轴心时代开始,就进入了有所差异的路径。与西方的政治二元结构不同,商周以来,政治统治上的重心就落实到一元结构,秦汉帝国时代以降,这种结构性特征更趋于强化。其正面意义不容否定,但弊端的存在也是事实。如何制约专制君主权力的无限膨胀,在帝国权力运作中达到适当的平衡,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偏于史料梳理与解释原则外在化倾向,不利于中国思想文化重建要求,这种研究模式实是与对文化理解的对象化和对文化主体性的误解有关。孔子面对礼坏乐崩文化重建的历史任务,强调自己的工作性质是“述而不作”,对文化的非对象反思性特点有很清醒的把握,表达着思想文化重建中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性论主要包括性无所谓善恶、性本善、性本恶、性有善有恶、性善恶混、性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性无善无恶七种。人性问题不是一个知识论问题,而是一个生存论问题,只有将之置于人的现实生存境域,讨论才是有意义的。人性的建立是人基于其经验生存实况而对人本身存在的“先验真实”所做的一种“先验回溯”,是人为自···
近年来,国内一批社会理论研究者把“家”看作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关键。但这忽略了中国文化并不缺乏超越家的维度,尤其是“公天下”的理念。近代以来,正是康有为对公天下的言说,激活了儒家原本在公天下和家天下、仁与孝之间建立的关联,并提醒我们在家天下的礼制之外,儒家尚借助尧舜之道而寄托着一个公天下的理念,等待后人来“取···
物自身”是牟宗三借鉴康德哲学用来阐释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牟宗三对于“物自身”的理解和接受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康德不同的面相。康德表述“物自身”的逻辑是由知性推出“物自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智的直觉;而牟宗三则是由“真我”推出智的直觉,并且由智的直觉论证“物自身”的存在。牟宗三更进一步的直接把“物自身”表述为“价值意味”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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