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岘】清初学者对“图书易学”的再认识

易学类型的划分背后,实际上意味着不同的解经方法。清初学者胡渭、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等对《河图》《洛书》《太极图》《先天图》等宋代易图展开了严厉的批评,直指宋代图书易学中的四大弊病。但这种批评并不意味着要从根本上否定宋代图书易学的全部合法性,而是蕴含着对解经方法的不同理解。在他们看来,《周易》诠释并非不可加以···

【宫志翀】脆弱的大同——对《大同书》“人本院”的考察

本文从《大同书》文本内部出发,通过考察“人本院”的制度设计,揭示大同建构的某些根本性困难。

【陈迎年】从横渠的“执喻失义”看“善的来源”问题

同海沤喻、水冰喻一样,横渠的“虚气”也是一种譬喻。在对横渠哲学的解读中,存在着“执喻失义”现象,争执即起。牟宗三与熊十力之争便是一例。这些争执相互融摄,让“乾坤互含”与“乾统坤”之间张力凸显,儒家的“善”的“来源”问题被追问。争论表明,“善”虽然是超越者,是超时空的常道,但也是人的作品,也自然、经验地得以确立。自然与自由,···

【赖区平】先秦儒家伦理的两种类型 ——兼论思孟五行说

先秦儒家伦理有两种基本类型:君子伦理与民众伦理,二者都以五伦的形式呈现,但针对不同的阶层。相比于常见的民众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君子五伦(父子、君臣、朋友、师生、天人)有其独特之处,它内嵌于一个庞大的文明谱系中,与人才、教育、心灵、政治尤其是德性(五德、五行)等方面同构相对应,并在思想上有一个···

【李杰、欧阳辉纯】从“天理”自然到伦理世界 ——论朱熹自然观的伦理内蕴与价值审视

天理自然观是朱熹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朱熹不是仅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自然,而是从主体论、价值论的视角理解自然,把自然作为内在于人的一种存在来体认,朱熹天理自然观充满着强烈的道德意识。

【乐爱国】历代对《论语》“礼之用,和为贵”的解读 ——以朱熹的诠释为中心

《论语》讲“礼之用,和为贵”,对于其中的“和”的解读,在古代,经历了自皇侃、邢昺从礼乐关系的角度讲“和,即乐也”,“和,谓乐也”,到朱熹从礼有体用的角度讲“和者,从容不迫之意”,再到王夫之讲“‘和’者,以和顺于人心之谓”,刘宝楠以《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解“礼之用,和为贵”的过程。

【张祥龙】现象学如何进行儒学研究?——论双方方法论的亲和性

现象学在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之外开辟了一种原发的思想方式,即回到主客未分前具有时间性构造的生命经验,这种活体经验是一切存在理解与价值的源头。此一回到基源性活体经验的思路对我们重新阐发儒家哲理具有根本性的启发,儒家的仁爱思想源于时间性的、非客体化的亲亲经验,从这一基源经验出发生长出仁民爱物的终极视域。

【黄开国】康有为思想发展的三阶段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之一,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是他一生不变的追求。为给近代中国的发展找寻方案,他早期取法周公,以《周礼》为治理中国的宝典,大旨见于《教学通义》;中期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借助春秋公羊学的孔子改制说,宣扬维新变法的近代政治主张,斥刘歆伪造的古文经学为“新学”,给中国两千年的学···

【陈友良】陈庆镛与道咸学术

晚年陈庆镛提出“六经宗许郑,百行学程朱”格言,主张立足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和实证方法,倡议会通汉学、宋学和经世学三种学问,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追求经世致用之学以救济时艰。纵观陈庆镛的学术人生,他以政学会通、汉宋会通、考据经世会通的特点,为复杂多元而又交相为用的道咸学术作了说明。

【朱斌】“理学救国”:抗战时期钱穆的学术转向

抗战时期,学风因时局而发生汉、宋转变,“为学术而学术”的新汉学式微,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理学地位上升。随着学风的改变,钱穆个人对理学的认同更加清晰,并在齐鲁大学国学所完成思考与转变。在此期间,由于经世情怀的驱使,钱穆与政治人物多有接触,并发表许多政论文章,直接表达政治主张。他寻找中国存在的意义,为中国不会灭亡寻求···

【蔡家和】论牟宗三判明道为“心即理”之学

明道之学系从道家之顺应物性、以百姓心为心等说,转手而来;明道不属“心即理”学,如其《定性书》:“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若为“心即理”,则该言系于心亦系于物;明道之客观理学,系建立于“服牛乘马”之物各付物上,一径顺任牛马之性,道理如斯而不可易。

【朱汉民 李立广】“一体”训仁与以“公”释仁:二程仁说的比较

二程共同建立了理学,推动了仁学的本体化。但是二程在“仁”的训释上差异明显,分别以“万物一体”训仁和以“公”释仁。其实二者的差别体现在“仁之本体”与“仁之用”、生命境界与道德实践、体认天理与大公无私几个方面。两种仁说上的差异,与二程兄弟的气质个性与思想境界不同有关。

【唐艳 余治平】儒家“以直报怨”与恕道的原则要求

儒家行恕以分清是非善恶、正义与非正义为认知条件。孔儒对待怨仇的处理态度体现出恕的原则性。儒家恕道始终要求有严肃的是非立场和清晰明确的道德认识能力,智因而成为一切道德行为的认识论准备或理性前提。君子行恕坚持标准,但也不排斥人性关怀,强调仁爱但也不失严厉,因而可以练就出推己达人的真本领。

【王湘平】论范仲淹的宗法思想与义庄信托机制

“范氏义庄”的法律构造及其救贫济困、促进教育的善举,与现代慈善信托制度有着惊人的一致。尽管范仲淹具有强烈的宗法思想,但不能否认其慈善信托的理念的进步性。“范氏义庄”作为一种慈善信托机制,产生了在族内传承、族外传播的良好社会效果,但因受传统宗法思想的影响,未能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信托制度。

【黄玉顺】生活儒学的内在转向:神圣外在超越的重建

生活儒学的“内在转向”是指其本体论的转变,即从“变易本体论”转为“超越本体论”。这个转向首先解构关于“内在超越”的两个教条——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较之西方哲学的“外在超越”既是独特的、也是优越的;而还原到中国前轴心期的神圣的外在超越;最终建构一个顺应现代生活方式的、神圣性的外在超越者。

【方旭东】当朱子遇到传教士——从利玛窦的改编看朱子的“理有偏全”说

明末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基于自身对“理”与“人性”的认识,在评述《孟子》“生之谓性”章的哲学意涵时,将朱子的“理有偏全”说改编成了“性之偏正”说。虽然朱子在不同时期对于人物性同异问题的看法有所变化,但自始至终,人与物禀理有偏全之不同,这一点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朱子的“理有偏全”说始终在多少而不是结构的意义上理解人、物之理的不同···

【黄玉顺】儒学实践的理性反思

儒学实践不仅是关乎个人的事情,而且是关乎民族复兴的事情,即是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一种责任,这是儒学实践的宗旨所在。儒学实践是一个“功夫论”问题,尤其需要处理好两个关系。第一是实践与学习的关系。实践儒学的前提当然是学习儒学,这里特别是要严格区分儒学的复数的历史形态与单数的基本原理,从而准确地把握儒学基本原理。第二是···

【黄玉顺】“情感超越”对“内在超越”的超越 ——论情感儒学的超越观念

蒙培元“情感儒学”的超越观念不同于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观念,在于它是主体心灵境界的“自我超越”,即并不是存有论的超越观,而是境界论的超越观。不仅如此,情感儒学通过反思而超越“内在超越”,其自我超越乃是“情感超越”,而其中特别是“敬畏”的情感体验。当然,情感超越也可以说是一种更为广义的内在超越;因此,内在超越所存在的问题同···

【方浩范】李炳宪的儒教宗教化改革思想

把儒学(性理学)作为治国理念的韩国,为了对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而提出了守护传统文化(儒学)的主张,儒林中出现了“卫正斥邪派”“开化派”等各种学派,而且各学派之间的矛盾也相当激烈。面对这样的局面,以李炳宪为首的儒教改革派,积极主张对儒教进行宗教化改革,且要在韩国进行“孔教”运动。

【陈明 樊兵策】梁漱溟儒教观的宗教学解读——以道德代宗教论为中心

梁漱溟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山者,也是较早思考儒教问题的人之一。与哲学相比,学界从宗教学视域展开的研究不足。梁氏承认中国人有自己的宗教,也不否认自己是个儒教徒。20世纪初,他提出了“道德代宗教”,以解决中国文化认同与儒教现代转型问题,表面上反对宗教,但其理论仍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在实践上具有强烈的救世情怀,究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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