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塘南出于对佛教的回应而重返《周易》“生生”传统,出于对良知现成派的批判而重视未发性体,出于对归寂主静派的警惕和体用不融贯的忧虑而有“生几论”。“生几”是“性之呈露处”,是居于未发已发之间的“发生”。在工夫论上,对应于“生几”而有“研几”之说,“研几”是一心克己、收敛沉潜以至于进入隐微之“几”,并进而透入无声无臭之性当中。
这种“礼化”身体即“文明化”的身体,它有四个向度:作为社会规范展现场域的向度、作为精神修炼场域的向度、作为审美展演场域的向度和作为宗教超越性表达场域的向度。总之,礼与身体具有同构性:礼是身体的开显方式,是身体“文明化”的体现,人的身心的塑造和社会秩序的建构等都有赖于礼;而身体是世界意义的开显者,在礼仪实践中具有独特···
天体运行,四时有序,阴阳交感是《系辞传》所表征的万物自生自化的自然之道与自发感生宇宙观的核心。“形而上”不适合作为西方哲学一般学科metaphysics的译名。中国哲学界不必奉西方基于线性因果论与终极实体的思维定式为圭臬,而应将生生之易与自发感生宇宙观的内涵发扬光大。
“君子远庖厨”有时会面临“虚伪”的质疑。它可能纵容人们回避社会问题,以保全消极的道德纯洁性;君子虽然没有参与屠宰的过程,却享用了屠宰的成果。这暗示人们可以通过间接参与做事推卸道德责任。面对潜在的“人类中心主义”指责,可以将儒家的立场发挥为一种以“走向人性化的存在”为目标的“广义人类中心主义”,其以“爱物”为内在要求,并为···
但理学家所讲的气质之性、闻见之知、心与道合等,其实受到荀子思想的影响。荀子将仁义礼法并重、王道与霸道相结合,在人性恶的基础上论礼义之道及道的传授,倡言“从道不从君”等,这些都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对“河图”“洛书”概念的诠释中,刘牧扬弃刘歆、郑玄、孔颖达等人旧说,先以“九宫数”为主体内容,通过“以一带三”的图像系统将“天地之生数”“四象”“八卦”统合于《河图》图像系统,再以“天地之数”的生、成二分结构组成《洛书》图像,从而完成了黑白点线“河洛”范式的构建。
现代体用范式将“体”分为元体、文体与时体;将“用”分为元体之用、价值相关之用与价值无关之用;元体与元体之用服从体用一源,文体与价值相关之用服从体用合一,文体与价值无关之用服从体用分立;文明演变即通过返本开新重建体用合一的过程;从而能够处理多元文明的交流与融合问题。现代体用范式不仅适用于中华文明,也为观察人类文明提···
在孟子的诸多论辩中,与告子辩人性善恶,与墨家辩兼爱与仁爱,与农家辩劳力劳心,三次大论辩,正好涉及人性论、伦理观和文化观,三者恰构成了先秦儒家人文精神阐发的关键问题。孟子辟墨家,主要针对墨家之伦理观念上的抽象普遍主义和功利主义思维,并由此阐明孝悌亲亲之情才是社会伦理之现实基础。孟子辟农家许行一派,主要批评该派文···
博士官在继承“儒家《尚书》选本”的基础上,又再次强化了《秦誓》在《尚书》中的地位,秦官本《尚书》至此形成。汉初伏生所传《尚书》文本格局基本上继承秦官本,《尚书》文本也基本定型。秦官本《尚书》的确立对中国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基础上,他翻转南宋以来“河图对待、洛书流行”的旧说,确立起“河图为先天之体、主流行;洛书为后天之用、主对待”的全新诠释框架,进而将数理归源于河洛。其“以心统象、以象明心”的图书易学,为今人梳理心学易的发展脉络、反思心性与象数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学理资源。
循此脉络,中国哲学所孕育的乃是一种“问道于学”的智慧,其形态可称为“简易之学”。它不致力于建构高度分科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而是强调学问当随个体生命与文明共同体之“德性”的展开而弥散、辐聚与更新,其在此动态过程中展开的轨迹便是“道”。
杜诗的儒学价值可以概括为:将个体之修身确立为儒学的核心问题,并且提供了“秩序内化”这一路径,从而使儒学呈现出兼具个体化方向与内在化方法的独特形态。
船山以气论为基,以大公之治统替代一姓兴衰之正统,以德功制度之广义道统来衡定治统,认为二者不可窃。并借助于绵密的制度史研究来说明,以技巧智力防制天下,天下总能给予试图占据者反噬,这在大尺度的历史观察中表现得尤为昭著。现代政治哲学把世界理解为一个可被计算掌控的存在者领域,导致其国际政治哲学的无力。“天下之无”的超越···
对《德经》首章从德性论视角进行观念分析,则可以看到道家玄德论对质德的坚守和对文德的批判。在此背景之下,孟子强调文德基于质德,其实质是将教养德性还原为自然德性。此举虽然回应了道家德性论的挑战,但也弱化了自然与教养、质德与文德之间的张力。
甘泉与王阳明是挚友,阳明批评甘泉“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偏于外在细枝末叶,甘泉则批评阳明“良知”学说偏于内在体认,批评阳明后学往往以灵明知觉为良知,将良知混同于情识。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与阳明学说相辅相成,弥补后者的不足。
君臣之报,体现为君以礼待臣、臣以忠事君,内含着不对等的义务关系。兄弟之报,体现为丧服中的报服,构成差序对等的格局,蕴含着以仁待人、以义自处的精神。父子之间的孝则不能还原为报,推孝才有报,此可谓报自孝出。
北宋诸儒率先推动这一变革,重新调整儒家经典的框架结构,原本附属于“经”的“传”“记”类文本,因更贴近心性修养的时代需求,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核心对象;朱子则在北宋诸儒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将分散的思想资源加以系统整合,最终完成“四书”经典的体系化建构。他明确了“四书”在儒家经典中的基础性地位,以毕生精力挖掘其义理内蕴,同时融···
经权问题即普遍原则与具体情境的辩证关系。对孟子而言,行权涉及特殊情境下的道德判断,其中礼(规范之礼)为判断内容,权为判断过程,经为判断标准,行权必然反礼,但并不反经。由于判断需依标准做出,故经权实为一体。
当代中国儒学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的基本取向,但在问题意识和时代特征上存在不少差异。不同于围绕儒学现代可能性所展开的辩护,当代儒学更关注其如何参与现实生活,并呈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现实问题导向,以及多学科交叉的时代特征
经史传统的这一形成过程是早期中国文明之自我表达的主要线索。从孔子开始,“空言”与“行事”的张力就构成了经史传统的核心结构。它时而化为经与史的张力,时而又外显为经史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张力。往“行事”的方向推到极致,便出现章学诚的历史哲学;朝“空言”的方向推到极致,就出现了廖平的“孔经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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