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士人在为官审理案件时,不仅要考虑制定法的成文规定,更要考虑制定法之外更高级的规范,“经义”“情理”“本心”是这些规范的主要表现形式。经书是圣人之言,是圣人对天道的记述,依“经义”决狱,就是依据上天之道审理案件。
田锡的易学思想受巴蜀易学传统影响极大,他批判继承了蜀地本土善用卜筮的道家神仙之易和尽黜象数多引《老》《庄》的玄学易,并与关注人事的儒理易相融合,形成“以人占人”的卜筮观。
当下古典学复兴有其时代背景,既有世界的大时代,也有中国的新时代,可谓在这双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复兴表现出东方、大陆、人格、大同、结合等一系列属性,区别于西方型、海洋型、神格型、物格型、殖民型、泥古型、消解型等诸型古典学;复兴充分体现出其学科、文化基因传承、原初观念资本、打开未来之门、原本话语体系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古史有三皇、五帝、三王之说,尧、舜虽然在古史传说中属于五帝,但从孔子开始以“祖述尧舜”,后儒把尧舜之道作为修身的最高境界和治道的最高理想,当做道统的开端,并与禹、汤、文武周公接续起来,联称为“二帝三王”,常见于儒家典籍。
自我与无我在理学工夫论中包含三层意蕴:理学发展了孟子德性自我的内涵,且将性命安立于德性自我,摒除情欲之我,是以无我成就纯粹自我;进而以德性自我为目标,同时在工夫上防止执着德性自我所带来的偏蔽,反向确证自我的主体性,此无我即有我;最终在德性自我成就的基础上,再度承认个体气禀的差异,尊重个体情感与欲望的合理性,让···
本文探索的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建设中儒家思想所能起到的作用。沿着费孝通先生指出的路径,本文力图用礼学、理学思想讨论“意会”与“讲不清楚的我”,避免以非精神因素解释精神世界的还原论倾向。本文发现,“意会”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性情论,而礼在性情论的基础上搭建了意会之桥;“讲不清楚的我”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修身论,从正心诚···
胡林翼乃张之洞毕生敬仰之师,其病逝近三十年后,张之洞赴任湖广总督,专程拜谒胡公祠,有“敢云驽钝能为役,差幸心源早得师”之感怀。“心源”者何?观张氏力倡“通经致用”之学术思想、力行洋务之实业功绩与廉洁奉公之高尚品格,其精神“心源”正可溯至胡林翼以《论语》为根柢、以经世为鹄的、以廉洁正直为砥柱的精神源泉。
汉代《公羊》学家尤其是何休,进一步发挥以“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假鲁以当王之法”,诠发出颇具齐学特色而又深刻影响中古经学的《公羊》“王鲁”说。这一“尊王”新义,其实就是理论上尊假托之“王”,而非现实中的尊“时王”。
阳明静坐(主静、静观)工夫的目的不在于前往远离世俗的宗教维度,不是沉思或体验超验存在,而是以彻底融汇于日常生活的方式恢复与世界的本然一体,恢复生命的本真状态。由此,致良知工夫不再局限于静境之中,阳明晚年转化的“随你去静处体悟”的静坐工夫遂成为致良知工夫的一个环节,成为打开儒家内圣外王视野的一个新实践模式。
孟子以德力、义利来区隔王霸,完成了先秦儒家王霸之辨演变的逻辑进程,建构了更为理想的王道政治理论。
贾谊当年“众建诸侯”“少其力”和小国化的三步战略,经过景帝、武帝两朝君臣上下的努力兑现和扎实推进,终于即将把诸侯国王们一个个都“送进了历史”。铁腕手段、温柔措施同举,军事化与法律化并用,终于使大一统和高度集权得以实现,于是,“天下之治安”的局面便可期可待了。
陈来先生的朱子学研究特别注重工夫的投入,在文本考证、义理分析、文字表达、治学谨严诸方面,皆作出了典范意义的贡献。陈来先生极为重视研究的内行性、学术性、专业性,反对浮泛、空疏、嫁接之风。其朱子学研究所采用的考证、分析、比较之法,内在契合客观阐释朱子哲学的学术追求。陈来先生的朱子学研究具有平实、严谨的学术风格,这···
心学的主体性自觉、知行合一精神、万物一体境界与民本导向,为适应现代化进程,超克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中国智慧。心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依然要面向时代课题,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扎根民间,开出新思想、新智慧、新境界。
由于标准兼含极与中,圣王建皇极立道统、身履至尊之位,就不仅指君王所处“中之位”的方位与尊位,且更强调其所立之“极”作为道德修身标准,从而获得普遍认同而呈现为身位,彰显了道统是德位一致的心传统绪。
从本质上来讲,在儒家文化畅行的中国古代,以乡约为社会基础的管理形式是深深地植根于它的宗法体系之中的。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与《十家牌法》互为表里,相互激发,是一个由官府顶级设计而成的,成龙配套的组合拳,与北宋时期的《吕氏乡约乡仪》具有根本的区别。通过这种教化运动的运筹帷幄,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思···
阳明后学在晚明表现出明显的“平民化”倾向,罗近溪的工夫论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基于“制欲非体仁”的认知,罗氏以“复”为基点,强调真正的工夫在于体认仁体,从而欲望自然得到修正,整个身体存在都成为“良知”实践的场域。其设计出以“赤子之心”“逆觉天命”“破除光景”为逻辑线索的工夫进路,使工夫论成为囊括“本体”“方法”“实践”的有机统一体。···
自戊戌变法时期“保教”议题兴起后,清末知识分子围绕“宗教”观念展开的诸多讨论,便构成了理解近代中国思想转型的重要面向之一。到了民国初年,孔教论者更是深入辨析“宗教”观念,创造性地将“孔教”视为一种超越西式神权宗教的“人伦日用之教”,希望借此解决民初社会的道德和伦理危机。
王船山通过对朱子仁学的反思,构建了其基于气本论的仁学体系。他反对朱子将仁视为“心之德,爱之理”的观点,主张仁是“心之实”“理之爱”和“天之心”,强调仁作为人心本质与宇宙法则的统一性。他通过“体用相胥”原则区分知觉之心与仁义之心,指出“求放心”实为“求仁”,并批判朱子思想中隐含的禅学倾向。
从阳明天泉论道时指点“四句教”的要义出发,回溯阳明龙场悟道后在讲学传道中逐渐突显的教无定法、“无”之境界这两条线索和“复其心体”“虽至圣人,穷究无尽”的要点,并舍弃线性、唯一、单程的工夫路径执念时,可以推想,“四句教”顺次组成了一个从初学至圣人普遍适用的动态环形线路。
汉代《公羊》学家尤其是何休,进一步发挥以“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假鲁以当王之法”,诠发出颇具齐学特色而又深刻影响中古经学的《公羊》“王鲁”说。这一“尊王”新义,其实就是理论上尊假托之“王”,而非现实中的尊“时王”。这虽似脱胎于《春秋》之“尊王”大义,而实违背了《春秋》尊崇作为“时王”的周天子之孔子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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