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顺则在传播儒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蔡温则表现出琉球儒学精英极高的理论水平。通过对程、蔡二人的生平经历、事功志业以及思想著述的详细考察,可以了解中华文明是如何透过这些儒家化的琉球精英得以在琉球政治、社会各方面发挥作用的。
五经文本脱胎于周代封建社会,《白虎通义》在继承五经的基础上,沿袭周礼中的许多制度内容,但又融入了郡县时代的制度原则与价值追求。以《白虎通义》为代表的汉代经学对汉代政治的塑造重在制度方法与价值理念,沿用了封建时代的经学话语而代之以郡县制的运作机制。
程智把“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作为格物传,并且对《大学》中两处出现的“此谓知本”在义理上都做出了具体解释,既维护了经典的原貌,也充实了“以知本释格物”的诠释路径。程智综合名辩学、形而上学以及工夫论解释格物,既是格物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也较好地回答了“格物传无缺”的问题。
孟子诠释的创造性体现为在发掘出先王“威仪”的心性根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威仪”外在的施用次序转变为一种基于内在心性发用的爱之次序,这种诠释体现着孟子基于在当时已经熄灭的“王者之迹”而重建“王道”的理论尝试。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崇古思想,“历序群圣之统”,于古史叙事中梳理出一条与社会黑暗面抗争的道统脉络。在历史发展前期,该脉络以尧舜为首,构成了孟子的圣王谱系,圣王治世也因此成为孟子的最高政治理想。
当代中国形上学建构的尝试很多都以牟宗三理性的道德形上学为批判靶标,强调道德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意义,譬如天的外在性价值和工夫论方面的考量,这些思考都有一定意义,同时存在若干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如果继续推进当代形上学的理论建设还需要继续展开方法论的反思,继续开展对良知与气关系等思想缺环方面的讨论。
朱子之所以慎言“浑沦”,不是否认其所刻画的太极之属性,而是出于对“浑沦”在实践层面蕴涵的含混性、盲动性的警惕。“浑沦”是思想史上从气的角度对太极所作的常见摹状,将太极作为理学本体论中核心概念的朱熹则慎言“浑沦”。
通过玄学对治道理想与实际的反思为佛教进入讨论营构“治教”论域,在理想治道的视域中以更符合道“导物”特征的佛教为本、以儒家为末,在现实治理的视域中以更适应“百姓之心”的儒家为主、以佛教为从,克服了以单一立场建构三教关系理论所无法避免的偏敝,展示了一种实现理论与现实平衡的书写技艺及对“为治”的关切。
他们不仅是传统文化事业的同道中人,也是学术研究和学术共同体建设的共同推动者。其所深度参与的80年代中国思想史向弘扬传统文化的转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国家决策层的治理逻辑,是彼时学术与政治良性互动的生动缩影。
关于民间儒学的学理阐发和实践探索,将为儒学走向民间、走向生产生活一线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支撑,其顺利开展,不仅仅是是对儒学本身的一种救赎,往大处说也是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明、中华民族的一种救赎。
汉宋礼学呈现出政、教两端的往复鼓荡之势,推寻其嬗变之迹,盖当以中唐为转轴时刻,以杜佑、韩愈为时代分野的先后型范。杜佑持“理道”观编撰《通典》,上承《汉志》与郑学的理念与文献,乃是汉型礼学的“终条理者”。
他反对汉唐以来用“九五”之数附会“中”的路径,提出“《洪范》之于皇极也,以八为一”,视其他八畴为皇极畴之用,皇极畴则升至八畴之体,将“皇极”畴与另外八畴的关系从并列关系提升至体用关系,将皇极视为政治治理完备后的结果而非抽象之法则。他的“皇极”思想有突破汉唐诠释的自觉,其提出“上之治谓之皇极”的说法,将皇极关联“治道”之实,···
定位”与“交通”是爻位中的秩序义,同时也是对人事的象征。人之“成位”包括实现个体秩序与成就宇宙秩序两个方面,二者皆是人赞天地化育的表现。人可以发挥自身主动性来赞化育,但根本在于法天道而行。
荀子“五经”“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的说法,应当视为六艺经典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荀子将四教发展为“五经”,并对“五经”各自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为儒家经典的体系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郭店楚简《六德》等篇将六经并举,是易学在楚地较为发达的结果,具有地域化的特点。
君子之学乃是为己之学、快乐之学、共享之学,经由日常生活之“学习”而成就君子人格。“学为君子”“学以致道”是“知”,“习成君子”就是君子之道的贯彻落实,超越“小人儒”而成为“君子儒”则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
方以智用“核仁”和“全树”的隐喻对克己与由己的关系、仁与礼的关系进行讨论,转化了剥、复两卦的易学资源,基于“剥烂复反”蕴含的相反相因而提出“核仁说”,通过“克己即由己”这一命题凸显了对欲望的自我节制本身恰恰是个体在修身工夫中心灵最高主动性的实现。
代家庭革命倡导的男女平等,促进了妇女解放事业,却未能合理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混淆门内之治和门外之治,导致了社会公共原则对于伦理亲情的冲击。
唐虞之道》所论“爱亲尊贤”与《五行》《尊德义》一样,仍不出“仁内义外”之道的叙事模式,“孝”是“仁之冕”,“禅”是“义之至”,前者具“匿”之柔质,后者具“简”之刚质。之所以倡导“情义兼尽”,旨在损益文质、补弊旧礼尚文之偏失,当然亦怀有“重建礼制”的心愿。
儒学对周道的态度往往周旋于三者之间,若强调“文质再而复”的循环文明论,则《公羊》学“损文从质”、救弊开新的改制说,皆是题中之义;若强调“文质彬彬”“人道至文”的礼乐渐进论,则经史文明中崇尚“周礼”监于二代、复周之制的反古论,是其本根。
秦、陆二人关于朱王异同的思考和辩论都不是简单地会通和求异,而有其义理上的深刻性,这对于“朱陆异同论”乃至心性哲学的相关研究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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