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孔庙的传统定位愈发难以满足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需要,其逐渐从一处奉祀孔圣魂灵兼及社会教化的礼制空间,被改造为嵌入民众日常生活的世俗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孔庙不仅服膺于现代社会的建设,更随着政权更易被当政者有意识地形塑为展演强势政权意志、增强国族认同的现代民族教育空间。
身体之近域(家)的经验构成了理解远域(国、天下)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回避基于血缘的“亲-疏”解释,从基本的身体经验来对陌生人、熟人、亲人之间的圈层关系给出一种回溯性的说明:切近的熟悉性构成了理解陌生性的基础,而陌生人原则上乃是可以被熟悉的他人。
《大学》升格运动的背景是儒家学者不满于“以佛治心,以儒治世”的儒佛分工模式。基于对这一模式的批判,儒家学者试图重新开掘儒家的治心之学,并重建治心与治世的关联,正是《大学》提供了一个打通治心和治世的思想架构。
孔子把“中”改造为“中庸”,与三代的“直”道相通,又以礼为中庸之道的基本内容,无疑是对以往中道传统的扩充。子思继承了这一传统,在《中庸》中,他对“中”的终极意义、“中庸”的本质结构、“中庸之道”的具体生成与历史形态等,作了详尽的阐述;又在德行体用论的结构中,突出阐明了修身成德的实践意义,以“诚”为核心,论述了修身成德的工夫···
儒家“致知”论所关注的是如何在变动不居的现实情境中增进主体的实践智慧,以便更好地处理伦理—政治方面的实践事务。道家“无知”论所关注的是如何消解知识理性对人的本真生活的消极影响,以达致“体道”的“真知”为境界指向。儒道两家在知识论上的实践智慧维度,彰显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特质,即它是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实践哲学。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秩序的建构,涉及体现等级差序的多重活动,这种活动包括祭祀、丧礼,等等,其具体展开则关乎基本的饮食起居。礼对这些活动的制约,也展示了礼自身多方面的规范意义。荀子对祭祀之礼、丧礼的看法体现了理性的立场,一方面,这表明理性主义立场在整个中国文化中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也折射了礼的解释与神道设教观念的···
相较于陆王心学,牟宗三的儒学理论构想更多是借由对胡宏哲学中心性结构的继承与转化,尝试以之解决儒学传统中天道论与心性论如何贯通的问题,使儒家心性之学的普遍性基础得以确立,为重建价值秩序与人文精神提供了基于宋明儒学资源的一种思路与可能。
礼是基于民族心理、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形成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典章制度与文化样态,是维护家庭和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重要手段。中华礼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是由礼义、礼仪、礼节、礼制、礼器、礼乐、礼教、礼法、礼治、礼俗构成的体系,家礼亦然。
主父偃只是纵横家,要想获得帝王的青睐,不惜倒行逆施,企图通过“推恩令”在短时间内建立奇功,因此只计较眼前的得失,而董子“大一统”的秩序哲学早已超越一时之功效。公孙弘的功业只能在当下实现,故不惜曲学阿世,极尽所能逢迎汉武帝,董子固然期望得君行道,其哲学理论却能超越一世之功业。经师传承固然功不可没,对于经学的运用却往···
以西方哲学看中国哲学,这是很多研究者都做过的工作;而以中国哲学看西方哲学,这种工作做得相对少些。两种哲学互看对方而开展对话、交流,可使双方都有触动。英国著名汉学家、哲学家葛瑞汉经常做此“互看对方”的工作,成就斐然。
梁漱溟伦理思想之哲学立场依然是心性哲学。无论是“关系”根植于“生活相续”的本体论、“情谊”根植于“三量说”的认识论,还是伦理组织功能根植于“直觉”的价值论,其理论根基则是以性善论为核心、以“尚情”“无我”为特征的心性论。
传统儒学从来都支持普遍主义,这是它与“轴心期”世界其他主要思想体系并立的根本理由。实质上是处在“现代之外”的“新”儒学,因应于中国处境展现出来的特殊主义知识倾向,需要矫正:基于差异性认知的这种新儒学,刷新的只是儒家知识的表述方式,而不是儒家知识的实质内容。
不同于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儒家将“富民”作为政治的第一要务,认为国家干预对于矫正自由竞争的缺陷和弥补私人生产能力的不足是必要的,如为劳动者分配必要的生产资料,指导生产活动,提供资本支持,维护经济秩序,应对经济危机,建设基础设施,救助弱势群体等。但基于“富民”的唯一目的,国家干预必须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为基本原则,···
“内圣外王”的观念产生的前提是“三代以上”的“治出于一”到“三代以下”的“治出于二”的结构性转型,权力与精神分离,治教两统获得了自主性的分化。但如何基于分化而重新连接两者,这才构成“内圣外王”这一术语原初的问题意识,其实质内核是以内外架构教化和统治两大系统,使之在分离基础上保持平衡、协调和连续,其畸变形态则是“内治外教”的···
“神”字之偏旁“示”的生存史本义是用以指导人生的显示和指示,而通常认为的本义,如对过世先人或四方之主的泛称以及供桌、牌位之义,在生存史上反而是派生出来的。“神”之原形字“申”的生存史本义不是作为存在者的神或人格神,而是发生于本真生存中的万物之“玄妙显示”。“申”字加“示”部而构成“神”,是为了进一步强化“玄妙显示”这种生存史本···
对“一”的领会和践行构成了“心易”说的核心,也是从杨简到王阳明、刘宗周的易学哲学之特色。王阳明通过心物的显隐关系和良知体用论,既澄清了“心”与“易”(物)的同体而显,也指明了工夫的途径,弥补了“直心”在应物之用上的缺陷。刘宗周通过心对“易象”的筹划作用阐明了“易”何以为“心易”,也通过“心极”阐明了“心”与“易”何以为“一”。王阳明···
儒家的本体宇宙观和基督教的本体神学存在天壤之别。无论从基督教教义看,还是从儒学义理看,儒学都无法转化为基督教,也不能将基督教儒学化为神学,更谈不上儒家基督徒或基督教儒者。从本体诠释学的角度看,二者不存在“视界融合”,因为二者的本体性是完全对立的:一重永恒,一重变化;一重超越,一重内在。
学界对吕祖谦的历史哲学颇有研究,但未曾详论人心在天道、历史之间的沟通作用,作者将吕祖谦哲学命名为“心史”哲学,聚焦心的面向,还原了吕祖谦哲学的“史-心-天”基础结构。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之初,当年的中国代表张彭春就曾借用儒家文化发声,促使儒家的仁的理念被写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以史料为基础,配以儒学义理解读,能从第一条中抽绎出文化相容人权观。二者由此具有共同的历史来源和儒学底蕴,背后的理论依据则是具体问题导向论和解题策略择优论。
“儒”和“儒学”的溯源问题,关系到如何界定中国文化思想的本源及其宗脉。熊十力《原儒》一书在探寻儒学的本源时,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时代问题的省思。熊十力的“原儒”既以儒学为正统,又尝试融通儒学(经学)与诸子学,从而建构一种具备现代性的新学统,由此开出科学、民主、平等等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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