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义、礼密不可分,呈现出互诠互显的特点。其“义”思想体系由礼义之统、礼义之中与礼义之分三大部分构成。礼义之统是概括地说,礼义之中是客观地说,礼义之分是分别地说。
《荀子·解蔽》“是其庭可以搏鼠”句,号称难解,亦多歧解。历来诸家的注释大约可分为五类说法,分别是“思不精不能成歌”说、“指挥棒打鼠”说、“狸捉鼠而乱歌”说、“潜修深思不可歌咏乱之”说、“秽乱之庭恶能与歌”说。
《孟子》中「尧舜之道」为「善政」「善教」结合的「理想政治典范」,其一方面指君主通过合理地治理实现自己内在德性的扩充完善,另一方面又要对民众加以教化,成己成人。包含这两面才算是「不忍人之政」或「仁政」。
孔子提出“和而不同”,却拒绝成为“同”,意在守护“文”的共同体。“文”是共同体学习与实践的产物,并非一人之力所能完结。正是由于共同体中广泛存在不尽相同的意志,才能够以“文”之名彼此联结,真正发挥“和而不同”的力量。
王船山的《正蒙注》蕴含了一套工夫论体系。此体系以神形之辨为天道论基础,神形之间有分有合,故工夫中亦包含“体性存神”与“即物尽则”两个要素,此即“叁两相倚以起化”,乃工夫之纲领。神形之辨首先要求对来源于形的闻见之知进行超越,从而高扬德性之知,此为工夫之内核。
学术的发展显示了一种面向客观世界,将客观世界对象化的倾向。谶纬虽然有神学色彩,但其背后的依据却是阴阳、五行等循环逻辑系统,而非天命、天志这种天人感应系统。五德循环的理论及将客观世界对象化的趋势,消解了天志观念的神圣性,是导致儒学未能形成狭义的宗教性思想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提出“人文宗教”概括以儒教为代表的中国宗教,以“入世—大群—一元论”与“出世—个人—二元论”作为区别中西宗教概念的坐标;继而,他又从中国人文精神中抽绎出“人心一元论”,以此作为阐释儒家人文宗教信仰意涵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钱穆通过批判西方宗教与现代化弊端,论证儒教的优越性与现代价值。
基于“义兼经权”的根本立场,朱子一方面以“合义”考察应用层面的经权对举关系,拒斥“反经合道”说;另一方面贯通舜“不告而娶”之权的“不得已”与“嫂溺援之以手”之权的“不常用”,返回“巽以行权”的严格规定性。
一般而言,儒家认为父母之爱是与生俱来的,而孝则需要后天教育来获得。在古代,因为年迈的父母往往丧失了劳动能力甚至不能自理,孝的观念尤其强调成年子女对于年迈父母的奉养。孝作为成年子女的美德,与年迈父母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如今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得更早,例如未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本文意在指出,无论是孝还是慈,···
以陶渊明为例,所谓“古今之变”,盖指陶诗接受经历了一个“由晦而显”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既与时代的审美风会有关,更与思想史的发展嬗变若合符契,所以,文学史的研究必须是以“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为前提的复合研究,既不能离开作家的身世、生平、人格和时代审美风尚予以文学本位的“内部研究”,更不能离开文化思想史的大背景和坐标系,···
本文首先为《天泉证道纪》在史料及义理价值上所引起的质疑提出辩解,继而在《天泉证道纪》(还有《传习录》和《阳明年谱》)的基础上厘清王龙溪与钱德洪对阳明“四句教”的讨论。这个讨论实际是反映本体与工夫对立的问题,而阳明的回应则是和会二者。至于“严滩问答”的四句,则是阳明藉佛教的术语再次发挥本体与工夫乃至“四无”与“四有”的辩···
一些学者将儒家的禅让理想比附为现代民主宪政,并讨论了其合法性,但却一直忽视了实践这一理想制度的程序问题。实际上,根据孔子的设计,尧舜禅让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有一套从提名到试用,到摄位,再到称帝的程序保障,并且这套程序的考察过程足够漫长,从而使得人们有机会全面考察受禅者的真实德行与能力,也使得受禅者有机会创造卓···
作为至高的德性,中庸之道弥散于人的日常世俗化生活,通过具体的路径与德性,以可操作的方式得以践行,诚是统摄全部的基础与力量。中庸之道的根源性存于历史中的人及其实践,在充分彰显根源性的同时,中庸之道以形上形下的一体贯通赋予自身以理据与意义,亦因此转而成为根源性的哲学。
唐君毅的生生哲学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核心问题:万物生生的存在本原是什么?万物生生的运作机制是什么?万物生生是否有价值趋向?在思考这三个问题时,唐君毅自觉地汲取了易学的思想资源。
在刘歆的筹划中,三统与五德相包,天时与人时合一,不仅革新了汉代“天人合一”思想,也实现历史时间的万世一统,塑造了汉代新“大一统”观。在刘歆之后,古文经学拥有了系统的经学观和宇宙论。
儒家性善论及其司法面向是中华法系的重要构成和显著特征,解析其“性善论”“无讼”“息讼”“礼决”“原心定罪”“宽刑”等法律文化与情理法融合的运行机制,有利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尤其对当下能动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将促进“诉源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新时代马锡五审判方式”“多元化纠纷解决”“大调解”“大陪审”“五治···
不同于商鞅作法自毙,对自己的死感到意外和委屈,晁错早就预料到这种不幸的结局,并准备为自己追求的秩序而死。晁错寄希望于景帝以“一人”的气概承担天下一统的大业,景帝却十分吊诡地以“天下”为由,把他当成“一人”而杀害。景帝与晁错既然站在同一个阵营实施削藩,君臣之间就必须共进退,而决无中途背叛之理,其杀晁错就是现实版的“杀···
仅就孔门后学而言,比较多的提法是颜、曾、思、孟,此外就是亲炙弟子中仅以颜、曾并提。自宋儒之后,常以颜、曾为孔门中第一等弟子。颜曾并提大概已是某种共识,本文试图基于《论语》,对颜曾传道在后世获得这种地位,作一点寻根究底的工作。
张载则基于对“气之性”的揭示,重新阐发“人性之源”,并回应了佛教认为儒家人性不能“至于本源”的判断,并克服了形性二元论。张载的气论不同于荀子的气论和汉唐的元气论,而是接续了儒家气论的第三种传统,即德气论。“神与性乃气所固有”这一宣言性论断的提出,标志着儒家德气论的正式确立。
对张载而言,气是一个象概念或功能概念,而非实体概念,其核心关切,为“万物是怎样”,而非“万物从哪里来”。他认为,万物总是处于聚散、隐显、幽明的气化流行之中,聚或散、隐或显、幽或明都是暂时的状态(“客形”),且气化流行会通贯于性或天道,故而,性或天道也是流行、变易。于张载,性论或天道观的重构具有立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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