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振宇】“自然”与“深爱”:王阳明孝论的特点及其人文价值

具有内在性的良知如何在经验世界中实现自身的外在化和普遍必然性,是王阳明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孝解释良知的这一接转过程,是对上述问题比较切近人情的回答。阳明孝观念具有“自然”与“深爱”特质,孝发自本源性的“深爱”情感,而不单纯是伦理与道德的应然而然。阳明之孝实质上是一种超越了认识论和伦理学局限的审美境界意义上的观念。

【谷继明】如何理解气?——从《中国哲学概论》的气论说起

张学智《中国哲学概论》不仅仅是一部泛论中国哲学的著作,也在不少具体领域有独到之见。在形而上学部分,《中国哲学概论》分三部分来叙述:物质构成论、宇宙演化论与天道义蕴论。特别是物质构成论方面,张学智教授结合气论的哲学史,对气学作了甚富新义的阐发。与西方形质论的传统不同,中国传统哲学的气不可归入质料,它是使存在者得···

【冯琳】王船山格物致知论中的实证精神

“格物”是博取世间万物的现象和数理,用历史和实践证验事理;“致知”是自虚静中获得智慧以明理,通过深度思考而探索隐微的事理。对王船山格物致知论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度思考,即比较船山与朱熹思想的异同,分析王船山对方以智“质测之学”的吸收,探讨其对西学的态度,有助于挖掘王船山格物致知论中内蕴的实证精神。

【叶达】“络马首,穿牛鼻”的诠释看儒家人物之辨的多重面向

王船山批判了程、朱的解释,他认为“络马首,穿牛鼻”是“用物之道”,其合理性是人类赋予的,是人道自决、与物流通的结果。人与物——牛、马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不再面向存有论,而是通过基于天道乾德的人心在自由权衡的道德实践过程中贯通彼此。儒家对“络马首,穿牛鼻”问题的不同阐释,共同蕴含着光辉的道德理性,揭示了儒学在历史发展中不断···

【陈赟】“大道之行”与原初秩序经验:《礼运》“大同”新解

基于《礼运》文本的整体思想脉络,可知“大同”乃是原初秩序经验,而对此原初秩序经验的理解不能离开“大道之行”与“大道之隐”的张力性结构。然而,这一张力性结构在以往的《礼运》研究与“大同”探究中,似乎始终处在被遗忘的状态。

【何仁富】儒学生命化诠释与生命教育建构

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儒家“生命的学问”的总纲,也是儒学生命教育的基本依据。人生的理想在开发人人可走的大道,这一大道是通过每一个人德行的修养的正路而展开的,德行修养的可能基础,就在于人人内在的仁心仁性的发用上,仁心仁性的发用落实在诗书礼乐的人文教化中。

【曾海军】革命与继世:汉初皇权的正当性与稳定性分析

“太子天下本”事关权力更迭的稳定性,儒家通过完备的太子教育将传贤的理想性注入嫡长子世袭制,使得继世的权力更迭方式同样带上了正当性的内涵。“君子大居正”高于一切,而是先前的立子立嫡之法历经让国、尚贤这种儒家大义的激荡与显发,变得更加义蕴丰厚、更加正大光明。

【黄玉顺】邓曼:中国第一女哲

春秋早期的邓曼,堪称“中国第一女哲”。她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具有涵盖形上学、形下学以及“天人之际”关系的思想系统,更在于她做出的三个思想首创:一是“天道”概念(天帝显示的必然法则);二是“天不假易”命题(天帝绝不宽容傲慢轻率之人);三是“天道盈荡”命题(事物发展到满盈状态时,就会动荡不安,这是天帝确定的必然法则)。

【姚海涛】李觏辟佛思想诠论

北宋思想家李觏面对佛教盛行的局面,立场严正,坚定辟佛,应当视为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一辟佛儒者,而不是亲佛的儒者,更非阳儒阴佛之佛士,其辟佛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与时代特征。在文化冲突与交流并存的今天,全面反思李觏辟佛思想,对于确立文化自信,挺立文化自觉,有着重要启迪意义。

【姚海涛】荀子“一”论大义诠

在“一”与“道”的关系上,荀子提出道出乎一、体常尽变的天道论。在“一”与“多”的关系上,荀子以知通统类进行归纳与把握,认为礼归大一,对人道论进行了理论说明。在“一”与“壹”(专)的关系上,荀子提出了并一不二、虚壹而静,实现了认识论的突破。在“一”与“微”的关系上,荀子提出了执一行微、积微而圣的工夫论。荀子“一”论大义涵摄了天道···

【丁为祥】阳明心学的价值追求及其现代意义

价值观念往往由主体意识而生成,亦因为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落实与表现而成为人生世界的灵魂。但这并不是说价值观念就与主体意识同步而生,而是必然要表现为此前价值观念的某种继承与发展;只有在主体精神真正确立之后,新的价值观念才能真正生成。

【翟奎凤】“三合然后生”:康有为论孔子人道教的优越性

康有为经常引述《谷梁传》“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来阐述孔教的特点与优越性。人由天而生,决定了人要敬天、祭天,修心养性、净化灵魂是“事天”的重要工夫。上天有好生之德、仁爱之心,决定了人要有博爱精神。由阴阳而生,即人由父母而生,决定了人要孝敬父母,要祭祀祖先。

【陈晨捷】命运:孔子的一个隐性关切——以“与命与仁”及“性与天道”章的诠释为中心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涉及“利”与“命”、“利”与“仁”的关系,即利是否可求、对行“仁”该秉持什么样态度的问题;“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则涉及“性”与“天道”或“天命”的关系,即性的来源问题及修身养性与其人生遭遇之间的张力问题,其核心均是对命运的关切。

【敦鹏】程朱理学王道论的三个基本主题

宋代儒学是宋学的主流,程朱理学又是宋代儒学的主流。作为宋代新儒学的主要流派,程朱理学及其王道论不仅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也成为儒家王道思想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

【李欢友】王夫之“浑天说”的理学渊源

王夫之在此问题上更认同天文历法之士的说法,强调对天象观测的合理性,这实际上为理学框架下实证的天文科学研究之合理性保留了余地,揭示了儒家思想并不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抵牾。经过对张载、朱熹二者思想的批判性继承,王夫之的“浑天说”已经成为了关于天道运化的学说。

【舒大刚】儒家经典与“第二个结合”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自然应当从经典入手,对经典中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观念,进行深入阐释和现代发扬,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现代化。

【张培高】论儒家哲学的生命信仰——以孔颜之乐为中心

孔颜之乐这一生命的信仰超越了功名利禄,故能收拾人心。从三个方面影响了士人的行为:第一,给予士人生命的意义。第二,给予士人人生的前进动力。第三,给予士人学术的方向。这一思想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乐广的“名教中自有乐地”还是范仲淹的“瓢思颜子心还乐”皆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并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及后来的士人。宋明理学的···

【黄俊杰】“中国诠释学”的类型与研究方法

“中国诠释学”建立在中国文化独特而自成体系之“一本性”之上,有其自成一格之“中国性”,见之于经世致用之精神、政治之取向以及生命增上之愿景,不能简单视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中国诠释学至少有“实践诠释学”“生命诠释学”“政治诠释学”三种类型,三者都是不同程度的“实学”。

【林忠军】论宋代“图书”符号学的形成、内涵及哲学意义

虽然图书学的观点、论据和符号的推演、论证存有不合理因素,其解释未必符合《周易》文本的意义,但它是经学解释方法的创新。从符号学角度理解图书之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突显中国易学和中华文化的内涵,有益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推动世界符号学的发展。

【张恒】另一种“体用”:邵雍藏显义用体论及其定位

邵雍体用思想中还有“因用生体”的一面,这种朝向思辨之维转型的面向才构成邵雍体用论的真正创见。就后者而言,邵雍体用论既不同于传统的形体体用论,也与佛学、理学的性体体用论有所区别,它以先天心法为用、后天形迹为体,是一种以“用”为本原的藏显义的“用体论”。这是邵雍体用思想的特色,也是早期理学形成中的过渡形态与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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