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丧祭礼为重点的儒教礼仪是韩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冲击熏染下,韩国儒教丧祭礼开启了内容与形式上的革变,主要体现于祭祀对象的缩减、行祭时间的转替及礼仪空间的变动,以此来适应城市化进程与城乡社会结构的变迁。虽然儒教丧祭礼产生了一定的形变,但其本质特性依然维持其中,并对其他宗教礼仪产生了···
“生成”说更倾向于存在一个本源作为宇宙之开端,宇宙、社会人生、均由此本源而生,故其理论之核心在于追寻那个“什么”即讲清楚宇宙是什么、它的本源是什么、社会秩序的根本是什么等问题。而“生生”说之重心不在于追寻“什么”,而是更注重“怎么”,其关注的重心不在于讲清楚那个本源是什么,而是直面运动与事情本身,让人真正地融入到这个世···
借鉴克拉克的学术权力理论,选取15家大学儒学组织,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基于学科与学科组织的发展需要资源这一事实,以学科资源定义权力和权力主体,界定掌握学科资源的政府、院校、教师、社会四类权力主体,揭示影响大学儒学组织发展的基础逻辑。结果表明,政府-院校-教师之间呈现明显的权力等级结构,儒学组织所拥有的学科资源与其···
许慎是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关键人物。作为东汉经学的坐标,《白虎通》是来自庙堂的经学一统,代表了以今文经学为主体的通学形态,体现为声训正名、经说裁断、天人统系三个层面的经学工作。《说文解字》继之而作,与《白虎通》全面呼应,代表了许慎经学的完备形态。它自形训以经学正名、据汉字以裁断经说,通过汉字系统构建天地人秩序···
由于孔子弟子各有所记,在战国时期形成了多种“孔子语录”汇编本,其中多数在流传中亡佚,部分散落在《礼记》等儒家文献中。《论语》的早期传本源于“孔子语录”汇编本,并在汉代武、昭、宣时期逐渐经典化,形成多种抄本。汉代后期,张禹所传“张侯《论》”逐渐淘汰其他抄本,成为今本《论语》的主要源头。
《孟子》关于舜孝的叙事所包含的哲学问题比较丰富,涉及亲情、正义和超越三原则的考量。孟子肯定了亲情原则的价值并对此有着自己的坚守。在亲情和公义两难问题上,孟子认为公义的原则对亲情之爱的限制是有限的。在孟子心目中,政治义务是有界限和限制的,自我“终身欣然”的价值高于政治义务的价值。孟子承认人承载天命,具有超越政治性···
在“藏礼于器”思想影响下,“器物”成为“礼制”的指示器和强化剂,二者呈现出一种双向互构的关系:一方面,器物是礼制的物化形态,器物的设计与使用要遵循礼制规定,礼制在器物中以物化的形态得以显现,另一方面,器物反作用于礼制,对礼制具有强化作用,发挥着重要的“无言之教”的道德教化功能。
“无为而治”是儒道两家共同的社会治理目标,具有相近的社会治理价值追求,其特点是强调统治者减少行政干预,最终实现“垂拱而治”的治理效果。两者的区别在于,儒家期待以“德政-德教-德治”的方式治理社会,实现“化成天下”的治理成效,最终达到“无为而治”。而儒家“德治”本身,不仅强调君主具有政治德行操守,而且要求君臣率先垂范,推行“···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唐虞之道》对禅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构建,但因为是对尧舜传说的哲学解读,这使得对政治的哲学思考与对历史的政治叙事结合在一起,其中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如禅让是否可以包含传子,制度维度的“位”和美德维度的“德”之间是什么关系;禅让和内圣外王是什么关系;血缘原则的“亲”和德行原则的“贤”之间是什···
道德本乎天,故以道德来评判一切的道德主义,实则道法自然。包括殷海光在内的一些思想家批判儒家的道德主义路向,以之为儒家的弊病,但这些批判不过是现代观念(尤其自由主义)的产物,而为儒家辩护者也因此被“观念绑架”,不敢承认儒家的这种优良特质。
朱子对「人心道心」的诠释采用《中庸》「未发已发」的模式,意味着未发已发问题是朱子人心道心说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一般认为,朱子的人心道心均属已发,但这种理解因未发之心的缺席会导致「大本」不立的严重后果。实际上,朱子对道心的理解没有局限在已发的阶段,道心兼具未发已发,而人心只属于已发。由此,朱子自中和新说确立的心论···
通过对《孝经》五刑章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呈现孔子的律法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点:首先,刑法的目的是为了激发人们的迁善之心;其次,孝是一条根本性的律法,是规范社会秩序其他法律的基础,是诸法律的律法;再次,由“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来的孔子律法,可概括为“四尊五勿”:尊天,尊亲,尊圣,尊君;勿杀人,勿奸淫,勿侵···
《六经》成立关联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奠基。这一奠基首先是确立秩序担纲主体,三代以上帝王主体转化为三代以下的圣人主体,两种主体分别对应着“治出于一”和“治出于二”的不同秩序格局。《六经》成立关联着民族精神的奠基,具体展开为文明之为文明、人性之为人性的原理之确立。《六经》作为一种超越具体社会和时代的文化宇宙,构成中华民族···
现代经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涉及到对经学思想定位的理解,前人“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种论说都是在处理这一问题。“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说,从宏观角度阐释了经学的起源及其实质,是对经学于中华文明基本精神中核心地位的不同表述。
刘宗周没有接触过王一庵关于“意”的理论,但是他受过泰州学派王艮(一庵之师)的影响;对于另一位言“意”与刘宗周相近的江右王门学者王塘南,亦无文献证明他个人对于刘宗周“意”论的启示,但刘有取于王塘南所在的江右学派(比如邓定宇)是确凿的。
吾人企图通过斯宾诺莎(Spinoza)的实体一元论之「实体/属性/样态」三分架构(相当于中国哲学之「道/性/气」或「体/相/用」)或「实体/属性/本质」三分架构(相当于「道/性/理」)重新阐释定位宋明理学之分系(北宋三家道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蕺山船山气学),视为同一实体或道体不同面相之侧重发展。
《吕氏春秋》存有不少荀学因子,此向为学界所忽略。从《吕氏春秋》的创作动机来看,与《荀子》一书在当时广宣流布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从二书相关联的层面来看,在《荀子》普及传播的战国末期,《荀子》成为《吕氏春秋》编撰素材与参照文本的可能性极大。
唐代将孔庙附祭人选扩大到孔子门人之外,打开了子思进入孔庙的制度性窗口。北宋中后期,子思凭籍孔圣后裔的身份得以封侯和从祀。由于宋代《中庸》地位的提升,以及宋人连接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动力,子思在明道和传道上的贡献日益凸显,其在儒家道统系谱中的位置逐渐稳固下来,并最终形成了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以传道为主要线索的···
“儒者柔也”是古人对儒字最经典的注释。“柔”的古字是“揉”“扰”“犪”,本义为“驯扰”即教育约束。“驯扰”是游牧时代先民驯服动物的经验总结。“柔远能迩”体现了远古先民以礼乐教化治国的传统理念。“多需”和“多胥”是殷商的礼乐之师,其职能是通过教授诗歌音乐舞蹈来实行教化。
儒者执持操行,面对货财乐好之利却不亏损道义。有道义充塞于心,具有强大的意志力和自制力,儒者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即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儒者为道义而生,为道义而死。“往者不悔,来者不豫”则强调儒者须有抓住当下、直击本体的能力和品格。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则是早期儒者队伍自觉告别“小人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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