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孔子之城”的来华西人,近距离观察曲阜,深层次解析孔庙,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时西方社会对圣地曲阜及孔子的认识。这些旅行纪闻,既引发了西人对孔子的尊崇感,也促使其反思孔子和儒学在中国的地位与影响,为我们多方位认知孔子提供了丰富视角。
“仁树”说集中体现了方以智仁学思想的精粹。此说由三个主要比喻构成,即全树全仁之喻、剥烂复反之喻和二芽之喻。本文系统梳理了仁树说三喻的内容和含义,并分析了方以智仁学思想的体用论基础。仁树说代表了一种“尽性”或生成人性论的新范式,深刻影响了清代学术发展。
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固然有着重视道德的特质,但儒学自始便存在着消极伦理的思想因素,对道德化视角的局限性有清晰的自觉——不可将世界化约为单纯道德化的世界,这就体现出人的自知。而只有以人的自知之德为基础,人与万物的一体和共生共在方可实现。对生生之大德的推崇正意味着超越单纯道德化视角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儒学对人与···
清代学者反对“疏不破注”旧例,重新构建义疏之作的诠释体例,体现出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新疏是清代经学研究的结晶,内容上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在《十三经注疏》、“四书五经”之后,构成又一个颇具特色的经典诠释体系,对于后世的经学研究和经典传承,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罗钦顺哲学对张载哲学的继承性并不似传统哲学史中所表述的那么强。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证明:其一,在北宋五子中,罗钦顺主观上更欣赏的是程颢,而非张载。其二,在问题意识方面,罗钦顺讨论张载时更关心的不是气本,而是理气一物。这本质上是朱子学的问题意识,而非气学。其三,罗钦顺对张载的理解与传统气论学者对张载的理解不···
天理是二程和朱熹哲学的核心概念,但二者对其理解不一样。在二程那里,天指苍天,天性、天命都是苍天之命令。天理即苍天之理,进而延伸为宇宙之理,天理观便是宇宙观。在朱熹这里,天被当作形容词用,表示像苍天一样的自然性、自足性和绝对性等,天理指具有类似于苍天性质的理,即,理是自足而绝对之理,而不再专指苍天之理。理学家的···
立足于一般经验性的“听”,孟子认为个体在“听”上有“同听”的趋向,节制对某些“声”的偏爱,个体得以通由“听”培塑自身德性。“听”同时与国家治理相关,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成为了制定正确决策的重要前提。在这一过程中,君主归正“听”上的一些偏好,理性判别和积极听纳有价值的意见,使其不断向圣王迈进。
在朱子学的诠释下,“祷”作为面向特定信仰对象的意向性行动,是圣人基于“天理之自然”确定的礼仪准则,在气化流行的宇宙秩序中有获得“回应”的真实性依据。祷者正是以这些基础信念为前提,将自身生活困境向神灵敞开,并在与神圣的“遭遇”中获得如何面对这些困境的精神经验和意义依据。
社仓法源自隋代实施的义仓制度,在南宋时期经朱熹重新设计并编定《社仓事目》后发扬光大,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往学者的研究认为朱熹所行社仓的目的之一是在民众经历灾荒时对民众予以救济和帮助,从而发挥其巩固统治的社会功能。社仓法尽管具备如上的社会功能,但其设计本身却存在固有的问题,诸如贷款利率过高、催科期限过急等。
以经验知识的进路解释良知如何呈现,需要以良知不学而能的先天性与其呈现于经验中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前提,给予“经验知识如何触发良知”和“良知如何运用经验知识”两个核心问题以有效的解释。同时,认知能力的提高与经验知识的积累都影响了主体对当下道德场景的把握,从而也参与到良知直下的判断中。
作为经典世界中的思想史事件,孔子的“川上之叹”存在着伤逝、勉学、道体三种诠释路径。相较而言,“道体”说既克服了“伤逝”说的消极观念,也深化了“勉学”说的思想内涵,并且还实现了圣贤之间的“视域融合”,在经典解释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形而上学的视域来看,孔子“川上之叹”所表达的核心主题是对存在与时间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考。
一方面,注意于“名节”的自觉性与“士风”或“学风”间的关系,试图重塑“士人”这一政治身份在道统观下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罔死”与“变节”的批评在延续明季道德严格主义风向的同时,也经由对名节观的厘正,而为自身在不仕清廷的前提下打开生存空间。回视程伊川之论党锢,在某种程度上,此两者皆可视为丧乱之后对宋学的回归。
张载在政治社会思想上主张宗法制,但不等于《西铭》的宇宙论也是宗法模式的,不能据此否定《西铭》具有博爱与平等观念。把博爱与差等之爱对立起来,对两种观念都极为有害。借助对若干博爱观念的讨论,重新肯定差等之爱之于博爱的重要性,突出差等之爱中厚薄之分的意义,具有较大理论价值。
宋代早期理学家集中展现了思维转型的理论自觉,其“体用”之“体”,一方面较“本末”之“本”更具超越性,另一方面又较佛教之“体”更具实在性,一种既超越又实在的“体用”思维逐渐形成。早期理学家各具特色的思维转型的努力是理学得以产生的核心动力,也促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第一次大型范式转换。
实际上,从训诂上看,一律以“宜”训“义”是不通的;从德行上看,这些现代诠释混淆了“义”与“权”“智”的区别;从思想上看,这些诠释混淆了某种情境下具体行动的权变智慧与行动背后不变的道德原则或道德价值之间的区别。此种诠释看似抬高了孔子的智慧,实则是一桩美丽的误会。孔子“义”概念与其说是情境适宜性的权变智慧,毋宁说是绝对的不可···
在古典儒学观念中,家庭更具有先在性和原初性,家庭中的血缘亲情具有必然性,是道德原则的本源,也是构建社会伦理和国家政治秩序的基础,而国家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存在。古典儒学对家国关系的这一理解在后世的政治实践中不时出场,不断提醒人们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的权威对家庭利益的任意侵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
中国思想正面这一开放历史过程,并不诉诸超越的绝对普遍性,而是探寻在历史内部理解历史中意义的可能性。具体而言,中国思想构建基于天经、地义、人情组构的具体的历史普遍性,以“天下归仁”转换西方的自由为本的历史进程叙事,以“和而不同”“多元一体”构建多元文明的共生秩序。
张载与二程的“京师论《易》”可以说是两宋道学史中的一个大公案,从一定程度上说,道学所谓“濂、洛、关、闽”的谱系与排序也就建立在张、程“京师论《易》”及其传说的基础上。但这一说法并非完全出自历史的真实,其形成反而具有某种递加传衍与“层累”造成的特点。
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张载是北宋五子中第一个自觉地对理学之理论基础展开“稽天穷地之思”的思想家,同时又从总结思想发展之历史经验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带有必然性的结论,这就是“《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
追求理想人格就是追求真理,认清现实的残酷性,就是发现自己生存的局限性。人们越是否认现实,当现实最终打脸的时候,就越发感到疼痛。在技术和知识取得巨大进步的今天,成为君子的难度有增无减,君子人格的悲剧性讨论有助于人们反思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如何面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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