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十”与“道一”：颜、曾传道发微

作者：曾海军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曾子学刊》（第六辑），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

内容提要：颜子号称“闻一以知十”，如此聪明绝顶之人，却能服膺于非礼而勿视听言动这种明白晓畅的道理。并非颜子大智而究极高明、非一般人所能企及，而是颜子以“闻一以知十”的大智而处中庸之道，才是那些绝顶聪明之人望尘莫及的。曾子偏鲁钝，可以在平常时将忠恕的工夫做得很扎实，但在道中庸处，亦能推至仁道以求贯通，是能究极高明。曾子以“不敢毁伤”为孝之始，在极平常的生活经验中着实用力，终能于保身言孝上发明仁道，可谓不失高明。颜子见得高，却能时时取道中庸；曾子学得实，却能事事究极高明。颜子诚体，曾子笃实，却皆于“极高明而道中庸”上不落于一边。天下最难的学问恰恰在于“极高明而道中庸”，而颜曾传之矣！

关键词：“闻一知十”，忠恕，颜子，曾子

孔门高弟前有颜子，后有曾子。后世颜、曾并提的情形有好几种，最常见的是孔、孟、颜、曾，或按时间顺序为孔、颜、曾、孟。仅就孔门后学而言，比较多的提法是颜、曾、思、孟，此外就是亲炙弟子中仅以颜、曾并提。自宋儒之后，常以颜、曾为孔门中第一等弟子。如孔子对子贡声称“予以一贯之”（《论语·卫灵公》）时，朱子引尹氏曰：“孔子之于曾子，不待其问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复深谕之曰‘唯’。若子贡则先发其疑而后告之，而子贡终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学之浅深，于此可见。”朱子则自按云：“夫子之于子贡，屡有以发之，而他人不与焉。则颜曾以下诸子所学之浅深，又可见矣。”[②]是颜、曾为一等，以下诸子亦各有深浅。还有“且如孔门教人，亦自有等。圣人教人，何不都教他做颜曾底事业？而子贡子路之徒所以止于子贡子路者，是其才止于此”[③]，这就更直白了。也不只是朱子有这种区分，陆九渊亦云：“孔门惟颜曾传道，他未有闻。盖颜曾从里面出来，他人外面入去。今所传者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曾子所传，至孟子不复传矣。”[④]颜曾并提大概已是某种共识，本文试图基于《论语》，对颜曾传道在后世获得这种地位，作一点寻根究底的工作。

一、“闻一以知十”与中庸之道

颜子虽未有著作流传下来，《论语》中却留下许多其与孔子的对话，亦可谓义蕴丰厚，可以阐明的内容并不少。在此先围绕着“回也闻一以知十”这个意思来展开，以相对通俗的方式进入颜子的道理世界。对于“闻一知十”，最容易让人想到的是“举一反三”。何谓“闻一知十”，也很容易就按“举一反三”来理解。“举一反三”的意思都比较熟悉，因为今天的日常生活中还会经常用到。但两者其实有着很大的区别，而且不只是“十”比“三”要更多的那种程度之别。

“举一反三”和“闻一知十”都出自《论语》，正好可以通过比较进行理解。先看“闻一知十”的出处：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冶长》）

这里记载的是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对话的主题则是颜子。当孔子让子贡自己衡量一下，与颜回相比，哪个更厉害时，不仅子贡表示颜回能闻一知十而自己最多能闻一知二，连孔子也自谦说确实都赶不上。这至少很能直观地说明，颜子是个特别厉害的人，只不过究竟有多厉害，以及该如何理解颜子“闻一以知十”的本领，就得讲明其中的基本意思。讲这个意思之前，不妨先澄清一下，“闻一知十”并非“举一反三”。后者的出处如下：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

此章中的“启发”，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妇孺皆知的用语，而“举一反三”的意思与“启发”密切相关。朱子注云：“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义。”[⑤]“启发”是对问题已经有了思考，只是还停留在似懂非懂、辞不达意的阶段，此时经过老师在关键时候给予点拨，便一下子明白过来。即所谓“自愤悱而尚未能喷薄汹涌，师者为之一援手，为之开塞除蔽，此之谓‘启发’也”[⑥]。

语录中的“隅”，原意是墙的角落。一个房间有四个角落，教会了如何认识其中一个角落，受此启发式教育，还要能学会认识其他三个角落。这是由于房间的四个角落既密不可分，又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最重要的不在于学到了关于其中一个角落的知识，而是通过这种联系性和相似性，学会了如何主动认识其他三个角落，这就是举一反三。由此，“愤悱是学者事，启发是师者事，学者事是第一紧要事。然师道亦讲究，举四隅而尽告之，不可谓善教也，总须在要害处点拨”[⑦]。有的人在学习过程中善于举一反三，有的人则不太擅长，这是学习能力上的差异。善于举一反三的人自然就厉害一些，而闻一知十的厉害之处则更高了一个层次。

对于闻一知十，朱子引胡氏曰：“闻一知十，上知之资，生知之亚也。闻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资，学而知之之才也。”[⑧]颜子的闻一知十仅次于孔子的生知，必然已经非常厉害，但所言还不够具象化。再与举一反三进行比较来看，“盖‘闻一知二’者既知所闻之事又能由此而知旁一事，而‘一隅’者乃一事之一‘隅’，‘三隅’者亦此事之三‘隅’，则能‘举一反三’者，尚属‘闻一知一’之类”[⑨]。可见，在某种意义上说，举一反三还在同一件事上说，而闻一知十则在不同事情上说。由一个房间的某一角落认识其他角落，便是由同一件事的某一方面认识其他方面，而闻一知十则是由某一件事推知其他不同的事情。或许可以理解为，通过举一反三认识了一个房间之后，再由一个房间推知其他不同的房间，乃至由一栋楼推知其他不同的楼，等等。子贡说自己仅能闻一知二，是由一件事而推知另一件事，而颜子闻一知十，未必指数量上的精确，而只是说相比子贡，颜子能推知更多的事情。

当然，仅在数量上比较还很难有实感，再说明一下子贡已经有多厉害。孔子讲到过子贡的商业头脑，其云：“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子贡在商业方面的才能，已经引起了孔子的注意，并表示在这方面颜子可就差太多了。子贡被称为中国儒商之鼻祖，可与陶朱公范蠡齐名，同为商业始祖，其商业才能绝非浪得虚名。而在政治领域，太史公记载了子贡的功业，通过史家笔法的刻画，子贡于诸侯国之间“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所谓“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确立了子贡那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形象。这样一个亦官亦商的儒者形象，对于其厉害之处，一下子就有了实感。这么厉害的子贡居然声称不如颜子远矣，由此不难推知颜子“闻一知十”的厉害程度，显然不是学习上的“举一反三”可以相提并论的。

当然，这依旧只是推知，颜子的厉害之处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很难找到类似子贡这种辉煌业绩的记载。相反，经典中的颜子总是表现得很平常，哪怕再称道颜子，也不容易理解其中的厉害之处。比如当哀公问弟子中谁最好学时，孔子称赞道：“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颜子在后世成为好学的形象代言人，但学霸这种人设即使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显得稀松平常。关键这一章还透露了短命这一信息，这就意味着一个福、禄、寿样样都不占的人，凭什么可以让后人景仰？古人有立德、立言、立功的说法，即所谓“三不朽”，而颜子既无思想著作流传，更无功业可言。颜子再有德性，但仅以立德，为何就能以“复圣”垂名青史？可见，颜子的厉害不是那么醒目，或者不太直观，这恰恰最值得玩味。

非常厉害的本领通常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一般人都做不到而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拥有的本领，比如子贡这种杰出的才能就特别醒目。另一种是一般人都做得到却又只有极少数人愿意拥有的本领，比如颜子的“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之类，由于一般人也都做得到，所以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真正好学的人十分罕见，按孔子的说法，颜子去世后就再也见不到了。但谁都可能有过好学的时候，正如人们不大可能每一次都会迁怒，或者总有及时吸取教训的时候。前一种厉害的本领就如同眼前高耸云宵的金字塔，可以对人形成一种非常直观的冲击力。而后一种厉害的本领如同登上万里长城，初看起来不过就是一些并不起眼的城墙，只有一步一步地走向万里长城的深处，自己亲身经历得越多，就越能体会其中的伟大乃至令人震撼之处。颜子的厉害就属于这后一种类型。

以“好学”为例，看起来好学本身似乎没什么吸引人的，但只要想想人有多么容易懈怠，就不难明白坚持好学有多难。实际上又不只是坚持那么简单，而是对道理能否看得那么分明。无论迁怒或贰过，既是生活中并不难避免的问题，又是人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在怒气未消之时，虽然忍一忍也没那么难，却往往很容易迁移到其他人或事上。但一味地靠忍显然不行，道理没看分明就很难坚持。至于贰过，可能头天晚上还信誓旦旦不再熬夜刷手机、玩游戏，到了另一天依旧故态萌发。同样地，要忍个一两天也没那么难，却不能天天都靠忍着。在互联网时代，学习变得如此便利，几乎所有人都能做到随时随地、零成本学习，由是比以往任何时代更能懂得，好学是真的难。因人们在以往总觉得学习不好，主要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不是自己不好学，而是各种条件不允许。这当然并非借口，而自有其实情在，而当客观条件不再受限时，人们才更能发现，世上能孜孜不倦保持好学的人，基本属于凤毛麟角，好学精神的确是非常伟大的品质。颜子既作为好学的典范人物，又能时时做到不迁怒、不贰过，绝对厉害，无愧于“复圣”的称号。

由此可见，儒家主要称道颜子这种厉害的类型，即对于一般人而言，肯定能做到而只是不愿意做而已。或者说，儒家论厉害，不从一般人都做不到的非凡处说，只从一般人都能做的平常处说，这就是中庸之处的高明。并非子贡那种厉害的类型不重要，而是既然一般人都很难做到，也就不可能成为人人皆可追求的目标。在最平常之处见出最不平常的本领，这才是颜子的最厉害之处。颜子极高明，却从来不忘取道中庸。

除了“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这些之外，颜子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本领，即与孔子并论的“孔颜之乐”。孔子称道颜子：“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虽然生活条件艰苦，颜子却依旧能不改其乐。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从来就不缺少那种不因富贵而喜，或不因贫穷而愁的人。尤其在今天口口声声只要开心就好的论调甚嚣尘上，底层百姓身处贫困之中实在没出路了，总有人装作高明，教别人喝下一碗心灵鸡汤，突然明白要放下执着什么的，顿时就变得开心起来。这样看来，颜子身处贫困而保持快乐，似乎也差不多。思想史上十分著名的孔颜之乐，假如只是意味着开心就好，岂不令人贻笑大方？可以很确定地说，假如一个原本就不快乐的人，陷入贫困之中后，却依靠某种鼓动反而快乐起来，这种因贫而乐的做法只会让人觉得很蹊跷，而绝非什么了不起的表现。

生活中固然不乏贫而乐的人，但贫而乐之人很可能做不到富而好礼，反过来也一样。生活经验中养成的习惯，往往有助于人安于贫穷而淡于富贵，但要能在贫富变化而起伏不定的生活中保持一贯，恐怕就没法依靠习惯来保障了。颜子不一样的高明之处在于，心中自有乐处，只是不因箪食瓢饮这种穷困而改，当然也不会因大富大贵而移。“不改”才是关键所在，这就不是习惯可以带来的好处，甚至正因为习惯成自然，反而妨碍了适应变化了的生活环境。颜子是在道理上看得分明，心中原本已有乐道之处，而可以不受包括贫富在内各种变化的干扰。既然好学如此，也意味着学而时习之，终日乾乾，乐此不彼。读书可以明理，时时见得天地之间一派鸢飞鱼跃的景象，而在心中充满喜悦，并不受贫富变化的干扰，这种境地绝非在贫穷中保持一份快乐可以表达的，而必须到达一种乐道的境界。

乐道之道自然指仁道，孔子说“为仁由己”，颜子便问其目：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对于孔子所言非礼而勿视听言动，颜子一听二话不说，“请事斯语”——那就这么干吧。这又是颜子极其厉害之处，善于将明白晓畅的道理不假思索地落到实处。这个本领更值得大书特书，对于今天的人们完全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思想于人虽说极具价值，却也容易陷入为思想而思想的地步。道理若是讲得太平实，就不免让那些自恃聪明的人心生怀疑，觉得如此明了的意思，实在满足不了思想的乐趣。甚至使得思想的魅力盖过了道理的实践，一味追求思想的深奥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践行，并最终使思想取代了道理。颜子问仁而孔子曰“克己复礼”，并申之以“天下归仁”和“为仁由己”，再申之以非礼而勿视听言动，确实无一字的艰涩，无一句的玄奥，再明白不过了。颜子号称“闻一以知十”，如此聪明绝顶之人，却能服膺于非礼而勿视听言动这种明白晓畅的道理。并非颜子大智而究极高明、非一般人所能企及，而是颜子以“闻一以知十”的大智而处中庸之道，才是那些绝顶聪明之人望尘莫及的。

关于颜子“请事斯语”的大智，可参照孟子所论智之穿凿问题：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

孟子论智则如“禹之行水”而“行其所无事”，否则便“为其凿也”。智之穿凿从来都是人之大患，总以追求思想的隐晦和曲折为能事。老子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吸引了多少有智之士为之诠解。颜子的厉害之处不仅表现在“闻一知十”上，更在于行其所无事的大智，没有一丝穿凿的气息。对于非礼而勿视听言动，人们不觉得孔子有什么思想洞见在里头，这是由于现实生活中所有人必定有非礼而不愿视听言动之时，也就是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守一些规矩。像这种一听就懂的浅显道理，当聪明人表示压根就看不上时，颜子却能干脆利落地“请事斯语”，这才是行其所无事的大智，既有对道理的清澈洞见，又有对道理的虔诚笃信，绝不在这种地方私智穿凿。

孔子往往于人们熟悉的生活经验中点拨道理，而不会想着为了增加思想的吸引力，以一种人们十分陌生的方式凭空指点。这是儒家一贯的中庸风格，却也导致最容易被忽视，尤其不被自恃聪明的思想头脑所待见。但儒家并未因此而丧失其高明性，仅就“颜渊问仁”章言，“此章之大端，或儒家道德学之大标目在于：一、仁之纲，则曰‘克己复礼为仁’。二、仁之目，则曰非礼勿视听言动。三，仁之机，则曰主之在我。四，仁之至，则曰‘天下归仁焉’”[⑩]。在看似平常的话语之中，儒家道理之大纲大目皆具。

老子虽然声称“道可道，非常道”，但没有那五千言的流传，老子的道家思想大概无法形成。相比之下，颜子才真正做到了不靠立言却能流传千古。而《庄子》一书中的主角除了孔子、老子之外，可能就数颜子了，于是有所谓颜氏之儒而庄子传之的说法。可见颜子还有跨界影响，却是孔子的忠实追随者：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

此章表明，作为弟子的颜子，对孔子越是仰望越觉得崇高，越是钻研越觉得笃实。明明觉得在前头指引，忽然又觉得在身后点拨。孔子循循善诱，学文以广博淹雅，守礼以谨饬收摄，学着学着就停不下来。竭尽所能投入到其中，才觉得也达到了某种卓越之境地，却发现孔子更在高远处。再想追随下去，却已无能为力。假如子贡自觉远不如颜子，则颜子自觉只能仰望孔子。可见，既能通过子贡得知颜子有多厉害，又可以通过颜子得知孔子有多厉害。

二、“参也鲁”的高明

在孔子的亲炙弟子中，曾子留下来的思想作品最富，这一点与颜子形成对照。不过，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对照是，颜子以“闻一知十”而闻名后世，在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曾子，孔子却谓“参也鲁”（《论语·先进》）。朱子于此注云：

鲁，钝也。程子曰：“参也竟以鲁得之。”又曰：“曾子之学，诚笃而已。圣门学者，聪明才辩，不为不多，而卒传其道，乃质鲁之人尔。故学以诚实为贵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鲁，故其学也确，所以能深造乎道也。”[11]

“鲁”类似于愚笨、迟钝之类，现代人大概都不愿意以“鲁”自居。资质聪明好处多，读起书来不费力，更容易在社会上立足。而愚笨之人就费力不讨好，还容易受人欺负。仅就资质本身而言，聪明自然好过愚笨，这在古今都一样。但好的资质未必就能发挥好的作用，今天的人们依旧无法否认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害处。古代人读书以明理，并没有那么倚重天资是聪还是鲁，不比今天的人热衷于做智商测试题，喜欢仅凭聪明碾压愚笨。所谓“聪明才辩，不为不多”，任何时代都不缺乏天资聪颖之人，于今尤其如此。智力开发得早、挖掘得深，头脑聪明之人比比皆是。那些学得快、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人，往往不珍惜所学，始终处在观望之中，而不肯专注所学而“深造乎道”。可见，聪明才辩之人自恃其才、其聪而不能善其终，耽于思想的魅惑，容易陷入穿凿之地，终不能闻圣人之道。

质鲁之人则相反，“愚鲁者虽得之难守之却易”[12]。就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区分而言，质鲁之资在道问学方面可能有所拖累，没那么容易精进，好处却是因资质愚钝，使其为学不肯停留于浮泛或浅尝辄止。对于好不容易得来的学问，能笃守其已知、已明者，不断地向前推进，在尊德性这一方面，质鲁更意味着质朴浑厚，本身更能涵养栽培诚实、诚悫的心地，对于进德修业可谓大有好处。这是理解曾子质鲁之资的基本思路，先引出曾子的“忠恕”之论：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前文引孔子对子贡所言“予以一贯之”，子贡却“不能如曾子之唯”。曾子之“唯”与颜子的“请事斯语”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曾子还有忠恕之道的发明，这意味着什么呢？朱子对此有过十分生动的阐明，其云：

蜚卿问颜曾之学。曰：“颜子大段聪明，于圣人地位未达一间，只争些子耳。其于圣人之言无所不晓，所以圣人道：‘回也，非助我者，于吾言无所不说。’曾子迟钝，直是辛苦而后得之，故闻一贯之说，忽然猛省，谓这个物事，元来只是恁地。如人寻一个物事不见，终岁勤动，一旦忽然撞着，遂至惊骇。到颜子，只是平铺地便见，没恁地差异。”

颜子聪明，事事了了。子贡聪明，工夫粗，故有阙处。曾子鲁，却肯逐一用工捱去。捱得这一件去，便这一件是他底，又捱一件去。捱来推去，事事晓得，被孔子一下唤醒云：“吾道一以贯之”，他便醒得。盖他平日事理，每每被他看破，事事到头做，便晓得一贯之语是实说也。大学致知、格物等说，便是这工夫，非虚谩也。[13]

颜子“请事斯语”之后，便不再有后话，这在朱子看来，是颜子“平铺地便见，没恁地差异”。对于颜子，孔子说什么，颜子便见什么，所见无差，再无二话，这是颜子极其聪明之处。曾子资质鲁钝，对于孔子所说，曾子已是做了大段的工夫，“故闻一贯之说，忽然猛省”，原来是这样。这意味着曾子理解孔子的话，必然带着自己辛苦所得的见解，故在“唯”之后，道出自己平日所得。“忠恕违道不远”（《中庸》），这是曾子在平常生活中一件一件做工夫所得，“事事到头做”，已经将忠恕做到差不多一贯的地步了，故能“被孔子一下唤醒”。“夫子以此一语教曾子，盖深知曾子平时用力之功足以省得此义”[14]，亦可见曾子得来殊为不易。

即使在今天，“忠”与“恕”依然是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道德现象。所谓“忠恕”，朱子注曰“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15]，都从己身出发而言。生活中常说不要偏心，心有没有摆正，此即“忠”。忠对己而言，中心为忠，即所谓“尽己之谓忠”。生活当中也会说到对爱人、对朋友、对家庭、对国家等的忠诚，严格来说，所有这些忠诚的意思都只是基于“尽己”。也就是说，心无偏私而尽己的效果，便会表现为对他人的忠诚。之所以不够忠诚，正是起了私心偏向了自己，才会难以尽忠。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心想对他人好或忠于他人，其实只是心无偏私而忠于自己的意思。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便是以尽己之心待人的意思，曾子由是于“忠”上用力以求贯通。

在尽己的同时，还有一个与他人的关系问题，这就需要以己度人，此即“恕”。恕对人而言，如心为恕，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是“推己之谓恕”。“推己则得以见人见物，推开我见则能平情处分，不强人难，不掩物美”[16]，此即所谓“推己”。在与他人的关系上，生活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管不顾地强加给别人，或者自己随心所欲却对别人要求很多。针对前者，孔子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言恕；针对后者，《大学》则以“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言恕。今天所说要多替他人着想，并懂得体谅和宽恕他人，也都从这些意思而来。不过今天的人们谈论宽恕，更喜欢强调不能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这是古人不曾有过的意思。甚至以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而论，更有可能促成对别人的强加。在权利观念的加持下，今人早已十分忌惮对他人强加自己的意愿，故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传统也抱有警惕。这已经受了来自西方宗教中宽恕精神的影响，而不再是传统的恕道，乃至与忠恕之道相违背。

诚然，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而造成伤害，这种现象比比皆是。但与此相比，根据自己的意愿帮助以及成全别人，这种事情必定要多得多。如何避免强加于人的伤害，一定不是否定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这一忠道传统本身，走上一条恕而不忠的歧途。为了不至于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而造成伤害，自古以来就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告诫，但也不能到“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墨子·小取》）的地步。这种主张在己与人之间划了一道鸿沟，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恕道，根本原因就在于隔绝“忠”而论“恕”。恕上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出于一番好意反而伤害了别人，都应该在“忠”上做工夫。心无偏私而以尽己之心待人，不但可以避免以好意伤人，更能积极地成全他人。这便是以“忠”贯“恕”，曾子在日常生活的一件又一件事情中“捱来推去，事事晓得”，而后在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点拨下，更将忠恕推到极致以贯仁道，这便是“参也鲁”的高明。

忠恕在孔子那里，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仁者，并称其为仁之方。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终身行之之言，亦可见仁方、仁术之意。孔子所言“道一”，乃为仁道，贯通天人，彻上彻下。可以说，“夫子‘道一贯通’之‘道’即‘仁’，此是天道；而曾子所说‘忠恕’，依朱子解，全是人道，然亦非不为天道之显示”[17]。曾子以忠恕贯仁道，虽未径直论仁，却也全在仁方、仁术上用力，仁道自在其中。颜子极聪明，可以直达孔子所言“为仁由己”，但在极高明处，却能不假思索地实践非礼而勿视听言动，是能取道中庸。曾子偏鲁钝，可以在平常时将忠恕的工夫做得很扎实，但在道中庸处，亦能推至仁道以求贯通，是能究极高明。在同样的意义上，曾子特别致力于“孝”的工夫，并使“孝”成为曾子思想的一个标志。在孝与仁的关系上，孝无疑具有更为独特的地位：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这里直接点明了孝悌乃为仁之本，而曾子正是在为仁的层面上为孝张本。儒家的仁有很多方面，而孝最为基本，曾子便致力于“孝”思想的阐明，有《孝经》流传后世。曾子在孝方面有很多洞见，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

《孝经》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即身体乃父母生养而有，并非人子所私有，故孝子感念其亲之心，不敢稍有疏忽。曾子临终之前，表达那种不敢毁伤人子身体的战战兢兢，令人印象特别深刻。孝道有很多方面，作为“孝之始”，涉及自己的身体与父母的关系。曾子以身体终得保全、未有毁伤，表示死而无憾。这是从受之父母这个角度看待自己的身体，这种身体观在传统思想中属于主流观念，可在今天已经很难理解了。

从父母的角度看，即便今天的为人父母者，仍然常常把子女的身体看得比自己的还重。尤其在襁褓之中，父母看到婴儿身上插着针管，必定心如刀割，宁肯那针管插在自己身上。为人父母愿意为子女竭尽全力，尤其母亲从来都觉得子女就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换成子女的角度，却无法对等地承认这一层血脉相连的身体关系。其实无论承认与否，父母与子女之间血脉相连的身体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这种现象是属于生理层面上的。不同的文化看待这种生理层面的现象很不一样，有的文化只是当作生物本能而看得无足轻重，儒家则当作秩序的基础而显得十分重大。曾子以“受之父母”而将身体归为父母，看起来只是认可了这种生理现象，却以这种方式将“不敢毁伤”赋予了相当的正当性，而不是出于本能。

从本能的角度给出不愿毁伤身体的理由，同时也就为贪生怕死提供了正当性。或者从不愿毁伤到贪生怕死，这中间无法给出一条界限将两者划分开来。基于本能认可保身，也就只能同样地认可贪生。或者反过来，高于本能否定贪生，也就只能同样地否定保身。曾子以保身言孝，保全其身而归之，却能与苟且偷安、自私其身截然二分。以受之父母而不敢毁伤乃出于不忍，而不是基于本能。不忍之心是仁之端，此乃仁人之所为，而孔子有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故仁人亦能杀身成仁。故保身决非出于贪生怕死，苟且求生有害于仁，则毋宁杀身以成仁。既有杀身成仁之义，则保身必不至于苟全。保身成孝，而孝悌为仁之本，是故孝亲可以成仁。孝亲成仁是言其常，杀身成仁是言其变。是保身还是杀身，其事有二，其为成仁则一。可见，曾子以“不敢毁伤”为孝之始，在极平常的生活经验中着实用力，终能于保身言孝上发明仁道，可谓不失高明。

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不敢毁伤，曾子的战战兢兢绝非畏手畏脚，其人乃可堪大任：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朱子注曰：“其才可以辅幼君、摄国政，其节至于死生之际而不可夺，可谓君子矣。”[18]可见，所谓“托六尺之孤”，指辅佐幼君，而“寄百里之命”，指摄理国政。君王以国家社稷安危、人民幸福祸患相寄托，可见其任之重、其道之远。“大节”指大是大非之处，“不可夺”是不为外在势力所改。“君子之所以能寄托之久且重者，以其能担荷而不相辜负也；而君子之所以能不为夺节者，自为主宰也。”[19]以六尺之孤为托，能行道之远，可谓毅也；以百里之命为寄，则负任之重，可谓弘也。是弘毅者可以负重行远，全在自我承担、自我把持，哪怕一无依傍。

与颜子的不改其乐不一样，曾子的战战兢兢需要任重道远的巨大担负，两者的气象不一样。仁以为己任方可谓重，其道亦可谓远。但仁以为己任，毕竟不同于仁者自任。如同孔子以仁者言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仁者自然贯通忠恕，曾子则以忠恕贯通仁。孔子所谓“仁者必有勇”，仁者自任而能负重行远；而“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是仁以为己任，则必有一番自决的大气魄不可。曾子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堪称仁以为己任的典范：

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

曾子虽不如颜子那般一开始就见得透彻，却能于未透彻之处只用力去理会，这不仅要求专一其事、持守得力，也需要一往无前的大勇。这种勇并非血气之勇，也不是逞匹夫之勇，而以仁道为方向、“自反而缩”的大勇。曾子任重道远的气象，不同于颜子不改其乐的气象，但颜曾皆能得于“极高明而道中庸”则同。

三、余论：颜曾之间

南宋学人唐仲友曾作《颜曾论》，其谓“圣人之传道必以心，心学之不明，似是而非之说有以惑之也。昔者孔门之高弟，得夫子之心传者，惟颜子与曾子”，算是颜曾之学的专论。唐氏之学既反释、老，又不赞同陆九渊的心学路径，如“后世之士求其说而不得，反流而入于释，以为道者当超诣顿解，径进于圣人之域，相与用心于不可测度之地”云云，[20]便不难看出。唐氏在这个背景下强调学的重要性，声称孔子“自志于学，至于从心，不以知道而废其学也”，并于弟子中特别称道颜曾，理由亦在于“其学最笃”，[21]这些都没什么问题。唐氏既然一开始就声称“传道必以心”，必定需要论说究竟何为“心”。其云：

人之心，本虚而静，反观内融，道将安往？惟窒于物则失其所谓虚，惟诱于知则失其所谓静。本心一丧，道非我有矣。颜之屡空，则物不能窒矣；曾之鲁，则知不能诱矣。既虚而静，谓之清明，一贯之理，已存心中，此二子之所以悟道而弟子之所以不及与？然则欲求颜、曾之悟，当自好学始；欲求颜、曾之学，当自寡欲始。[22]

唐氏所谓的“心”的问题就比较大，以“虚而静”言心，颜子不窒于物，曾子不诱于知，是颜曾能得孔子之真传，但问题在于，心只是一个虚静，如何阻止人家的顿悟，又如何能让学起到“既虚而静”的作用？若“寡欲”可以起到“物不能窒”的作用，“好学”又怎么不会起到更“诱于知”的反作用呢？唐氏无见于性命天道，强调为学也只是无本之学，以此论颜曾，必不得要领。无论以“颜之屡空”论“物不能窒”，抑或以“曾之鲁”论“知不能诱”，仔细推敲其间的关联，都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颜曾传道，一前一后，颜子闻一而“知十”，曾子忠恕而“道一”，可谓交相辉映。其所形成的最大呼应关系在于：颜子见得高，却能时时取道中庸；曾子学得实，却能事事究极高明。聪明之人所见既高，就很难再变得笃实，而颜子无此之弊。其以“闻一以知十”的极高天分，却能对于非礼勿视听言动的道理表示“请事斯语”。鲁钝之人肯于实事之中着实用力，勇猛精进，却很难再有究极高明的意识，而曾子无此之弊。其所行忠恕而闻道一，战战兢兢而为仁之本，任重道远而仁以为己任。朱子有云：“颜子体段已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贯之时，则浑合矣。”[23]颜子诚体，曾子笃实，却皆于“极高明而道中庸”上不落于一边。孔门弟子甚众而以颜曾传道，这就提示后世学者，为学当以诚笃为贵，而不以高下之资为论。而后世学问之弊，论其大端，无外乎追慕玄远却不取道中庸，钻研实学却不究极高明。天下最难的学问恰恰在于“极高明而道中庸”，而颜曾传之矣！

[①][作者简介] 曾海军，男，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62-163页。
 
[③]《朱子语类（全八册）》，1986年，第429页。
 
[④]《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43页。
 
[⑤]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95页。
 
[⑥]丁纪：《论语读诠》，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190页。
 
[⑦]丁纪：《论语读诠》，第190页。
 
[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7页。
 
[⑨]丁纪：《论语读诠》，第190页。
 
[⑩]丁纪：《论语读诠》，第314页。
 
[11]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128页。
 
[12]丁纪：《论语读诠》，第299页。
 
[13]《朱子语类（全八册）》，第678-679页。
 
[14]丁纪：《论语读诠》，第104页。
 
[15]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72页。
 
[16]丁纪：《论语读诠》，第104页。
 
[17]丁纪：《论语读诠》，第104页。
 
[18]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第104页。
 
[19]丁纪：《论语读诠》，第224-225页。
 
[20]唐仲友：《颜曾论》，《全宋文（第26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26页。
 
[21]唐仲友：《颜曾论》，《全宋文（第260册）》，第327页。
 
[22]唐仲友：《颜曾论》，《全宋文（第260册）》，第327页。
 
[23]《朱子语类（全八册）》，第15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