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海军 著《独尊儒术前夕的思想争锋：汉初“前经学时代”研究》出版暨余论

书名：《独尊儒术前夕的思想争锋：汉初“前经学时代”研究》

作者：曾海军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6年1月

【作者简介】

曾海军，哲学博士，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以儒家哲学和晚周诸子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四川大学哲学系“切磋”系列书系主编，著有《神明易道：〈周易·系辞〉解释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诸子时代的秩序追寻——晚周哲学论集》（巴蜀书社，2017年）、《诸子的生活世界》（四川辞书出版社，2018年），点校《宋元孝经学五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主编《古代汉语》（四川大学出版社，2024年）、《中华传统文化通识》（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5年），《鸢飞鱼跃：〈四书〉经典导读》（四川大学出版社，2026年）。

【内容简介】

自汉朝建立至儒学独尊，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颇具独立性的阶段。汉初延续战国末期诸子百家的传统，有着长达七十余年的思想争锋局面。除去由经师传承的六艺之学，诸子之学仍广泛流传，思想面向多元而复杂。但与晚周的“百家争鸣”相比，汉初的思想角力更具政治锋芒。

本书在“衡诸六经之义”的方法论指导下，围绕“政治与皇权”“仁心与道术”“博杂与一统”三个核心问题，梳理汉初发生的各种思想争鸣事件，呈现彼时诸子学的实际面貌。通过深入剖析贾谊、辕固生、曹参、晁错、董仲舒等代表性思想人物的主张与策略，揭示不同立场的学者如何回应“大一统”的皇权挑战，呈现儒与道之间的相互消长，并进一步探讨在这场思想角力中，儒学凭何而走向“独尊”。

【目录】

【余论】

通常认为，早期梳理和总结百家之学的代表性文献有四种，《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论六家要旨》和《淮南子·要略》。这四种文献很凑巧地平均分布在先秦与汉初，此后就是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根据《七略》而撰写的《艺文志》提出了十分著名的“诸子出于王官”论，据说与《淮南子·要略》以为诸子出于时势论形成某种对峙。现代学者基于对先秦诸子学的兴趣，也详细讨论了诸子百家出现的缘由。章太炎遵从《汉志》而以诸子出于王官，得到柳诒徵的声援，而胡适驳斥《汉志》而作名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蒋伯潜则以为胡适的批驳导致诸子学“前无所承”。胡适明明说学问不会“劈空从天上掉下来”，作此论纯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蒋伯潜揉合了两种对立的立场，认为诸子之学渊源于王官之学，也离不开时世的各种客观情势，两者缺一不可。

先秦诸子学固然未必如《汉志》所云那样，一一对应于不同的王官，但渊源于王官之学，则可谓不刊之论。但问题在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聚焦于“轴心时代”这一理论框架，现代学者过分关注先秦诸子学，赋予这个阶段太多的意义。为了从这个阶段找到轴心时代的感觉，研究者甚至产生了诸子学取代王官之学的错觉，而忽视了一个基本的思想史常识，即诸子学同时也消亡于王朝官学。先秦诸子学根本没有取代王官之学，而只是让强大的经学传统中断了数百年之久。统一的汉王朝重新确立了经学的官方地位，彻底结束了诸子纷争的局面。可以说，诸子百家在共同的王官学背景下陆续登场，在消亡的道路上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思想命运。

虽说中华文化传统一直号称儒释道三家并立，但佛家传入较晚，而相并立的“道”主要指后来的道教而非诸子时代的道家。当老聃变成太上老君，而《老子》变成《道德经》时，老子的道家思想便换了面孔。与此同时，随着《庄子》的玄学化，玄妙之道沦为政治避难，其中的得与失虽然难以说清，而庄子的面孔大概率发生了偏转。可以说，老庄之道家虽一直未曾消亡，却总是处在一种不断地登场与退场过程中，每一次重新登场，其面孔就会发生各种变化。汉初王朝昙花一现的黄老道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可能只是属于道家诸多面孔中的一种而已。

法家随着秦朝的强大统一而盛极一时，又很快因暴秦的灭亡而沦为反动思想。法家可能从未彻底消亡过，却始终只能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若隐若现。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墨家属于消亡得比较彻底的。除了有人喜欢将游侠视为墨家的民间形态，思想上的墨家在近两千年的思想史上几乎没有踪影。纵横家虽说在晚周时期叱咤风云、纵横捭阖，却很可能从未以一种独立的思想形态存在过。名家的思想命运最值得玩味，现代学者觉得最具有思想品格的流派，不但在传统思想史上彻底消亡，而且沦为其他诸子眼中的歪理邪说。告子的思想命运可以给名家的消亡提供有趣的个案，自从孟子辟告子之后，后世儒者但凡批判对方的思想，都会声称为“告子之见”，构成一种十分奇特的消亡现象。

秦帝国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依靠诸子学立国的王朝，暴秦的灭亡不仅代表着作为诸子学之一的法家陷入穷途末路，同时也代表着正统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无力守护王朝的统治。暴秦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焚书坑儒”，其实不只是针对儒家，而是包括儒家在内的其他各家。也许只有法家才会塑造出暴秦，犯下坑儒这种暴虐罪行，但其他各家在维护自身的意识形态地位时，又如何可能避免陷入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呢？儒家在历史经验中实践的路线是独尊而非独存，即不会直接消灭其他各家，保持自身独尊的中心地位即可。如此看来，汉初王朝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便不只是权力安排的结果，也是儒家学问本身的历程与品格决定的。在孔子之后，儒家先有孔门弟子的共同传承，儒家典籍虽历经秦火楚炬的劫难，后在众多汉初儒生的艰难推动下得以重生，诸子时代一前一后的呼应，使得儒家最终得以独尊，而根本原因还在于仁义的品格。

伴随着儒家在汉初获得独尊地位，百家思想都在不同程度地自行消亡着。这就意味着先秦诸子学以不同方式渊源于王官之学，而汉初诸子学又不同程度地消亡于王朝官学，这是诸子百家之学的基本格局。为何定位于前经学时代研究汉初诸子学，理由即在此。研究汉初子学，便不能不充分考量其纷纷消亡的思想命运，而百家之学的消亡又与儒家的独尊难解难分。研究汉初子学，只有到独尊儒术为止，才算得上一个完整的前经学时代。这种完整性更体现在将汉初子学衡诸儒家的仁义之道，前经学时代的定位便是提供这种经义的标准。只不过这一工作并不致力于仁义概念的演绎或抽象的论证，而以汉初的各种思想争锋为线索，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让仁义之道出场，坐实在思想事件中的细微处，让儒家的道理恰如其分地得到彰显。

比起晚周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汉朝初期的思想争锋更带有刀光剑影的味道，大概由于这种争锋背后总有皇权的影子乃至直接与皇权相关，与晚周民间私学兴起的局面大不一样。这种刀光剑影并非武侠小说中高手之间的惊险打斗，思想争锋最多算皇权角逐中的边角料，就像辕固生入圈刺豕时，手中握住的那把剑，显得极富意味。辕固生并非配剑之人，那把剑不过偶然塞到他手中，更主要的是，他刺向的不过是一头猪。在皇权跟前，文弱书生根本不是行走江湖的侠客，完全不可能有快意恩仇的刀光剑影。在思想争锋的战场上，要么与皇权周旋，抑郁而终，如贾谊；要么镶嵌在宫廷斗争的边缘，沦为点缀，如王生；要么充当皇权的急先锋，以性命相搏，如晁错；要么与皇权擦肩而过，充当机缘，如缇萦。

在汉朝初期皇权相争的血雨腥风中，尽管思想争锋的戏份并会太多，肯定不会成为主战场，但随着大一统帝国的日趋稳定，思想上的统一却迟早会到来。这种统一不比武林盟主一统江湖，后者只是为了塑造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思想上的统一固然离不开众多文弱书生的积极推动，更有着自身的统一逻辑。这不是在武林盟主的号召下，就可以成为一群人的事业，而是思想统一本身的进程让各色人等卷入其中，上至帝王而下至民女，都难以置身事外。吕不韦曾经试图跟随秦始皇的统一步伐，为了统一思想而当了一回武林盟主。与吕不韦的操作惊人地相似，淮南王刘安为追求思想上的统一又重演了一次历史。其实，太史公司马谈的努力也有类似的诉求，只不过不是那种规模化的操作。但这都与汉武帝最终推行的“独尊儒术”无缘，思想大一统的进程遵循着自身的逻辑，既造就了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理论，又不失时机地成全河间献王刘德主张的“学举六艺”。儒学的独尊地位不仅走过了刘汉一朝，而是曲曲折折历经两千余年而不绝。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