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颐看来,成为道德的人是一种快乐,每个人应该并且能够成为道德的人,并且对于不同种类的人应该有不同程度的爱。而程颐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发展出一种对古典儒学中的道德价值进行本体论-神学论阐释的道德形而上学。
从记载文本来看,利玛窦从自身对宗教的体会出发,曾经把儒家列为中国的三种宗教之一。随着利玛窦本人对儒家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同时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教,利玛窦做出了儒家非宗教的判断,这种判断在西方社会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当时并没有在中国国内引起较大的关注,但是从一个较长范围来说,仍然具有学术史的意义。
此三人虽有前后承继关系,却更突出地体现了不同背景下的三种解读方式。赵岐代表了经学思潮下的伦理解读,朱熹代表了理学思潮下的哲学思考,伊藤仁斋代表了异域文化视野下的政治教化期待。这三种解读方式反映了儒学在历史中的变化,也反映了其在不同背景下的价值取向。
有关宋明新儒学的历史,向来有“理学”、“心学”、“气学”三分构架的类型学设定。然而若深入理学或心学的理论构造内部,却可发现它们对“气”的问题或有重要的正面论述和理论创见,或者往往作为一种思想“背景”或理论“陪衬”,隐伏在新儒学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而非“气学家”的专利。
本文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1.否定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关于阳明心学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定性,认为阳明心学的“心外无物”有其本身的独特义域,与主观唯心主义实有本质不同;2.强调良知作为人的本原性实在,实际指向人的类本质共性,是必然具有“公共性”的
宋儒道统论的思想渊源在先秦儒学。孔子为了传承三代先王之道,通过整理、传记六经,建构了从伏羲、尧、舜到周公的传道脉络。孔子及早期儒家建构的儒家之道,主要是通过为六经作传、记、序来表达的。溯源先秦儒家的传记之学,其道统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确立先王之道的核心价值、追溯先王之道的人物谱系、整理先王之道的文献典籍。
就生态保护而言,制度、法律的保障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从严格意义上讲,那也只是手段,如果没有对生态环境与人的关系的真正反省,在生态问题上人类不能真正返归“人道之正”,那么,制度、立法层面的保障最终能否起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仍然值得疑问。
由于古文经学立为学官的主要推手是刘歆和王莽,而王莽新朝短命而亡,刘歆为新朝国师,今文经学家遂指称他们伪造经典,居心不良。尽管《毛诗》、《左传》、《周官》后来得到广泛流传,而《古文尚书》、《乐经》却若存若亡,引起巨大争议。综合考察刘歆和王莽奏立古文经学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动机,结合传世文献,可以确证他们都没有作伪,···
与孟子较为充分地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有别,荀子侧重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思想,注重阐发范导现实人性的一面,主张通过心的辨察与具体的礼制法度行为来实现善。从统合孟荀来发展儒学的视角来看,在心论议题上,应当重点突出孟子心论的仁性特质和荀子心论的智性特质,而康德对自由与道德法则关系的诠释可为统合孟荀提供方法论启示。
王船山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总结者,其思想有一个特别之处,即提出了所谓“人之独”的观念,从人物之别、人禽之异、天人之辨等方面凸显了人之于天地万物的特殊意义,进而在继承周敦颐“立人极”和庄子“相天”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诸家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依人建极”而“相天造命”的“人之独”论。
与后世质疑和批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阳明自身坚信“四句教”是既具普遍性且无弊的工夫指点语。四句教包含四无和四有两条为学进路;无善无恶的含义包含好善恶恶,并以其为根本。这两点分别保证了四句教的普遍性和无弊性。后世往往忽视这两点,质疑和批评也就由此而起。
太玄不断吸积、本能实现充塞,以“罔直蒙酋冥”的序列螺旋运动,呈现“环四中五”的特征,并贯通于道德修养工夫:“藏心于渊,美厥灵根”。扬雄构建出文王、孔子、颜回的道统谱系,以默识道德形上本体为道德修养工夫论旨趣,对于宋明理学有启沃之功。
孔子将血缘亲情追溯为孝理念的价值根源,孝亲本质上可视为个人自觉自愿安顿内心的情感之事。另外,先秦儒家对个体性之“亲亲”如何推导出群体性之“仁爱”进行了价值层面与逻辑层面的论证,即以孝本位为价值前提,通过角色比附的善推形式完成从孝到仁的过渡,而其中不免存在个体性真实感受被忽视的倾向。
内在超越是现代新儒学面对中西、古今之变提出的关于儒学宗教性、超越性思想的重要概念,它认为天道既是超越的、绝对的存在,同时又内在于人性之中,从而不同于西方宗教、哲学的外在超越论。
王船山于晚年著作《庄子解》中提出,庄子之学以“浑天”为宗,优于老子而可“自立一宗”,由此将庄子之学从老子之学中剥离。
面对重建政治秩序的时代课题,荀子诉诸于集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权力)于一体的圣王。作为道德权威,圣王的正当性源于民众对其特殊的品格构造和超凡德能的认可;而作为政治权威(权力),圣王的正当性则在于其政治权力是经由其道德权威而非民众的意志同意这一合法化过程而转变为政治权威的,亦即权力的权威化是由圣王的道德身份来给予的。
朱熹讲“三纲五常”,认为“五常”是“三纲五常”之本,派生“三纲五常”,强调“三纲”与“五常”的不可分割,并且还多讲“五伦”,认为“五伦”就是“三纲五常”;其后学真德秀把“三纲”解读为“君正则臣亦正”,“父正则子亦正”,“夫正则妻亦正”,强调“三纲”的率先垂范之义。
性虽大致不远,发而爲情,则或大相径庭,原因在于感应。人人所感不同,发而爲诗,必不能千篇一律。而评判文学作品有一个简单直截的标准,那就是“仁”,亦即基本的同情心。而诗教的根本精神,正是培育此仁心。
元代《孟子》学以“纂疏体”与“旁通体”两类经疏为主,总体表现为“辞繁而旨深”的状态。朱元璋通过暂停科举、编纂《群经类要》和《精诚录》、罢孟子配享和编纂《孟子节文》三大举措,对元代“辞繁而旨深”又不切实用的《孟子》学予以了否定,提倡经典诠释的简易、通俗、以实用理念为导向的风尚。这种变革方向,与以宋濂为代表的元末明初学者···
反身代词“己”“自”,有同有异。“己”主要指代人,表示与他人相对待的“本人”。“自”除可指代人外还多有指代非人事物的用例,被“自”指代的存在体可称为“自体”,则“自”表示与他者相对待的自体“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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