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书院在西南边疆各地广泛建设,并且不断朝向官学化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等边疆民族地区的文教中心。依靠名贤遗迹推进书院的文化建设,凝聚西南边疆士人的精神信仰;利用书院祭祀仪式促进儒学在西南边疆的传播;借助书院教育笼络西南边疆英才;加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书院建设的数量和规模,深化国···
本书综合百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中华法系进行重新认识,认为中华法系是一套涵盖古代中国法律之制度、思想和文化的知识体系,历经夏、商、西周的“礼•刑”时代,春秋战国、秦的“法•律”时代,汉到清朝的“礼法”时代,至清末“西学东渐”方始解体;曾经对日本、朝鲜、安南等国的法制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礼以义起”,是古人对礼学与礼制的精要概括,而作为本书的书名,则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含义:作为历史制度的礼与经学义理之间的关系、汉学与宋学之间的异同与兼采、现代学术中经义新诠的方式及其意义。三条线索相互交错,虽千条绪,皆可归结于性命之义。
《中庸》就是为了完成对世界的超越性存在的确证:第一,完成人作为天命在身者的确证,人作为天命在身者为世界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确证进行了奠基;第二,完成家庭、社会政治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确证;第三,完成世界万物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确证。至第三个层次,则儒学作为“道德的形上学”已完成,同时,儒学作为圆教也已完成。而儒学作为圆教,···
《春秋》是孔子晚年给弟子讲授历史的教材,源自鲁国官方史书,用极简略的文字记录大事。242年历史,仅用了16500多字。如果孔子没有对史书做过微妙的改动,这样一部教材,怎么能和孔子试图再造文明的伟大理想联系在一起?《春秋》中存在大量无法解释的奇特现象,除非我们承认孔子的春秋笔法承载了微言大义。以往对《春秋》存在义例的质···
“当代新儒学”有意思之处,即在于像是一支异军突起于孔子之学正处于四面楚歌之际。此或亦可视为历史的吊诡,儒学是在就快被置之于死地的时候,复为人们发见它其实可以成为中国文化抗御西方现当代文明强大冲击的定海神针。
传统的“礼”与现代的“法”之间,经晚清修订新律引发的礼法之争,直至五四反礼教思潮前后二十余年的剧烈震荡,断裂为一道鸿沟。严复在1902至1913年间所译孟德斯鸠《法意》,提供了从观念史角度审视的一个典型标本。在孟德斯鸠“礼学四分”的类型学框架基础上,严复最终将“礼”从“法”的概念中割裂出去,形成“法制”/“礼俗”两分的理论框架,构···
身份认同是美国犹太裔历史学家列文森始终关心的生存难题。在列文森的思想世界中,犹太问题与儒教问题共同扎根于他对身份认同的思考,但却展现了两种异趣的现代犹太思想的谱系与脉络。
根据“通三统”的原理,王朝可以更迭,但王朝更迭背后的逻辑是“天之历数”的体现,得此天命者方为“正统”。如果说“大一统”是从天道与人道的相须关系中奠定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基本价值;那么,“通三统”说则从兼具三代之“正月”而承认过去王朝也具有天道之合法性,意味着对过去历代共通之价值观念的认可、学习、继承与保守,由此中华文明方得以···
“官礼”是章学诚学术体系中的关键概念。在《礼教》篇中,章学诚反思“郑玄—朱熹—秦蕙田等”的礼学传统,主张继承“向、歆父子之传”,以“官礼”代替“五礼”重整礼学体系,并统摄“五经”。通过“校雠之学”,章学诚批判四部分类法,代之以《七略》,作为恢复“官礼”“古学”的桥梁。
王通处在中国社会从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动荡分裂进入隋唐新的大一统建立之际。他的“大一统”思想包括正统与道统两个方面的内容。他的正统观把“正统”之“正”,从神秘的超自然拉回民心,使之符合“道统”之“道”,首创了在历史书写中给“大一统”过渡时代确立“正统”政权的先例,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理念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蒙培元先生在宋明理学、情感哲学、生态哲学等研究领域有着杰出的成就,代表著作有《理学的演变》《中国心性论》《情感与理性》《心灵超越与境界》《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等,对于儒家思想的历史研究和当代创造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两汉之际,人们进一步丰富了这套易象体系的内容,赋予其自然哲学的内涵,并通过发明种种象数体例来完成这套易象体系的逻辑框架。魏晋之际,王弼通过对汉代易学的反思,发掘了这套易象体系之本——“大象”,认为可经由象而直契大道,将这套易象体系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
蒙培元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中国心性论”,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儒家、道家、佛家等都归入“心性论”,这是一个独创的观点,既归纳了各家心性论的共性,又特别强调了儒家心性论的特性。“中国心性论”是当代哲学“情理学派”的产物,涉及“新理学”、“情感儒学”、“生活儒学”,以及“自由儒学”“心灵儒学”等。
与西方学者观察西方现代化过程不同,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由工作伦理体现的生活价值观,还在于执政党领导的政治价值观。前者所影响的是经济活动,后者所影响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由党和政府统领部署、规划领导、统筹组织,优化协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点。
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从宏观视角观照儒学,导致儒学的意识形态化。这样一来,儒学的整全性就丧失了,其对社会、人生的意义也就被消解了。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从微观性的社会基层组织的角度加以审视,就会发现一个以往被漠视的事实:家族作为基层社会组织,始终承载着儒学伦理。这也是当代儒学复兴的始基。
从世界范围内的精神突破视域来看,“中国”的内涵有三代以上到三代以下的转化。三代以上的中国是“帝王所都为中”与“天地之中”的结合,它是宇宙论王制秩序中统治者沟通天人的神圣空间;三代以下的精神突破运动,则将“中国”的内涵从帝王的政治主体中解放出来,面向天下的每一个人,它意味着生存论的中道真理在其中敞开、运作的“中道之国”。
他们提出的“太虚一元之气”的概念对张载“虚-气”本体论的建构,对张载及关学“性道合一”体系的研究,对关学史的勾勒和对不同时期关学发展特征的揭示,对诸多关学学人个案思想的深度剖析,都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
原始儒学的人道精神,以直面人的生命与生命价值为关切,因而并不排斥民众的世俗情感及其世俗价值取向与追求。但儒学在汉唐成为官学之后,就将直接关切人的生命与生命价值,转向对于人之统治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的关切;待到宋明理学,为了拯救汉唐儒家将儒学工具化所造成的儒学人道精神的失落,更将儒学“形而上”化,使儒学与民众的疏离变···
绝对普遍性得以构建的视域即绝对时间被节奏时间取代的世俗时代,具体普遍性的构建有了基础,儒家思想中的天经、地义与人情构成具体普遍性的三个相互渗透的维度。天经、地义、人情三者的互补、交织与共构,构筑了既具普遍性,又接地气,同时又有活力的具体普遍性。具体普遍性的意义在于,既避免了绝对普遍性及其单一性、均质化、虚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