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由此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朱子和阳明的全新心物关系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以寂感思想为核心,表述其心体思想的客观化义蕴。其意义在于,开发出一条将经史(学问思辨行)之维纳入心体世界的形上学路径。尽管高攀龙格物论有其缺陷,但是他的理论对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后续两个阶段思想发展,毫无疑问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全球主义道德观提倡极端的“大爱无疆”,而反全球主义道德观则呈现出极端的国家主义特色。儒家美德伦理学启发人们从全球伦理学转向地区全球伦理学,既克服过强的全球主义,也克服忽视国家内部地区文化差异的过强的国家主义。
独学则无友,至乐是读书。近日,由儒家网发起的2025年“十大好书“(大众普及类)公益共读系列活动,首场聚焦廖晓义所著《九字家风:中国人的家哲学》顺利收官。这场纯公益、零收费的6周共读,以“和、孝、勤、俭、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吸引北京、新疆奎屯、江苏南通、福建福州、河南郑州等地百余名书友云端相聚,在经典中探寻现···
从精神实质上看,宋型慈善是一种以宋学为基础的兼容佛老思想的具有世俗性博爱精神的慈善范型,总体属于中华传统慈善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型慈善的兴起,主要为儒学复兴运动所推动。综合而言,发端于中唐韩愈而在北宋仁宗朝达到高潮的儒学复兴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学术思想革命,也是一场旨在重建理想人间秩序的社会建设运动。
《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时代,在传统中国的两千余年里,都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可自十九世纪末始,“大同”变成了历史发展的目标,牵引着中国的现代转型进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大同”与我们当下和未来生活的联系,仍在默会之中。我们必然要回顾和追问:“大同”何以对渴望步入现代的中国人富有吸引力?当时的中国人如何透过“大同”畅···
光阴荏苒,恩师已逝去四载,然每思及先生,音容宛然如在昨日,记忆的边缘处不断闪现出他言传身教的点点滴滴。今年先生的祭日一如往年天蓝云淡、阳光炽然,万安公墓经过近年的修整,格局有了不少变化,更显宁静肃穆,先生墓前去年也增添了有关部门按统一制式做的铭牌。世事无常变化难免,但心中的有些记忆永远不会被时间尘封或改变,反···
《论语》曾多次运用器的隐喻对为政者的自我修养问题展开探讨,具体由“先利其器”“器人以才”“管仲器小”“瑚琏大器”及“君子不器”五个命题构成。我们对此可以划分出逐级递进的三重人格修养境界。
法律要保护未成年人,也要理解中国家庭伦理。好的司法,不是把家庭关系完全个人化,也不是让家庭伦理吞没弱者权利,而是在情、理、法之间找到平衡。孩子的钱,既不能被冰冷地切割出家庭,也不能被糊里糊涂地混同为父母的钱。家庭有情,财产有界;父母有权代管,更有义务守护。
王阳明的“四句教”是其“致良知”学说在《大学》框架内的定本,乃彻上彻下、一以贯之的根本教法。阳明身后,钱德洪恪守“诚意”这一根本工夫,力纠流弊,最能代表阳明学的正统传承。
第一,面对传统天命观崩坏的现实,董仲舒提出三统说以重新解释历史,将道德之天重新外在化为秩序与法则。第二,董仲舒明确天的人格神属性,合并至上神与祖先神,以实现天命的客体化,兼使血亲伦理与政治秩序获得合理化论证。
从梁漱溟的“儒家路线”到当代学人的儒学论述及实践,儒学的现代转化之路有遥相呼应、一脉相续之处,儒家教化之道在人安身立命方面的潜能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度发掘,以期为乡村信仰重塑乃至当代中国信仰建构提供思想资源。
通古今以究天人,构成了中华文明深厚的超越性气质,塑造了中华文明自强不息、与时偕行、随时创制的历史主动精神。天人之际的文明模式将人的历史创制实践提升到承续天统的高度,构成了中华文明创生发展的核心原理。
孔子看来,“无怨”是君子人格的基本规定之一。至于孔子的“不怨天,不尤人”,则是“无怨”的极致境界。他将自己的一切努力,视为对天命的承担;将一切的人与事,视为天命穷通的一环。纵使自己穷尽了一切道义与努力,仍要遭遇不可理解、难以接受的结果,也从无“怨天”的情绪。孔子的“无怨”思想,表现了其反求诸己、宽容于人的基本精神;他的···
在清初朱子学中,“规矩”成为理学的核心意识,“道统”中的“成圣”意识也隐退不见,君主的治统成为理学工夫的最终依据。因此,清初的朱子学者无法越过以现实的礼法秩序为根本的治统,工夫论成为道统与治统合一的桥梁,理学也就迎来了自身的终结。
天是中华文明的最高概念。“天”不是单纯的自然天空,而是生命本源、道德秩序和政治合法性的最高象征。祭天,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核心:敬天。天坛在物理空间上凝结了中国传统信仰的这一绝对基石。外国政要参观天坛,不只是参观中国古建筑,而是在接触中国文明理解世界秩序、政治权力和人与天地关系的主要方式。
余八年前尝撰儒教《三本礼之祀天礼》,于中将儒教诸经中涉天者摭出并简释,今因罗君之问属为一文,以供儒士社诸君与慕道者初识儒教天学之用,庶可为儒教天学入门初阶,聊补其不逮也。至若深入领悟儒教天学奥义,务当自取儒经精研细读而深造之,如是始能真有得也。
如果天是中华文化或文明的最高概念,天人合一是其思想的本质特征,那么,命题中的天、人概念,二者之意义—逻辑关系及其现实表达,必然是在某一学派、某一经典体系得到系统而充分的论述,作为一种核心或基础支撑起我们的生活世界,并经由某种实践形式作用于社会生活与历史进程的各个方面。这样一种真实、生动的存在形式与意义的寻找正···
出于“乡贤”的“乡土性”与“贤能性”特征考量,需要从时空关系叠加的视角,重新辨识其角色效能与作用机制。从时间维度来看,乡贤群体强化了历史联系与祖宗意识,推动帝系、族姓与祠堂所代表的人文(精神)祖宗、姓氏(功业)祖宗、五服(生存)祖宗的整合,完成了儒家伦理对天下共同体的时间性塑造。从空间维度来看,乡贤具有联结上下、凝聚四围···
唐文明回顾了从肯定现代性到彻底反思的思想历程,阐发了基于沃格林多元普遍主义的历史哲学架构,正面回应"中国在普遍历史中的位置"这一命题,并就儒教的制度化存续、以教化为本位的经学研究方案、儒耶之辨与"化西"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论说。从真实的人伦经验出发,经由尼采、海德格尔、麦金太尔等思想资源的淬炼,唐文明以"出入西耶,···
五经文本脱胎于周代封建社会,《白虎通义》在继承五经的基础上,沿袭周礼中的许多制度内容,但又融入了郡县时代的制度原则与价值追求。以《白虎通义》为代表的汉代经学对汉代政治的塑造重在制度方法与价值理念,沿用了封建时代的经学话语而代之以郡县制的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