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在纪念孔子诞辰相关活动中多错称“周年”,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现在倘若突兀更改反而带来混乱,没有必要。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眼下,应通权达变处理这个问题,采用通行的且使用范围较大的虚岁算法,统一称呼为“年”而不宜用“周年”。
六经作为中华文明的历史性精神的表达和延续,在今天面对跨文化的处境,它必须在与其他文明的经学文本中辨识自己的位置,重新认识自己。作为秩序原理与文明根基的六经,必须在应对个体问题、中国问题、人类问题和世界问题上显现自己的活力。
今天在经学研究的领域,我们往往主要看到“公羊学”“谷梁学”,或“仪礼”“周礼”的考证,这些研究与经学的以往形式并没有实质的差异,现代经学显然难以停留于这一层面。在指向传统文献或经典的过程中,应从现代理论的层面加以探索,考察其多重义理以及在回应不同的时代问题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性恶心善说”是近年来针对荀子人性理论提出的一种新的诠释。这种诠释于“性恶”和“心善”两端似都有可商榷之处。以物质欲望本身的特点为恶,还是以物质欲望无限度发展的结果为恶,这是“性恶”需要讨论的问题;缺乏仁性的有力支撑,单靠智性的认知之心唱独角戏,能否保障心必然为善,这是“心善”需要讨论的问题。而是否有必要将《不苟》确定···
经学中的“宾礼”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概念,《周礼·大宗伯》只有“朝、宗、觐、遇、会、同、问、视”八种极为简略的定义,经过郑玄、熊安生、孔颖达等人的注疏,宾礼从诸侯朝天子泛化为天子、诸侯、卿、士等贵族之间的相见聘问礼,也指代不臣服于天子的特殊群体之礼。现今学界将“宾”“客”“宾礼”“客礼”视为具有清晰内涵与外延的稳定性概念···
陈焕章认为缺乏道德根基的放任主义只给强者带来利益,必致社会分裂和崩溃。为了阻止经济的去道德化,陈焕章认为社会经济秩序应该建立在道德和经济双重动机之上,并建构了以美德为中心的儒家经济学。
本书聚焦沃格林的《秩序与历史》,尤其是《天下时代》,试图回答“沃格林不同时期究竟如何看待中国文明”和“我们应当如何评价沃格林的中国文明研究”这两个关键问题,在梳理其秩序哲学全貌并且高度认同其秩序哲学理路的基础上,补充沃格林原有分析的不充分性,修正不正确性,进而回应中国文明如何通过持续不断地向西方文明进行深度学习,···
在中国哲学中,物并未基于“相—是”得到把握,“用”成为中国哲学对物之同一的把握方式,从而也就是作为根据的物之“如何”。从“用”把握到的存在者之规定性,即物之“体”,而这种把握在指向物的同时,更指向了对存在者之整体及其根据的把握,因而通过体用论展开的对物之“如何”的追问表明自身为以“天德”或者“天理”为根据展开的形而上学体系。
蒙培元在其数十年的研究工作中,不仅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力重新梳理了儒家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而且以其深刻的思想洞见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哲学思想体系“情感哲学”(学界称为“情感儒学”),包括其中涵摄的次级理论“心灵哲学”和“生态儒学”。
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否为专制的问题从未缺乏过探讨。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在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础上建立新制,是现代新儒家共同关注的话题。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既要正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也要明确“专制”概念的中西差异,而不是一定贴上“专制”抑或“非专制”的标签,这才是···
忠信仁义是儒行的内在信念,也是儒家群体的共同目标与期望,儒者据此超越世俗政治以自立。而忠信仁义的神圣性源于天命,由天赋予仁者。仁者作为儒者的最高标准,等待其天命在世俗社会中的开展与实现。
公羊学家通过对为父绝母当否、为国诛兄义否、为父灭国可否三事的讨论,提示出一条新的路径:重视秩序建构,申明公高于私,在严辨公私之分的同时兼顾亲亲之恩,既避免了因人情泛滥而导致的以私灭公之弊,又规避了因过伤人情而流于暴政之患。
在朝鲜人笔下,汉人会为衣冠头发而哭泣,有人因见衣冠而提出想逃往朝鲜,还有人通过偷穿戏服、家藏旧衣或朝鲜冠服来体验“汉衣冠”。甚至满洲人,也对“汉衣冠”表达出欣赏与向往,其中或有夸张与想象。到晚清,朝鲜人则配合清朝防范太平天国可能利用“朝鲜服色”。衣冠头发之悲,则指向了明治维新后改穿西装的日本。
《易传》中的乾元与坤元到底是一或二,以及太极与乾元、坤元的关系问题一直伴随着中国易学诠释史和哲学史的发展。清代汉学兴起以后,不少易学家又在汉代易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思路。惠栋以“元”解释太极,反对以“无”来解释太极。张惠言从画卦的角度以为乾元即是画卦的一卦始基,也即太极,并且直接断定“坤无元”,此说为姚配中···
明儒罗近溪基于自身的生命体验及工夫追求,建立了一个以易学的生生观念为形上基础,以“不学不虑”“百姓日用”为工夫判准,以“赤子之心”和孝弟慈为核心的仁学体系。这一体系十字打开,具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点,是儒家仁学本体化、社会化在明代最成功的范例。系统阐发罗近溪的仁学思想,对于建构当代的新仁学,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孟子对仁之实的讨论,是在文质论的架构中展开的,需要加以节文,而对仁之端则需要扩充。这两个方面并不相同,是交错展开的。作为仁之实的事亲即亲亲,根本上来自生生,却不等于自然的生生,而是因对生之反思性确认而产生的德性,这与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是非常不同的。由消极的恻隐之心来理解人性,是孟子人性论中非常独到的人性论···
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国家认同论,能否提出基于中华文明的系统性、批判性思考在新时代愈发显示出切要性。钱穆从宗教学切入中外文明比较,特别注重阐发与心教相为表里的礼教论,将其置于文明类型说的立国政教视野中加以鉴别,预示出亨廷顿命题的一个替代性思路。
基于《四书》所形成的新经学必然是一种儒家式的心性之学,但这种儒家心学又自觉地建立在《四书》等经典文本之上,而没有试图像禅宗或陆王心学那样废除经学、解构经学,而是更新、重建经学。另一方面,这一新经学虽然以解决治心与治世的贯通为总体指向,从而具有很强的政治哲学色彩,这一新经学并不仅仅只向政治主体开放,而是向一切主···
“经”的常道性格的确立并不意味对“史”的贬抑或泯除,相反,“经”在“史”中展开并充实自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故事,不再是周期性的、可重复性的、可以通过仪式行为不断被展演的非历史性神话或寓言,而是作为承载常道之历史性展开的人和事;他们一旦被纳入六经,纳入圣人之统,就构成中华文明的活着的礼法。
鲁穆公时代,一些心系鲁国之士在比较齐鲁两国发展道路及政治现状的基础上充分注意到了“尊贤”的重要性,进而导向两种学说:墨子贯彻了彻底“尊贤”的原则,明确打出“尚贤”的旗帜,由此发展出一套功利之学;子思则逼问“尊贤”何以可能,深入探索“知贤”的理论问题,藉此将儒学引向了一种心性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