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知以天理为源头,是人对天理的真切体认、深度认同,极致是心与理一。朱子论真知不离工夫,其真知论本质是“修养论”,具有明显的主体参与性。朱子基于知行为二的逻辑来讨论真知与诚意的关系,既强调真知较之于诚意的本源性,又主张正心诚意工夫不可须臾离。朱子主张有真知后无自欺,但又强调防范自欺的工夫丝毫不能松懈。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其新理学的创建具有深层的“史论同构”关系:其研究哲学史的三种方法论是新理学创建的立论前提和逻辑起点,而新理学的理论构思亦深嵌于哲学史的演进脉络。通过这种“史论同构”式的论证,新理学完成了三重维度的合法性证明。
“祖先之灵”是天道显现于人类生活的超越性符号,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历史时间在祭礼中的突破和更新,子孙必须始终接续祖先的功德,不断推进由历代先人共同传承的“天命”志业。
窦太后受黄老道家的影响,除了守住类似于清净无为这种教义,对于王臧和赵绾积极推动各种典章制度的建设,缺乏基本的认知,一律当作“此欲复为新垣平邪”处理,运用皇权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这是儒家在独尊前夕的最后一次曲折,也是黄老道家的势力最后的激烈挣扎。
儒家之志指向行道济民的远大理想,至大至难,故必然会带来意志无力的问题,这正是此章开头公孙丑提问的核心关切,而“浩然之气”说则是就此问题而提出的行动理论。养气与经世是一体的行动。从“行动”的角度切入,不仅有助于读通“知言养气”章,还能进入《孟子》的“历史世界”。
“早期启蒙说”重在具体分析“儒教”传统的历史变迁与思想得失,“人文精神论”强调继承“儒学”之超越性精神传统。以“社会系统”分析对明清之际儒教的分化和变异作出考察,可使“早期启蒙说”的具体批判获得来自儒教研究的补充说明。
从工夫论体系的理论结构上看,这涉及的是何者为“第一义”的问题。程朱的修身思想可分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称为“入道”,表示由自然生命跨入道德生命的阶段,在此格物致知具有“第一义”的地位;第二个维度称为“成德”,表示切己自得以成就道德生命的阶段,在此主敬涵养则具有“第一义”的地位。
阳明学派心学的衍化始终围绕心体、六经与先王之法展开;其学术探索没有局限于心性想象,而是具有浓郁的实践品格,开展出个体性哲学及其政治秩序。明清之际刘宗周、黄宗羲师徒思想中对六经在心学本体工夫论中的地位作出重大调整,其思想效应是走向经学所代表的历史文化宇宙。
在笔者看来,尽管龙溪与道教人物多有交游,对道教法门有亲身修炼,并在自己的理论话语中大量使用了道教内丹学的用语,但龙溪显然是站在阳明学的基本立场上,力图将道教的一些基本观念与命题 融摄到其良知教的系统内部。由于经过了龙溪自己创造性的诠释,在龙溪的整个思想系统中,道教的那些基本观念与命题显然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涵义。
张载代表着理学对于儒家传统《周易》中“道器”关系——所谓形而上与形而下传统的一种重新激活,也是北宋五子中“体用”思维的倡导者。而王夫之却出于自己对时代任务之现实性认领,因而在这两大领域都与张载处于一种互逆的关系中。所以,其《张子正蒙注》也就必然要尽可能地消解“太虚”之超越性涵义,而努力凸显张载哲学中“气”的作用,因而从···
梁漱溟认为世界只有“生活”,生活就是生命的过程,在这个生命展开的过程中,“情志”的勖勉是一个关键环节。宗教即是为解决此问题而来,儒家则提出“理性”的非宗教性方式进行解决,儒家的礼乐设置即是针对此问题而来,礼乐调和即是理性之展现。
正是基于以上的神不灭论、道丧论的天道观以及儒道之间差异的讨论,唐文明才举出阅读陶渊明的最终用意:一种基于孔子素王论的儒家隐逸主义是不是可能?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现在就不会再轻易地认为隐逸是消极避世的态度,而是立足于对原始儒家核心义理的把握,将其理解为一种面向未来的精神建构路径,由此获得更为深远而开阔的视野。
当下古典学复兴有其时代背景,既有世界的大时代,也有中国的新时代,可谓在这双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复兴表现出东方、大陆、人格、大同、结合等一系列属性,区别于西方型、海洋型、神格型、物格型、殖民型、泥古型、消解型等诸型古典学;复兴充分体现出其学科、文化基因传承、原初观念资本、打开未来之门、原本话语体系的价值与意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句话道出了中华文明的最高秩序理想。天下不是一人、一家、一国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它指向的是一种既包含个人、民族、国家和文明,又超越它们的普遍秩序。天下是一种秩序理想,也是一种个体精神的情结,还是一种构建世界秩序的方案。
自我与无我在理学工夫论中包含三层意蕴:理学发展了孟子德性自我的内涵,且将性命安立于德性自我,摒除情欲之我,是以无我成就纯粹自我;进而以德性自我为目标,同时在工夫上防止执着德性自我所带来的偏蔽,反向确证自我的主体性,此无我即有我;最终在德性自我成就的基础上,再度承认个体气禀的差异,尊重个体情感与欲望的合理性,让···
本文探索的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建设中儒家思想所能起到的作用。沿着费孝通先生指出的路径,本文力图用礼学、理学思想讨论“意会”与“讲不清楚的我”,避免以非精神因素解释精神世界的还原论倾向。本文发现,“意会”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性情论,而礼在性情论的基础上搭建了意会之桥;“讲不清楚的我”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修身论,从正心诚···
阳明静坐(主静、静观)工夫的目的不在于前往远离世俗的宗教维度,不是沉思或体验超验存在,而是以彻底融汇于日常生活的方式恢复与世界的本然一体,恢复生命的本真状态。由此,致良知工夫不再局限于静境之中,阳明晚年转化的“随你去静处体悟”的静坐工夫遂成为致良知工夫的一个环节,成为打开儒家内圣外王视野的一个新实践模式。
我与牟先生最根本的差异,或许可以从哲学的“起点”和“场域”来说。牟先生的体系,可以说是以“道德主体”为逻辑与价值的绝对起点。我的“存有三态论”,则试图将哲学的起点,从“主体”拉回到“生活世界”本身,或者更根源地说,拉回到“道”这个存有本身。我认为,中国哲学的原初关切,并非首先确立一个能动的、超越的主体,而是去体察人在天地万···
贾谊当年“众建诸侯”“少其力”和小国化的三步战略,经过景帝、武帝两朝君臣上下的努力兑现和扎实推进,终于即将把诸侯国王们一个个都“送进了历史”。铁腕手段、温柔措施同举,军事化与法律化并用,终于使大一统和高度集权得以实现,于是,“天下之治安”的局面便可期可待了。
陈来先生的朱子学研究特别注重工夫的投入,在文本考证、义理分析、文字表达、治学谨严诸方面,皆作出了典范意义的贡献。陈来先生极为重视研究的内行性、学术性、专业性,反对浮泛、空疏、嫁接之风。其朱子学研究所采用的考证、分析、比较之法,内在契合客观阐释朱子哲学的学术追求。陈来先生的朱子学研究具有平实、严谨的学术风格,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