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种意义上的命名都意味着一种权力或权力的行使。张骞凿空西域本是武帝北击匈奴这一军事行为的组成部分。当于阗南山被命名为昆仑山,它就不再只是一个纯粹自然性的存在,而成为了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存在,即大汉王朝的领土疆域。而昆仑二字所附着积淀的文化属性则极大巩固了这一切,不仅拉近了它与国人的心理距离,也强化了它在整个···
今天研究的古典学,可以看作是西方古典学与中国经学进行融合,而这种融合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按照内涵,无论是西方古典学还是经学都面临着现代问题。西方所谓的广义古典学就指出了这一点,它不满足于仅仅关注实证研究,而是要求从思想层面去理解古代经典。现代经学也同样涉及这个方面。事实上,五四前后,胡适等人在这方面做了系统整···
公羊学认可五霸专讨、专封的僭越之举,这一点无法站在诸侯之道的立场上以经权之义加以解读,因而只能从王者之道的角度进行理解。以德性论,五霸之德不及于王者之德,但优于一般诸侯之德,故能勉强担负据乱世的王者责任。《公羊传》对其评价有托以王义的倾向,表明其许可五霸在无王之世转变身份,成为王者。五霸之道亦因此成为据乱世之···
本文以“复性”到“复礼”的演变趋势为主线,通过跨文化比较视角,探讨东亚地区在“返礼”过程中的思想同异与实践分途,指出该范式转型不仅标志着东亚儒学由内在心性之学转向外在礼制之学,更重塑了近代东亚的伦理话语与社会实践,也为理解儒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多元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
伪史论的本质是一种不自信。当这种不自信越演越烈的时候,就演化成了一套攻击性的逻辑。但这套逻辑不仅不会赢得别人尊重,反而会让自己越陷越深。这套理论的核心很好理解,可以大体概括为“只要不是我的,就都不存在”。在这套体系里,不仅古希腊、古罗马被大幅改写,中国传统古史的年代和独立性同样遭到否定。
蒙元和满清两个游牧的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在极大拓展了国家的疆域、丰富了社会的民族构成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中华民族再建构的历史使命。作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挑战的三股势力,多少都与这一段历史有关。中华民族史观建构需要对时间起点的探寻,但更需要对它在轴心期的飞跃进行阐释,要从文明建构的高度理解中华民族史观的建构···
《隐逸之间》一书通过深耕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完成了一次对儒家天道论与圣人教化传统的深度回溯与现代诠释。书中强调“儒教隐逸主义”面向,意在探讨儒家“隐逸”的思想图谱,以回应现代伦理、政治生活的挑战,并寻求一条以保守儒教为基础的现实路径。
金石学和考据经学都是好古的学问,但康有为的革命碑学和革命经学却是朝向未来的古意追寻。在康有为那里,最古的古意恰恰是亘古常新的元气和生机。康有为之所以看重汉魏六朝书法,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比较古老,也不是因为崇碑抑帖,而是因为这个时期经历了最生动的书体演变,时时进行着元气淋漓、生机勃勃的创造生发,从而避免了唐以后···
《公羊》学严分夷夏,使得中华民族在面临外敌入侵时,往往以“攘夷”为大义,从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存续不绝,又以文明区分中国与夷狄,夷夏可以进退,为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与最终形成做出了深刻的理论说明,各民族的文化最终都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意味着中华文明在延续的过程中,不至于因异族统治而导致衰绝。
学界对牟宗三的经验定义说尚缺乏较为清晰的认识,不但忽略了其中隐含的函式、命题函项分析,且未能察觉定义说的优越之处,以致于同样无法认识到现代分析对理解文本原义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而其背后,则是同样长期受到忽视的“分析哲学家牟宗三”。
钱穆(1895–1990)有修订旧稿后重新出版的习惯,其著作版本情况复杂,尤其体现于宋学相关作品。改动之处透露出他思想上的转折,惜后人未能充分重视。是故,《钱宾四先生全集》的出版,并不代表钱穆著作「彻底整理」的完成。继续梳理同一著作不同版本间的异文,是推进「彻底整理」的关键,也有助于发展钱穆研究。
“在儒学复兴的过程中,我关心的是儒学自身的理论如何转型、有没有新的制度建设,所以我非常实际的动机,就是希望儒学要有教化制度,同时我的这些理论能够有助于社会教化。”唐文明的愿景,宏观层面,是希望依托中国传统资源,反思自由主义、极权主义等西方现代思想弊病,打造以儒家价值为底色,能够回应时代危机,解决当代人精神焦虑的···
他在为何祭祀的问题上采取的是“理应祭祀则祭祀之”的合理主义解释思路,这一思路既突出人的主体性,又对其加以限定,在后世分化为突出主体性的情感主义和突出对主体性的限定的功效主义。朱子鬼神论构成了近世东亚儒学鬼神论演变的关键枢纽。从后世的批评也可以反过来更好地理解其内在结构。
从文化与文明的视角看“礼”的两面性,作为社会的制度规范与仪式,礼教是客观化秩序,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文明,礼乐的相互建构,则代表着文明与进步。总之,梁漱溟对“礼者理也”的现代诠释既表现出中国文化早熟的缘由,也指明了礼教精神文明的方向。
道德之学与道德之教开显于皇,政刑之学与政刑之教开显于帝,礼乐之学与礼乐之教开显于王,而孔子作为集大成者,以道德之学统合政刑之学与礼乐之学,以道德之教统合政刑之教与礼乐之教。汉代经学家试图在新的历史处境中重建政刑之教与礼乐之教,而宋代理学家则试图回到孔子,以孔子的统合思路重建儒门学术与教化,虽然他们可能低估了民···
“尧舜禅让”作为记载在经书中的一桩圣王史事,曾经承载着至高的儒学理想和义理价值。但在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中,随着价值和事实的二分,经书中的史事遭到质疑,“尧舜禅让”也被史家作出新的解读。
这场全网欢呼,应当成为一次深刻的社会警示。教育公平不能依赖民意倒逼,学术正义不能依靠舆论审判,制度底线不能寄托公众监督。真正的高校进步,是打破内部利益壁垒、破除圈层人情庇护、建立透明可查、一视同仁、无差别适用的学术规则,让学历回归实力,让荣誉回归努力,让规则对所有人同等严苛、同等公正。
近期江苏苏州中级法院对LV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一审判决出炉后,全网哗然,民众普遍愤愤不平。整场风波,让大众看清了部分头部品牌的畸形心态:不靠创新拓市场,只靠诉讼打压弱者,赢者通吃的霸道尽显无遗。而此次LV起诉茉莉奶白,更是将这种资本霸凌推向了极致,是国际顶奢巨头跨界降维打击本土国风新品牌,离谱程度、争议影响远···
在孟子思想中,“羞恶之心”并不等同于义本身,义是属于较高等级的欲求对象,并因“羞恶之心”的存在而有其合理根据。“羞恶之心”并非附属于“恻隐之心”而存在,反而有着与“恻隐之心”不同的、切近于善的另一种特点,其实质涉及一种尊重性关系,最终落脚点在于对人格尊严的维护。
中和新说时期,朱子虽未即刻将“大本”“达道”与《中庸》首章建立关联,但开始尝试从天命的性理中立定“大本”,强调未发之中即性在心中的浑然与已发之和的心对情的主宰。新说后,体用在道之自然流行层面展现为“理—道”关系,“达道”为理从道中出而无不通。《中庸章句》定本将体用归结为“天命”“率性”内含的“性—道”关联,扭转了“用中见体”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