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社会中,社会秩序的建构,涉及体现等级差序的多重活动,这种活动包括祭祀、丧礼,等等,其具体展开则关乎基本的饮食起居。礼对这些活动的制约,也展示了礼自身多方面的规范意义。荀子对祭祀之礼、丧礼的看法体现了理性的立场,一方面,这表明理性主义立场在整个中国文化中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也折射了礼的解释与神道设教观念的···
今年是《原道》创办30周年,业界举办了一个庞大的纪念会。不过,作为《原道》创办者和灵魂人物的陈明,站在了会议及合影照的边缘——或许是“边缘人物安乐边缘”吧——这和10周年时的纪念大异其趣。现将20年前写就纪念《原道》10周年的两篇小文贴出来,对比下,有意思。
主父偃只是纵横家,要想获得帝王的青睐,不惜倒行逆施,企图通过“推恩令”在短时间内建立奇功,因此只计较眼前的得失,而董子“大一统”的秩序哲学早已超越一时之功效。公孙弘的功业只能在当下实现,故不惜曲学阿世,极尽所能逢迎汉武帝,董子固然期望得君行道,其哲学理论却能超越一世之功业。经师传承固然功不可没,对于经学的运用却往···
回望上下五千年,无论是汉、唐、元、明、清的大一统时期,还是魏晋南北朝、五代辽宋金的分化整合时期,西域地区的儒学不仅没有中断,甚至还持续扩大传播。孔孟先圣虽未曾踏入西域的辽阔土地,但其儒学文化体系却流布西域各地。如此想来,千年前的幼学少年卜天寿可能从未踏足过孔孟之乡,但他可以阅读,可以体会,可以领悟,可以践行孔···
以西方哲学看中国哲学,这是很多研究者都做过的工作;而以中国哲学看西方哲学,这种工作做得相对少些。两种哲学互看对方而开展对话、交流,可使双方都有触动。英国著名汉学家、哲学家葛瑞汉经常做此“互看对方”的工作,成就斐然。
“内圣外王”的观念产生的前提是“三代以上”的“治出于一”到“三代以下”的“治出于二”的结构性转型,权力与精神分离,治教两统获得了自主性的分化。但如何基于分化而重新连接两者,这才构成“内圣外王”这一术语原初的问题意识,其实质内核是以内外架构教化和统治两大系统,使之在分离基础上保持平衡、协调和连续,其畸变形态则是“内治外教”的···
“神”字之偏旁“示”的生存史本义是用以指导人生的显示和指示,而通常认为的本义,如对过世先人或四方之主的泛称以及供桌、牌位之义,在生存史上反而是派生出来的。“神”之原形字“申”的生存史本义不是作为存在者的神或人格神,而是发生于本真生存中的万物之“玄妙显示”。“申”字加“示”部而构成“神”,是为了进一步强化“玄妙显示”这种生存史本···
对“一”的领会和践行构成了“心易”说的核心,也是从杨简到王阳明、刘宗周的易学哲学之特色。王阳明通过心物的显隐关系和良知体用论,既澄清了“心”与“易”(物)的同体而显,也指明了工夫的途径,弥补了“直心”在应物之用上的缺陷。刘宗周通过心对“易象”的筹划作用阐明了“易”何以为“心易”,也通过“心极”阐明了“心”与“易”何以为“一”。王阳明···
儒家的本体宇宙观和基督教的本体神学存在天壤之别。无论从基督教教义看,还是从儒学义理看,儒学都无法转化为基督教,也不能将基督教儒学化为神学,更谈不上儒家基督徒或基督教儒者。从本体诠释学的角度看,二者不存在“视界融合”,因为二者的本体性是完全对立的:一重永恒,一重变化;一重超越,一重内在。
当代儒家学者成中英先生于2024年7月2日上午11时28分,在美国逝世,享年八十九岁。作为海内外儒家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成中英先生毕生致力于向世界介绍中国哲学,弘扬中国思想文化,促进中西哲学的深入交流。曾荣获中华之光年度人物人物奖,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海外影响力奖。成中英先生心系祖国,关心时务,曾联···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之初,当年的中国代表张彭春就曾借用儒家文化发声,促使儒家的仁的理念被写入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以史料为基础,配以儒学义理解读,能从第一条中抽绎出文化相容人权观。二者由此具有共同的历史来源和儒学底蕴,背后的理论依据则是具体问题导向论和解题策略择优论。
“儒”和“儒学”的溯源问题,关系到如何界定中国文化思想的本源及其宗脉。熊十力《原儒》一书在探寻儒学的本源时,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时代问题的省思。熊十力的“原儒”既以儒学为正统,又尝试融通儒学(经学)与诸子学,从而建构一种具备现代性的新学统,由此开出科学、民主、平等等价值观念。
明清时期儒家先贤奉祀逐渐得到中央朝廷的重视,陆续设置五经博士和奉祀生承担先贤奉祀职责。此前主要集中于山东的先贤奉祀,随着清初奉祀生的大量增置而扩展到山东以外的区域。以江南为代表的这类家族呈现出与以衍圣公府为核心的山东有差的奉祀结构,也造成了背靠衍圣公府的奉祀族裔和地方族支之间多元的竞合关系。
传统儒家孝道以亲生子这一自然事实作为存在论基础,如此,亲子一体不仅在发生学上解释了一个人之所由来,更在价值上规定了一个人之所应是。这也意味着人子的道德自我是先天受限的、残缺的,从而在实践层面可能造成“从父”与“从义”之间的紧张。
郑玄的经学构建不仅是重新解释经典,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经学的根本性变革。两汉经学以《春秋》为基本纲领,而郑玄以周礼为基础遍解群经,经学成为礼学。经学的内涵,从孔子为后王所制的价值体系,转向圣王制作、孔子整理的礼制规范。对经学的整体性理解,也从“空言”转向已经实行的“行迹”。五经的性质,从两汉经师所注重的微言大义、家法···
“中”的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等地理概念息息相关。西周春秋时期“华夏”族群的融合与发展,为战国晚期“中华”观念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产生之时,“中华”观念的基本内涵即包括以“华夏”文化为共同文化标准,以“禹迹”“九州”为共同活动地域,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
张载认为内在感应论以「静中之动」的动力模式为特征,且十分强调「至静」的境界在道德实践中的重要性。「神」和「地气」为至静的太虚能够产生内在感应活动提供了动力。相较之下,程颐明确反对「静中之动」的模式,他通过揭示天理在两端的互动中持续向内感发,阐明了天理拥有不竭内在动力的可能性。
孔子庙与教学制度的合一奠基于唐初,起转承合,兴衰荣辱基本上与大事件“安史之乱”相始终,所不同的是二者相偕的是时段,而相悖的是内核;换言之,晚唐堕败后的国家制度,尤其是祭祀与教学制度式微不收,反而使得庙学独立任重,秀出传统教育之外。
康有为的著作和活动,宗教意义明显。他把儒学从王道学改造为神学,变“敬天法祖”为“敬天贬祖、尊孔”,取消“奉元”以孔诞纪元。在宗教体制方面,先就筹谋改变国家宗教,另立性质为制度性宗教的孔教,相关著作遭毁版;参与戊戌变法即争取皇帝支持推行宗教改革,未得响应;辛亥革命后成立孔教会,未有成效。
他们认为,面对社会生活的沧桑巨变,用语言文字把传统儒学的那些“常道”合逻辑、合知识地表达出来以说服人,成了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义”,否则儒学在这个时代里便无法自安。在此共识下,牟宗三哲学是“至高无上的教”的一个现代流露,冯友兰哲学是众多“知识性的学”中的一个现代成员,两者的差别就是“烟酒咖啡”与“菽粟布帛”的差别,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