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早期社会,礼、俗、法作为三种既相互关联又彼此区别的规范体系,共同构建并维系社会秩序与文化认同。它们层级分明、畛域清晰,同时又双向互动、功能互补,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多层次治理结构,其中礼处于枢纽地位。
“天人合一”与“万物一体”标识出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思维模型——一体性思维。基于天人关系的一体性思维与西方哲学中的主客二分思维具有显著差异。天地万物是一动态关联的宇宙整体,主体与他者共同作为宇宙整体中息息相通的部分,因此主客关系并非根本性的关系,主体与一体才是首要关系。主体正是在此一体中获得并实现自身的本性。这种一体···
新出土材料“孔子衣镜”所载“野居”,为理解“野合”提供了新思路,同样表明叔梁纥与颜徵在的结合并无不妥。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和对相关历史书写的解构,可以发现孔子身世光明正大,孔子母亲颜徵在的“毓圣”之功理应得到重视。
对于从小读鲁迅杂文成长起来的许多人来说,中国古代女性只是和缠足、贞节牌坊联系在一起,总之一片黑暗。但实际上,真实历史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古代女性的身份地位在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很大,一般情况下并非五四话语中描述和想象的状况。
礼的初始义涵主要是在祭祀等活动中所体现的朴素的秩序观念,与神圣空间、礼器、仪节的演变过程密切相关。春秋末年,孔子对周礼作了创造性的改造和发展,丰富了礼的内涵。礼的儒家属性得以确立,并进而影响了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晚清以来“中国专制政体论”在思想演变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中国传统的“治体化”转向,由于其难以有效解释诸多中国历史上的宪制性议题,因此出现“概念超载”的理论困境。
孝道作为传统文化根源性的道德观念与德行,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精神基础,但在百余年的现代中国社会中,它却遇到了严重的挑战与批判,呈现出某种失落、削弱的客观状况。在当代语境下,孝道的传承要避免对其泛化理解,应着重弘扬其“养敬父母”的核心内涵,之所以要坚持继承与发展传统孝道,是因为它仍然具有下价值。
人权作为以人格为指向的普遍权利,无法被局限在任何形式的政治共同体之内,但民权关涉共同体成员资格与归属等问题。民权只有统摄在人权之下,并接受人权的调节时,才能走向普遍正义的秩序。
有“文化保守主义之旗”之称的《原道》辑刊,由陈明先生创办于西元1994年,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首个亮出鲜明儒家立场的民间思想文化刊物。2024年7月14日,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原道》集刊编委会、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了《原道》创刊三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后以《〈原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原道〉创刊三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发言实···
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关键包括中西古典学差异、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再认识以及典籍等问题。为此,应从多方面突破中国古典学研究面临的困境:回归传统,汲取古代思想家智慧,明晰文明传承脉络与制度稳定性;整合资源,从考古学、历史学等多维度研究古代文明;突破传统,摆脱西方范式和固有思维束缚,借助数字化技术等创新研究方法,推动中···
当代中国大学正在重新恢复国学,并希望化解中国本土学术传统与现代学科之间的张力。为了将“国学”纳入现代学科体系,建议将“国学”理解为“中国古典学”,这样既可以有效传承中华传统学术,又可以推动中华传统学术进入现代学术体制。正在兴起的“中国古典学”需要强化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建设,使这一学科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文明···
以钱穆、余英时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宋明以降直至清代的中国思想发展存在着一条内在发展的理路,强调儒学发展的连续性。“经世”思想研究正是在上述学术脉络下展开的。
借助晚近的斯宾诺莎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熊十力体用不二之学的境况:既要保持实体的独立性,又要立体用不二为宗,从而建构彻底的实体一元论,这是熊十力与斯宾诺莎式的形而上学需要共同面对的困难。基于此,目的论批判与理学批判也是这种实体一元论的内在环节。
基于以朱解朱的历史客观性立场,拟从以下方面就余氏的道体、道统论加以反思:“中”“心法”是否是道体、道统与道体有无必然联系、道体可否等同道之体、道统与道学能否切割、朱子与黄榦的道统论是否有异、道统与治统有无关联、道统与《中庸章句序》之关系、道统是否包含伏羲,由此反思余英时外王重于内圣的立场在理解朱子道统论中可能存在···
朱子则在充分整合“河图—八卦”“洛书—九畴”范式的历史影响与刘牧黑白点河洛范式的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以对调方式完成了历史上思想意涵最为丰富且影响最大的河图洛书范式重建,亦成功重塑了河图洛书的文明源起与传承价值。
“征有苗”是《尚书》中极具典范意义的重要事件,标志着大禹治水所创制的“五服”结构和天下体系的确立。在《尚书》各篇章中反复出现、贯穿尧舜禹三代的三苗问题之所以必须解决,是因为《禹贡》五服体系若不能将苗民容纳其中,三代至治之世就无法实现。先儒经解对“征有苗”的政教涵义有充分讨论,禹对苗民的征伐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异族征服或···
真知以天理为源头,是人对天理的真切体认、深度认同,极致是心与理一。朱子论真知不离工夫,其真知论本质是“修养论”,具有明显的主体参与性。朱子基于知行为二的逻辑来讨论真知与诚意的关系,既强调真知较之于诚意的本源性,又主张正心诚意工夫不可须臾离。朱子主张有真知后无自欺,但又强调防范自欺的工夫丝毫不能松懈。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其新理学的创建具有深层的“史论同构”关系:其研究哲学史的三种方法论是新理学创建的立论前提和逻辑起点,而新理学的理论构思亦深嵌于哲学史的演进脉络。通过这种“史论同构”式的论证,新理学完成了三重维度的合法性证明。
“祖先之灵”是天道显现于人类生活的超越性符号,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历史时间在祭礼中的突破和更新,子孙必须始终接续祖先的功德,不断推进由历代先人共同传承的“天命”志业。
窦太后受黄老道家的影响,除了守住类似于清净无为这种教义,对于王臧和赵绾积极推动各种典章制度的建设,缺乏基本的认知,一律当作“此欲复为新垣平邪”处理,运用皇权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这是儒家在独尊前夕的最后一次曲折,也是黄老道家的势力最后的激烈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