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经》首章从德性论视角进行观念分析,则可以看到道家玄德论对质德的坚守和对文德的批判。在此背景之下,孟子强调文德基于质德,其实质是将教养德性还原为自然德性。此举虽然回应了道家德性论的挑战,但也弱化了自然与教养、质德与文德之间的张力。
“經學論壇”擬於今年10月2日-3日於曲阜春耕園書院舉辦第九屆會議。廣邀於傳統儒家經學有得的專家與儒者,及有志儒家經學的青年學者,並歡迎傳統文化的愛好者報名參與。“守先待後”是春耕園書院創辦宗旨,書院創辦二十四年堅持不輟,惟力小任重,或未必能爲大功。然矢志之心,未敢忘懷,亦盡綿薄於國家之文化事業而已。亦賴德不孤,必有···
若从更为宏阔的视角审视其学术贡献,我认为郭齐勇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三:其一,以近现代新儒学为切入点,“扣其两端”(即上溯古代、下及当代),通过专题学术研究、中国哲学史教学及人才培养等工作,大力推动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其二,通过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包括论辩),以及参与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特别是主编大型《中国···
郭齐勇教授在中国哲学领域耕耘近40年,在现代新儒学、中国现代哲学、传统儒学,文化学与中华人文精神,出土文献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书写等多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在熊十力的文献搜集整理及其学术思想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郭齐勇文集》系统收集、整理郭齐勇教授的专书、论文、讲辞等,于各种版本中择其善者,加以···
这是全球第一部以动漫这一世界语言讲述儒家文化的人物传记。它不仅跨越了时间的界限,而且在空间上搭建起一座桥梁,让全球观众得以跨越文化的差异,近距离感受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与孔子的智慧光芒,让观众在轻松愉悦的观影体验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领悟“仁爱”“礼义”等儒家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更为重要的是,《孔子》···
君臣之报,体现为君以礼待臣、臣以忠事君,内含着不对等的义务关系。兄弟之报,体现为丧服中的报服,构成差序对等的格局,蕴含着以仁待人、以义自处的精神。父子之间的孝则不能还原为报,推孝才有报,此可谓报自孝出。
北宋诸儒率先推动这一变革,重新调整儒家经典的框架结构,原本附属于“经”的“传”“记”类文本,因更贴近心性修养的时代需求,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核心对象;朱子则在北宋诸儒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将分散的思想资源加以系统整合,最终完成“四书”经典的体系化建构。他明确了“四书”在儒家经典中的基础性地位,以毕生精力挖掘其义理内蕴,同时融···
在传统文化几近“花果飘零”“灵根倒悬”之秋,刘强对传统文化的忧思可谓念兹在兹。这种“知行合一”“化己成人”的文化姿态,不但与那些经常忙碌于拿项目、发论文、争名号的所谓“学院化”学者拉开了距离——我想,这与本文所提出的“生命自觉”“学术自觉”和“文化自觉”,应该不无关系吧。
当代中国儒学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的基本取向,但在问题意识和时代特征上存在不少差异。不同于围绕儒学现代可能性所展开的辩护,当代儒学更关注其如何参与现实生活,并呈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现实问题导向,以及多学科交叉的时代特征
经典逻辑以“象贤”与“绝宗”实现君臣、父子伦理的平衡,安顿国统与宗统;历史逻辑则在“不绝宗”以及“兄弟不相为后”的实践中,使父子之亲压倒君臣伦理,国统渐趋一姓之私;晚清礼家在经史张力中倡言“礼以义起”,以继统为继嗣,彰显国统公共性,最终导向了超越亲缘的立贤思路。
海德格尔通过此在自身的死亡组建起其存在的整体性与本己性,但在儒家孝道中,“亲丧”是一个对人生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昭示生命的有限性,凸显个体性与主体性,并赋予此在以未完成性与开放性。借由“亲丧”而开始整体地思考、审视自己的死亡并筹划人生,此在自此得以从生命洪流中断裂而出并承担起传承血脉与维系道德的责任,使生命繁衍···
此时此刻,傍晚掠过西方。我看见万物极度忧郁。而在灯火通明的东方。人们还在拼命鼓掌。还是为了欢迎。那些来自英国的蟋蟀。一个牙齿脱落、常年口臭的乞丐激愤地说:现在是你们的,而你们没有未来。
“儒墨互攻”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最激烈、影响最深远的学术论战,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前奏。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特别推崇大禹。对此,黄蕉风认为“墨子之学,乃学儒而反儒,脱儒而近儒”。这个表述很到位,说明了儒墨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儒墨关系的复杂性也反映在对儒墨宗教维度或者宗教性的研究之中。
汉明研究“商道”,他认为商业有“正道”。 那么,什么是商业的正道呢?他认为,为人类造福就是商业的正道。因此,人类就应该发展商业。他是有理想的人,有人文关怀的人。值得肯定、值得敬佩!但是,我的结论恰恰与他相反:为人类造福,就必须限制商业的发展,或者说得圆滑一点:让商业在适当的范围内发展,而不是无边际地发展。
西元2026年8月22日,周桂钿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周桂钿先生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原哲学系主任、哲学学院教授,受聘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副院长、兼职教授,曾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等学术职务,在儒学研究上颇有建树,并致力于儒学普及与海外传播,为儒学的传承弘扬贡献了力量。现特编发此文···
在专门论述儒家伦理学的三篇文章中,麦金太尔基于其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立场向儒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就如何看待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与儒家的理性相遇与理性对话,麦金太尔重申了其“审慎的传统主义”观点;其次,就儒家伦理学中的自我观念与践行力观念,麦金太尔比照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进行了立场鲜明的分析;再次,麦金太尔试图从儒···
在“名”层面上,宋儒重新厘定名分,逐步绕开“道理”,体贴“天理”并发明气质之性,主张“天理”高于王权,即便具有至高地位的君王,亦有“气质卑下”的可能。在“教”的层面上,宋儒主张通过矫正气质之偏以明明德,彰显内在自然的仁心善性。借由一己的气质变化,天子以至于庶民皆得以自新,进而达到不言而教的自然效果。
“心即理”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标志和出发点,从工夫入路上是对朱子格物说的反驳,即要求对心之体的领会直接地就是天理。“无善无恶”作为对心体之样态的描述,一方面指向了生理在天之太虚中的原初显现,另一方面是对此显现的自觉意识,由此作为心所发之意的善之根据。心体之自觉伴随着对自身应物而起之意念的判断时,天理就显现为善恶,从而···
通过考稽新发现的八种惠栋《十三经注疏》批校本,可知惠栋晚年成熟的《易》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他对其余经书的认识,大量批校语呈现“以《易》解经”的融通特色,这与他中年撰作的《九经古义》《左传补注》主要以校勘、辑佚、训诂的治学方法完全不同,这也是目前鲜有人知的地方,可谓千山宗岳,万流入海,终归于《易》也。
“大一统”的“天下”政治实践以“大居正”为前提,也就是以“大中至正”之“中”道、“中国”之道为前提,因此,不是“中国”作为“天下”,而是“天下”作为“中国”才是可能的。在“天下”政治格局中,“中国”既是“王道”公理的给出者,也是实践秩序的给出者,是实践性理念与政治规范性实践的统一。这样的“中国”,作为“天下”政治的实践主体,在尊重“宅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