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以“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六艺之教”对儒家宗教性进行了系统构建和全面阐释。在“六艺之教”中,“六艺之道”作为价值体系是儒家宗教性的根源,“六艺之书”作为经典体系是儒家宗教性的载体,“六艺之人”作为实践体系是儒家宗教性的追求。“六艺之教”融通佛教,将佛教视为其阶段形态予以深化,同时调动佛教的思想资源对治功利之学。“六艺···
方以智融释了易学的思想资源来阐发经世之学,通过对治道与治法关系的重审,在明体达用的哲学层面回应了如何重塑儒教价值来“以实救虚”。方以智的治教观提出了“治心”与“治世”并举的经世思想、修身与致用并行的实学精神,肯定了儒家设立名教的合理性,详述了有为之治的必要性,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出世与入世、无名与正名、无为与有为···
通过对熊十力文人宗教的阐发,陈荣捷呈现了以人文主义为底色、多元传统融会贯通、脉络发展源流不息、追求天人合一的道统观。牟宗三极为赞同这一从宗教性出发定位儒教的观点,并追溯其主体性基础。在与唐君毅的交往中,陈荣捷印证了儒学天人合一的宗教品格,最终形成由孔孟以至周程张朱陆王唐一气贯串的哲学道统观。
精神突破前的原初宇宙论秩序并无超越性和历史性可言,精神突破带来一场影响深远的人性变革,该变革背景是精神突破导致了实在经验在人性意识中的分层,通过这一分层,自然与历史、人道与天道、实然与当然、事物秩序与话语秩序、心理与物理等一系列分化成为可能,人由此而成为天人之间、古今之间的居间存在者,超越性与历史性成为人性的···
揆诸典籍,董仲舒的“三纲”以天道阴阳为其法理基础,主张人伦关系以“合”为前提,也以“合”为目的,其人伦之“分”是“和合”前提下的“分”,其人伦之“合”是在“分”基础上的“合”。在司法实践中,董仲舒也注重对卑幼权利的保护。“天道阴阳”“象天受命”“分合和兼”“关注卑幼”是董仲舒“三纲”思想不可分割的法理构成。学界之所以对董仲舒的“三纲”产生···
在世界范围内,唯独只有中国古代文明通过“青铜—玉器组合”来表现最高政治、宗教和礼仪权威。三星堆文化和早期中原文明一样,都使用“青铜—玉器组合”作为礼乐制度的最高表达。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与太阳鸟,表明早期文献中扶桑—十日的中原式的宇宙观已传播到古蜀,并被三星堆人群所接受。三星堆文化中既有来自中原“夏礼”的元素,也有来自“殷···
对“理学”译词的不同态度折射出日本知识人对东西方哲学的不同理解与思考。“理学”译名接合东方传统与西方哲学,在日本接受近世乃至近代西方哲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反映出以朱子学为主体的儒学传统对于东亚社会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
近年来,阳明研究聚焦阳明学之本体论深化与当代价值转化,并形成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科与专业交叉、学理与应用融合的立体性研究格局,彰显了阳明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以及在文明对话中的生命力。研究立足学术史脉络,从哲学思想、文化传播、文献考据、概念史、区域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维度,并聚焦于阳明学概念、现代学科语境、研究方法···
《论语·雍也》“樊迟问知”章的“务民之义”应依朱熹、钱穆等理解为“务民之宜”。“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应断句为“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仁者”是将樊迟的问题“仁”再重复一遍。据清华简《摄命》可知“难”可能是“勤”之讹。本章是《论语》论仁、知诸章中的一章。孔子的话是从治民者的立场来说的,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思想、鬼神观及“···
晚年黄宗羲在撰写《明儒学案序》文时,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局限有了深切的体会,他以一本万殊为核心,对本体和工夫、道与人、性命之学和历史文化等等提供了一种不同于道德形上学传统的系统化新理解。这一理解将道体的敞开,从内在化的超越性意识体验转向以文化创造活动为指向的广大生存实践,在以生存实践化“死本体”为“活本体”的同时,也···
陶渊明的自然观以神—理—形为三重概念架构,可以恰当地概括为性理自然观,而与当时佛教徒如慧远等人所提出的因果自然观迥然不同;与此相关,陶渊明持神不灭论而非神灭论,且坚持儒门传统的三才之道说,这构成其“纵浪大化中”的人生态度的思想基础。
陶渊明与何承天、范缜等人一样,都既反对佛教的报应论,也反对神不灭论。其“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所揭示的,并不是承认精神不朽,而是在身心一体的前提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这种精神追求不依赖于某种精神实体的永生,而是在顺应自然生灭变化之中,得到更大的精神快乐。
人工智能、形形色色的硅基生命的出现诚然可以极大满足个体需求而降低其对共同体的依赖,但与其说这将拉开个体狂欢之未来新世界的序幕,不如说很可能物极必反,促成个体向共同体的回归或二者关系的再确认,由脱嵌而重嵌。因为拥有超维智慧甚至可能升华出自我意识而成为人类蓝星竞争对手的弗兰肯斯坦显然不是个体所能对付,唯有依托人类···
本文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做出三项儒家价值观回应和论证:应该将人类与机器严格区分开来;不应该让智能机器影响甚至改变人类五伦,使得人际关系变成人机关系;在利用具有人工智能属性的照护机器人、医疗机器人、性爱机器人等新型机器人时,需要创建不同于人际礼仪的新的人机礼仪。本文还论证超级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对人类价值构成严重威···
“信”的真诚义,表现为一种基于内在情感的实有诸己,却并不局限于一种单纯的内在性;诚于中必形于外,“义”作为达到或实现“道”的一种客观性准则,代表了德性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公共性维度。
作为“朱子之路”的发起人之一,朱子第二十九世孙、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朱杰人深耕朱子学研究数十载,亲历了“朱子之路”从萌芽到兴盛的全过程。在第十八届研学营启幕之际,记者专访朱杰人教授,既是为回溯十八年“朱子之路”如何从海峡两岸走向国际舞台的成长轨迹,更是为探寻在科技迅猛发展、文明交流激荡的当下,朱子学如何为人类解决困···
王阳明关于《大学》“诚意”章的说明是知行合一最清楚的材料,这一“本来如是”的“知行本体”,其知、情、意统一的关键点便是“诚意”。他后期在《大学问》中对《大学》八条目“精一”一体的诠释,也是“知行合一”架构的延续发展。阳明对《大学》“格物致知”的诠释实际为“意诚而后知至,知至而后物格”,“诚意”仍然在“致良知”过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孟子》书中讨论过《春秋》,但《孟子》和其他早期儒家文献并未提及《公羊传》。《孟子》中的有些话语与传世版本的《公羊传》存在相似处,但这不能证明《孟子》的观点来自《公羊传》或相关学术传统,因此比较谨慎的学者都不把孟子列在《公羊传》一脉之中。近年来,曾亦等学者在《春秋公羊学史》等著作中认定孟子是《公羊传》先师。但···
在工具理性膨胀、价值多元冲突的当下,“学以致用” 为技术伦理设限,要求科技发展以人类福祉为导向;“和谐” 为社会矛盾提供缓冲,从国际合作到社区治理,都有其现代转化。二者交融,既非复古,也非否定现代性,而是激活传统文化基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支撑。
孟子主张“关市讥而不征”,其主张与《大宪章》第13条,免除各市、区、镇、港的关卡税的主张是一致的。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敌视商业、商人的主流思想家不同,原始儒学立足对于市场贸易、工商业、社会分工持正面肯定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