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仁学重心不在于从认识论维度界说“仁是什么”,也不单纯在道德层面表述“应该”,而是更多地关注身心合一。这种审美境界的仁学,对外在客观必然性已有所超越,其中蕴含自由与自由意志色彩。弟子曾子从两个层面深化孔子仁学:其一,从气论论证“人性仁”;其二,从工夫论的视域诠释仁,将仁学“下贯”于经验世界劈柴、挑水生活之中,形而上···
张祥龙先生逝世后,亲人悲恸,学林震惊。哀伤之情不能自已,许多亲朋故旧、学界友人写了大量情真意切的纪念文章和挽诗挽联。为了不辜负亲友们对张祥龙先生的深情怀念,张祥龙先生弟子朱刚受师母张德嘉女士委托,将大多数纪念文章和挽诗挽联汇编为《缘在之思——张祥龙先生纪念文集》一书,目前该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最近几年,由于世界局势变化,姚洋想发展出一套对应理论,开始对儒家政治哲学产生兴趣。尽管心中有正义冲动和经世济民抱负,但作为学者,还是应该做社会的旁观者,因为社会分工要求学者公正、冷静和深入分析社会。不过,重视旁观和分析并不代表虚伪的价值中立,他认为值得警醒的是,经济学界一些人滥用经济理性,忽视社会的其他价值。
玄学家们塑造了孔子的三种形象:兼爱济物的君子、体无应物的圣人、游外冥内的至人。虽然形象各异,但孔子在玄学家的笔下都不是被排斥、鞭挞的对象,而是境界高妙、爱民济物的超然存在,是隐藏在世人内心深处的道德力量。
熊十力在其体用哲学体系的创建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思想转变,其中的一个重要转变体现在他对众生是否同源这一问题的看法上。在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中期以前,他认为有情众生各有自己的本源和宇宙。然而,到了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他却一改之前的看法,坚称众生同源、万物一体。
在中西学术交遇带来“道出于二”的思想处境下,王国维通过《论政学疏》重思中华文明的未来意义,通过《殷周制度论》重建中华文明的开端。以极度的理性和冷峻审查周礼,发现了嫡庶之制构成周公所有创制的制度基础,对于周礼中内蕴的亲亲、尊尊原理有着极为深刻的阐发,对于其中内蕴的德与礼之间的张力更有入微的体察。他以深度会通中西的···
儒家的“天信仰”也被统治者所接受,历代王朝的“祭天”大典,是儒家“天信仰”的制度化表达。儒家的“天信仰”也深深影响了百姓的生活,民间的“拜天”“敬天”,可谓儒家“天信仰”的生活化体现。儒家的“天信仰”,实为尊崇上天、循守天道之“权利”的行使和表达。
孟子志在兴王道仁政,他要自别于挟术自重游士的“妾妇之道”,另立道统,以道导政,担任君师,引领君心通达圣王。与先王不同者,新王是由贤相辅佐而成,其最重要的德性不在于自身达成圣境,而是能够将国家托付给贤相与王者师的指导。
在传统社会,“道德”或“仁义道德”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孝悌到为政、从情感到礼法、从需要到权利、从个人修身到社会治理和民生疾苦等无不与之相关,并涉及儒道墨等各家“仁”说。得“仁道”者生,但“不仁”之道也有自身的价值。从仁义到“生生”,都在不断充实着“道德”的内涵并为其实现提供最重要的生机活力。
儒家伦理传统在当代社会仍然会发挥持久的影响作用。而书院是儒家文化的主要传承基地,古代书院通过教育引导、环境浸润、榜样感染以及制度约束,使社会普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具体化、生活化、生动化和形象化,将道德教育寓于日常人伦生活之中,对生徒的成人与人格养成发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以张、程对天文现象的关注程度和解释方式的不同为核心,揭示出张载的形上学建构中引入“鼓天下之动”的“神”在思理上的必要性。张载之所以措意于天体运行和天文现象的理论阐释,根本上还是由其对风俗教化中复原古代礼乐的切要性的信念决定的。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儒学虽然受到来自魏晋玄学、佛教、道教的冲击和挑战,但仍是官方意识形态和全社会普遍尊奉的道德准则。随着中原丧乱、晋室南渡,儒学从中原汉文化圈向塞北、辽东、凉州、江南、岭南等民族地区传播辐射。两晋南北朝时期对儒家伦理的认同不仅加深了对政权正统观的反思,也强化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更为···
古代中国的“王教”是政教一体的古代中国的制度、组织、教化体系,即国家宗教。儒家不是宗教;儒者是为国家宗教服务的人士。六经原先不是儒家经典,而是反映王教的文献。汉兴,因应一体性的国家治理与宗教建设的需要,武帝在“缙绅先生”建议封禅的推动下,重视宗教建设,遂表彰六经。由于孔子整理经典并以全部经典教学,诸子中唯有儒家掌···
从儒家思想体系讲,湖湘传承的易传-春秋体系,乃是儒门正宗,湖湘只是在特定时间处境中守护传承之地,今天应该回馈这个民族复兴、文明自觉的时代,前提则是澄清它与理学的关系,超越那种理学分支说、湖湘地方文化说。
我为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的辩护与捍卫,我对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阐发和坚持,从不回避作为儒学在当代中国的代表发声。我分析自己这样的心态,有点像冯友兰《新原人》写的序的那种心态。这种心态当然是一种儒家文化的表现。
今日儒运仍在蹇难,然私心窃望“儒商”传统能再兴乎中夏,不绝于士林。若儒士社真能再造“儒商”,重振“商道”,则子贡张謇必能复睹于当世,而拳拳之心必不负于往圣先贤也!
今日儒运仍在蹇难,然私心窃望“儒商”传统能再兴乎中夏,不绝于士林。若儒士社真能再造“儒商”,重振“商道”,则子贡张謇必能复睹于当世,而拳拳之心必不负于往圣先贤也!
今日儒运仍在蹇难,然私心窃望“儒商”传统能再兴乎中夏,不绝于士林。若儒士社真能再造“儒商”,重振“商道”,则子贡张謇必能复睹于当世,而拳拳之心必不负于往圣先贤也!
尹焞有着多重的汴洛相族家族背景,是二程汴洛相族门人的典型代表。赵鼎所倚重的“伊川学”主要是道学流寓故家群体,尹焞正是其中的学术代表和领袖。因此他受范冲举荐登场成为了不二之选。尹焞南渡后的门人也以流寓故家群体为主体。绍兴末年他们在贺允中的主持下重新登场,并且在隆兴和议中表达了与湖湘、闽北道学不一样的观点。
本文着重在四个方面比较和讨论洛克古典自由主义与先秦儒家(孟子)的政治思想的异同,这四个方面包括道德伦理和自然法、人性论、自然权利,以及政治合法性。先秦儒家与洛克为代表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可比性和相似性,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可以作为先秦儒家政治与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融合与会通的起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