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教”的当代建设应该走“铸新魂、塑新形、赋新体”的道路。这里的“新魂、新形”, 其所谓“新”不是“新旧对立”之“新”, 而是“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之“新”。至于“新体”, 是指当代和未来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存在和文化发展。如何理解这个“新”, 需要儒者对于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运会的前瞻和把握。
本文突破理学框架,对范仲淹思想进行重估。他的政治思想以“纲纪”为核心理念,细化的“条例”成为“纲纪”的核心内容。他的哲学思想紧密依附于政治思想,以简朴的“修身”理念为核心,“诚”与“中”构成“修身”的主要内容。合而观之,范仲淹思想的实质是制度之学,其三大特色是:史学立场,职能本位,修身出口。
儒家在《诗》《书》等经典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三代观念。早期儒家认为,三代之所以为一个整体,其根本在礼。从《礼记》等资料可知,三代礼制损益的重点在祭礼。儒家用德来解释三代历史的更替。正是德与礼的变奏使三代不但成为儒家文明与价值的源头,而且还在历史概念的基础之上发展为解释历史的模式。近代以来的史学发展虽然否定了儒家建···
黔中王门学者与宦黔心学官员相互配合,自正德后期以迄万历年间,先后整理和刊刻了六部阳明典籍。种类及数量之多,即使置于全国亦十分突出。其中《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即代表官方的王杏与代表地方的陈文学、叶梧相互合作的产物,乃极为罕见的阳明文集早期单行刻本,无论是版本还是史料价值都极为珍贵。阳明文献在黔中地区的大量刊···
章太炎认为“儒”的含义很广,可以分为“达”、“类”、“私”三种。他根据《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与“坑儒”在《史记》中被称为“阬术士”,得出儒等同于术士;而术士指一切有道术者,由此认为作为“达名”的儒,是先秦诸子的统称,可以涵盖一切思想流派与方术技艺。但细绎章太炎引用的材料不足以证明这一观点,即不存在可以涵盖一切思想···
“儒”经历改造,至孔子遂有“儒士”的诞生。“儒士”为“志于道”的“传道者”。汉以后的“儒教士”乃“儒教”的文化担纲者,是自觉地为大一统国家进行神义论和道义论证明并致力于政教实践的新型儒者,与“儒士”存在着身份和精神类型的差异。“
《心是谓中》提出每个人都不能把命运完全交给鬼神与天,人也可以操纵自己的死生,这种改变命运的思想倾向与《命训》较为相近,并影响到《荀子》。此文的撰作时代有可能在战国前期到战国中期之间。作为一种没有特定学派倾向的政治思想,《心是谓中》对于促进战国中晚期君权的隆升、对于促进个人身心的解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阳明是很清楚地看到了朱子的论说所存在的问题,从而用种树的方式描述心学的工夫。起于心意的正与不正,终于正心意的不正,用私心去看成圣之学看出来的大多是森林的模样,再进一步也不过是一棵棵树木,这是逆的会使人倒做工夫的,亦是静的会使人分段做工夫的,只有用心去体会才能感受到生意的流转变化,是动的,是顺的,是生意且不息的···
民国时期对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解读,既有以谢无量《阳明学派》为代表的从认识论、伦理学角度的解读,深化了对于知与行不可分割的认识。重要的是,研究民国时期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不同解读,有助于弄清从王阳明“知行合一”到今人所言“知行合一”的思想发展过程。
程颐“天理”观念的内涵可以在易学哲学的视域下加以解读。在易学诠释中,程颐引入“所以”概念表述天理,揭示出其所蕴含的事物活动之法则与事物生成之根据两重意涵。此两重意涵的统一,意味着天理必须被把握为“所当然”之理,其作为对于事物活动之“所当然而不容已”的本质趋向的规定,构成了易道“生生”变化的普遍基础。
“自我—转化”与“超越的突破”均是轴心期的特点,惟有中国文明其“自我—转化”“超越的突破”始终在“世间”与“超世间”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轴心文明中普遍的“自我—转化”现象在儒家这里始终是在人间化、人伦化、在地化乃至肉身化之中展开的。儒家对修身之“身”的理解,本身就决定了中国文明之轴心突破的这种以人为中心而贯通“天文”与“地文”的···
1928年4月,国民党青年党员十七人联名呈请中央政治会议撤销孔子后裔衍圣公尊号,并没收曲阜林庙祀田,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改革曲阜林庙案。改革林庙案遂成尊孔与反孔之总对决与分水岭。该案成因之复杂、延宕之持久、牵涉范围之广泛为民国儒学史上所仅有,凸显了党内外在文化理念上的巨大分歧和儒家传统在中国社会的深厚根基,同时也为认···
在张载对“形而上”的辨析中,“形而上者,得辞斯得象”与“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代表了他对天道本体及其形成进路的思考,并由此甄别“太虚”与“太极”,最后以“太和”代表二者超越的统一;继而通过“其性”与“其形”的比较,将“太虚”与“太极”的统一拓展为一种本体宇宙论,这就成为二程“天理论”、程朱理气关系及其“理一分殊”说的根源。
从神化体用论来看,张载思想中长期争论的虚、气关系问题也能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虚气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体用关系,虚相当于神、气为化用。这种体用神化论,与玄学的有无论、佛学的色空论,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儒家体用论的生生活力。
明中后期书院在历经百年沉寂之后得以走向兴盛,与心学的结合密切相关,而心学的流播与发展无法脱离书院这一载体。明代心学名儒湛若水将抽象的心学思想融入书院具体教习之中,使二者紧密联系为一体,不仅映射了心学与书院的结合,更是将内向性的心性理念转为外向性实践。
江文也深信这是东方文化最珍贵的宝库,独具世界上其他类型音乐没有的特殊性。基于这种信念,他在1939年,完成了堪称伟大的《孔庙大晟乐章》。这部六个乐章的交响乐,同时具有古典神韵和前卫精神,“是一项文化想象的重塑,为了现在而发明过去(王德威)。”
《历代得失》讲演政制史,理论表达较为节制,但应对制度崇拜的意图不难辨识。现代政治固然要吸收西方精华,却不必也不能与自身传统一刀两断。积累四五千年的文化—政制传统,对于现实当下的影响往往远大于今人估量。适合现代中国的政制形态,不会从天而降,而是要真能扎根于这片大地。
专门戴着显微镜找茬,还能有让人说话的地方吗?还有什么话能够被说吗?这一刻,我为“正能量”悲哀。那种把自己的理念、理想神圣化,容不得一丝一毫不同杂色的想法、做法似乎正在回头。历史证明,这种做法只会使“正能量”阵营的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最终物极必反。
欧阳修主张的形成,是在北宋“稽古之学”兴起,意欲摆脱汉唐“传注之学”樊篱,倡导通经致用的思想指导下,以己意解经,主观发明的结果。欧阳修以德与功为衡量标准、注重统绪传承的正统史观,支撑了其濮议主张。欧阳修主张为时论所不容,体现出北宋中期士人解经流于主观,导致背离圣人原旨,学统林立,异论相搅的状况。
董仲舒等汉人论定“王鲁说”一方面是上探孔子“缘鲁以言王义”的微旨,另一方面是要处理汉代秦而兴的合法性问题。而在具体处理汉朝代秦而兴的解释学说时,“三统循环”之外尚有“五德终始”,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彼此冲突。出于勾销秦统,为汉立法的意图,董仲舒采用“三统循环”而不取“五德终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