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的重要讲话中殷切寄语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非常推崇在做人上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并由此形成了以自强、自尊和自信为底色的立身处世价值观。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哲学的东渐及中西哲学的相遇,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接触与互动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以此为背景,中国哲学也开始获得世界性维度。世界哲学可以从不同层面加以理解。将哲学理解为“世界哲学”,首先与历史已成为世界的历史这一更广的背景相联系。世界哲学意味着超越地域性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从“世界”的角度···
《大学》一书最激动人心的是它开头的几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没有这几句纲领性的话,孔子的二十篇语录就只不过是些随口答曰的闲言碎语;而这几句话不仅使孔学顿时生出整体性的意义,同时它的简练、精粹和语气的铿锵也使孔学获得了一种凛然的气势,即佛经所说的真理应该具有的“威猛”。
上小学时所读的连环画中有一幅孔子用餐时的画面:孔子坐在草席上,使用炕桌那样的矮桌,但餐具与现在使用的基本相同,且用筷子来用餐。当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疑问,也许现在很多人也没有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文明发展指向何方?这是最大的“世纪之问”。早在世纪之交,有些智者就探讨了这个问题,其中,哲学家冯契教授、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都预言21世纪将为此发生“世界性百家争鸣”。
朱子是指南宋时期的朱熹。自他出生的江西婺源到他一生所到之处的武夷山、福州几乎整个当时的福建省,许多地方都被称为“海滨邹鲁”。个别村镇比如“理坑”村(山中邹鲁)都成为“朱子过化”名胜。
我想提出一个观点:我们生活在最好的时代,同时也生活在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指的是我们人类是非常伟大的,发明了各类科学技术。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就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消除饥饿,即使从今天开始,我们也能利用科学技术来达成这个目标。
“笃行”,是孔子赞赏的立身处世的信念和原则,也包含着孔子所期许的君子品格。
《论语》中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孔子有一回到卫国访问,他的学生冉有为他驾车,孔子坐在车上看着卫国人口繁多,脱口而出:“人真多啊。”冉有接下老师的话头:“人已这么多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应当使他们富起来。”冉有继续问:“富起来之后呢?”孔子说:“应当对他们进行教化。”这便是孔子“庶、富、教”的施政纲领,其中“教”就是···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归根结底是文化自信。前不久在四川眉山三苏祠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悠久文明历史的深厚底蕴
在中外文化史上,因编辑整理他人的文章而名垂史册者,不胜枚举。这类编纂工作,在材料取舍等方面,带有个人的价值偏好,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但倘若此编辑者具有后来居上的笼罩性影响,乃使得这一编纂行为,多少类似于将他者之花木移植在自家之园囿,恐怕并不多见。
绝大多数学校都有自己的校规,或称学规、学生守则,很多学校还印成小册子叫《学生手册》。那中国古代书院的“校规”,又是怎样的呢?其中,《岳麓书院学规》就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基本宗旨是“成人之道”或“人文化成”,即培养人使之具备高尚的人格境界。因此,中国古代教育非常重视人格精神的塑造与培养,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们为此目的采取了多样的教育方式,其中审美教育是一项重要的教育方法。
在楚辞学史上,朱熹对屈原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且引发了无数争议。朱熹对屈原的评价看似“矛盾”,但这些“矛盾”是朱熹从三个不同维度对屈原的不同评价叠加到一起后造成的误解。拆开来看,三个维度三层评价,逻辑清晰,辩证全面。朱熹的批评者因为不理解朱熹评屈的多维标准及其内在逻辑,未能认识到朱熹评屈的真正内涵与价值。
“皋比”语出《左传·庄公十年》,“(公子偃)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晋杜预注:“皋比,虎皮。”唐孔颖达疏:“僖二十八年《传》称‘胥臣蒙马以虎皮’,此云‘蒙皋比而先犯之’,事与彼同。知皋比是虎皮也。”杜注、孔疏皆以“皋比”为“虎皮”,此训久成定论,然何以训作“虎皮”,“虎皮”是否取其本义?至今似仍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关于先秦时期是否存在谏议制度,目前尚存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谏议制度不是先秦曾经实行的制度,而是春秋士大夫和战国诸子的一种理论虚构。(刘泽华、王连升:《先秦时期的谏议理论与君主专制主义》,《南开学报》1982年第1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从西周开始,在政治文化中出现了一种制度化的“规谏”传统,既使得“规谏”成为统治者正己···
孟子被尊为“亚圣”,是儒家思想重要的传承者和发展者,在继承、阐发、创新儒家思想方面,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的“浩然之气”“大丈夫”精神,对中华民族气节的塑造、精神禀赋的滋养更是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情感问题一直是古人关注的焦点。“去苦求乐”不仅是人之自然本性的体现,也是其价值追求的彰显。古人在对积极、正面的情感描述中常常使用“喜”“悦”“乐”“愉”等字词,其中“乐”与“悦”在经典中最为常见。古人既将“乐”“悦”等同互释,又对二者存在不同层面的理解和争议。
章句是汉代儒生治学的主要体式,反映汉代经学的基本发展形态与特征。古今学者多从经学史视域探讨汉代章句的内容、规模、兴衰概况,对“章句”这一概念的衍生过程欠缺系统梳理,就宣帝、章帝时期皇权对章句兴衰所产生的影响关注较少,对章句之弊以及章句“减省”“改定”的学术史意义,也有亟待澄清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