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卦,䷗,震下坤上,乃雷在地中之象。按孔门《易传》以天地间构成与变化之大要大象以说八卦的易传基本哲学理论,复卦乃寓寄阳春潜蛰届萌之象,系阴极阳复、冬尽春回、阳刚复长、万物更新之象。
魏晋南朝皇帝的谥号以单谥为主,十六国北朝皇帝的谥号以复谥为主,具有很强的独立标识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谥法的礼仪范式日渐繁缛,亦愈加制度化。不过,群臣议谥、南郊告谥、题谥于神主之背等主要仪式并没有改变。
我们继续来说宋仁宗。仁宗本人可以说是一个庸常的君主,没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英雄气概与雄才大略,也不见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丰功伟业,存在感似乎也特别低,连一个类似明朝正德皇帝“游龙戏凤”、清代“乾隆下江南”的风流传说也没有留下。
宋仁宗并不是一名固执的君主,但他亲政之后,却一意孤行做了一件事,劝也劝不回——那就是废了郭皇后的皇后身份。
说起传统中国的私人藏书楼,相信许多人立即会想到明代藏书家范钦建造的“天一阁”。天一阁有一条很不可理喻的家规:“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楼。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遂不与祭。”确实非常封闭。
辽宁省博物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唐阎立本(传)孝经图卷》正在公开展出,这是近年来这一国宝的首次展出。因为没有题款,此手卷身世众说纷纭,普遍认为此卷为宋代摹本,但是《孝经》确是在大唐开元年间备受推崇的儒家著作,唐玄宗甚至亲自为其进行注释,并倡导“孝治天下”,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选用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是国家治理能力高低的关键。我国历史上关于选贤任能的思想和措施在春秋战国之际兴起,在秦汉以后日渐成熟。优秀的思想家、政治家懂得“官人,国之急也”“天下治,必贤人”的治国道理;懂得德先才后、选贤不易、用人所长的道理;在选贤任能上,不断根据社会阶级变化与实际需求调整用人策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从本期开始,学习时报将推出“中国古代治理思想”栏目,总结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特色以及相关经验,供读者参考。
南宋大儒张栻(1133年-1180年)对《诗经》颇有研究,他延续诗教传统,于诗之教化功能多有论述,其认识对今日之文学教育或有启示意义。
在《论语·阳货》中有这样一段话:“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现代学者往往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理解为对自然事物的认知,或者理解为获得事物的知识,这与传统的理解是一致的吗?
阳明心学的崛起,开启了明代中后期儒学流变的序幕,结合晚明复杂多变的政事与时局,深刻地影响到此一时期学术的走向。以往,论者多以空疏、浅薄形容晚明的学术,甚至将明亡之过归结于心学。事实上,无论贬斥抑或表彰王学,都不可否认其引发的儒学内部流变,以及与此种流变相伴产生的学术多样性,在晚明光怪陆离的社会历史镜像之下,亦···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有言:“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又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在商汤时期有三千余国,西周时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国,春秋时有一千二百国,战国时仅有十余国。
诚如方克立先生所说,“在全球性生态危机和文明冲突问题十分严峻的当今世界,深刻理解、阐扬和大力宣传、提倡‘文明以止’的文明展观,对于人类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今年(2019年)是孔子诞辰2570周年。国际儒学联合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举办纪念孔子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有机会参加此盛会,深感荣幸。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和合一词,首见于《春秋外传》的《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也。”
儒家十分推崇君子人格,儒学也可以归结为君子之学。但在何为儒家的“君子”这个问题上,学界一直存有争议。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一词涵义相对简单,一般不作他用,主要是指“国家”,专指中国之全部领土,具有地域、文化、政治、民族上的特定涵义。古代的“中国”一词,其涵义则较为复杂,且前后发展演变特性十分明显。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世对发扬孔子之道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非孟子莫属。孟子以雄辩著称,在当时就很有影响,他以辟杨墨、弘扬孔子之道自任,有很强的道统意识。
《左传》是十三经之一,完整的名称应是《春秋左传》,“左”指作者左丘明,所以古代又称《春秋左氏传》。《春秋》是五经之一,《左传》则是解《春秋》的书。
海昏侯墓出土的木简中,有《春秋》简100余枚。它们与《公羊传》关系密切,同时杂入了《穀梁传》的内容,反映了西汉中期经学发展状况。公羊学是研究《公羊传》的学术思想体系,在汉代被称为齐学。其核心思想被何休总结为“三科九旨”,具体析为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此外,公羊学还包含很多“《春秋》大义”“《春秋》条例”,至今仍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