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自唐以前无别行之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湮没无闻。为什么到了宋代,《大学》能够一跃而为“四书”之首,成为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修身立德、治国平天下的纲领性经典?这与宋代《大学》诠释理路的转向,以及朱熹对《大学》的创造性阐释密切相关。
对于许多人来说,中国古代妇女只是和缠足、贞节牌坊联系在一起,总之一片黑暗。但实际上,真实历史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古代妇女的身份地位在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很大,一般情况下并非五四话语中描述和想象的状况。
明末以来,海外学界尤其以西方世界为首,在译介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之时,多选择孔孟之学,以致西方学界一度认为除四书、五经及《道德经》外,中国再无其他具有哲学价值的优秀思想作品。
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化进程不断推进,“圣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等光环被逐一加在孔子的头上。他似乎不再是那个两千多年前出生在郰邑的鲁国人,而是一系列“仁”“礼”等思想的文化标签。要想真正了解孔子其人,读懂《论语》背后的深意,回到他的时代,重走他所走过的路,可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中华文明素有热爱阅读、尊重知识的传统,古人敬惜字纸,一片写有字的纸页也不忍废弃,而书本更是具有神圣的意义。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于读书的重视与热爱,中华文明才能赓续不断并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作为宋学之集大成者,朱熹遍注群经,然独于《春秋》未有成书,是以清季以降,论《春秋》者多以朱熹《春秋》说在《春秋》学史上地位不高。
王阳明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立言宗旨”全是为了建立起重道德本体,道德自觉,道德实践的思想体系,并以此净化心性,变化气质,淳化世风,成就道德,成长生命,成全人格。这是一条人文的路线,这是一条心性的路线,这是一条伦理的路线,这是一条“为己”的路线,这是一条内圣外王的路线,这是一条“求放心”的路线。
对明代理学家而言,诗歌不仅在于阐发义理,更是一面映照境界涵养的镜子。时常临镜自照,能够通过诗歌意境的美学形态看到不同人生阶段、不同生命体验之下的人格境界状貌,进而成为自我反省察识的参照,成为笃志涵养的动力,也成为后学领略其境界风采、认同其精神人格的凭据。
《桐城方氏诗辑》(以下简称《诗辑》)是一部卷帙浩繁的氏族类诗歌总集,辑录了桐城方氏明洪武至清嘉庆时期的诗歌,可以说是家族与地域的独特文化载体。
2018年12月13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左传》中的“善不可失,恶不可长”一语,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秦朝暴虐天下,天下豪杰纷起反抗,从陈涉首事至子婴道旁系剑,不及三年,暴秦即亡。赢政于公元前221年一乎四海,至公元前206年在其子胡亥手中国亡族灭,其间仅仅有十五年,真个是其兴也勃,其亡也速!
炎炎夏日快到了,强烈的紫外线迫使不少小伙伴纷纷待在家中当起吃瓜群众。在家煲剧、追番、看综艺的时候,肥宅快乐瓜之称的西瓜必不可少。
《诗经·商颂》的创作年代问题是我国先秦诗歌研究领域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公案之一。对《商颂》创作年代的争论从汉代开始,延续了两千多年,迄无定论。
“夫孝,德之本也”。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儒家重视教化,认为人只有通过教化才能懂礼,成为合群的社会人。而在教化方式中,音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歌总集《诗经》,以强烈的道德意识、积极的人生态度,关怀社会与人生,讴歌上古时代人民的真挚、善良、美丽、勤劳、勇敢。
中华民族有着极其深厚悠久的崇德敬祖传统,这也是中华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所在。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明德精神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经历了萌生、升华和发展的过程。略加追溯和考辨,有助于我们对“明德”的意涵与意义获得更具体深入的认识。
古人提出“明明德于天下”这一主张的主旨,是要人们将自己彰明的德性推及天下,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修其身,然后渐次齐其家、治其国,以至平天下。“明明德于天下”是古代先哲为修身成人、经邦济世立下的宏愿,也为人们报效国家、胸怀天下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居然有那么多公号抄袭了本文。你们得给个说法。今天是巴黎圣母院被烧毁的日子。许多人联想到了圆明园被烧毁。发这篇儿,现在会让人感到不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