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晚期发展出来的新田制,经由五代延续至宋代,宋代罕见地没有在开国之初制定类似于“均田制”的田制,因此被认为是“田制不立”。后世所谓的宋代“田制不立”,首先不是指没有施行井田制,尽管宋代会有人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当时的土地制度不符合儒家理想。
文献与语言学研究关系密切。20世纪30年代起,钢和泰、汪荣宝、罗常培等先生就已经关注到敦煌文献中的语音问题,并利用其中汉藏对音材料开展语言学研究。其后的学者相继开展基于各类敦煌文献的西北汉语方言研究,成果斐然。在方言研究中,有学者偏重于各种语料文本,有学者从西洋传教士文献入手研究台州方言百年演变,有学者从元明清文···
中国传统礼治模式包含着“礼”和“法”的双重内涵,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古代“礼治”和“法治”在本质上都走向了人治。实际上,古代中国虽有“法治”之名,但其与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法治”迥然不同。前者是端赖君主智慧、德性、胸怀等个体理性的“法治”;后者则是一种基于平等、公平、公正等现代理念,试图以法律条文、法理逻辑、法制规范来替代···
华人世界的心理学,则应接续中华文化与哲学思想,面对现实处境,保持与其他学科对话,努力于继往开来,应是当前的方向。李泽厚的“情本体”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是当代新儒家或儒家心理学的一种可能性。本文试着以我为其思想所草拟的“四句教”(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情,度情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为纲要,介绍其内容。
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传统律典中的盗律,在看起来繁复杂乱的外在形式的背后,是试图通过养民、富民、教民、亲民的方式做到足食、厚德、敛欲,从而止盗、去刑,真正实现“治本”的内在价值追求。近现代刑法分类、编排各罪的标准由法益取代行为性质,外在表现形式改变的背后,是立法目的、立法任务乃至立法价值的变迁,由禁止某些性质的···
《诗经》描写的爱情、婚姻、家庭等主题反映了儒家礼乐教化传统中的夫妇伦理观念,婚前男女关系遵循匹配、感应、真诚、节制等原则,婚后夫妇关系遵循隆礼、齐家、葆爱、劝教等原则。这些价值观念可能仍然适用于现代夫妇伦理,但须进一步揭示其本体理据和实践工夫,以增强理论易代转化的普遍效力。
从《周易》到孔子有双重突破:一方面是从“巫”到“数理”的突破,另一方面是从“史”到“伦理”的突破,这是对“占卜感性”与“占卜理性”的双重超越,也终成“占卜德性”的升华。然而,数的“象化”与伦理的“感化”里面又包孕了“占卜感性”,而占卜的感性与理性二者始终是合一的,从而构成了中国人原始的“情理结构”,这是《周易》对华夏文明的深层巨大···
孔府又称圣府,是孔子的嫡系后代衍圣公居住的官邸,封建王朝为了更好的利用孔子的思想加强统治,不仅对孔子一再加封,对待孔子的后裔也是倍加优渥,不但加官进爵,而且还享受很多特权,两千多年年来孔氏家族经久不衰,兴旺发达,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家”。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来了好多位新朋友,这说明我们的活动取得了大家的认可与支持,在此我代表书院,向各位同道、各位老师,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上周六在这里,举行了慢庐经典读书会——《论语》通讲的启动仪式,《论语》首讲是非常成功的,这也证明我们的活动形式基本上符合大家对于文化的一种需求。
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为始,治国平天下为终。同时,格致诚正为本,为内圣功夫;齐治平为末,为外王功夫。内外功夫归结于修身。修身是功夫论和本体论的统一,所有人所有事业的根本。修身,不仅要在红尘中修,在一般事上修,更要具体落实到格致诚正齐治平七个条目、三大实践中去,修身济世相辅相成。
将孔子针对于人所提出的“上”与“次”这一道德人格类型划分,混同于其关于“知”之范畴或内涵的划分,对于孔子原意而言,实属额外添加或溢出,不过是王守仁的创造性曲解。后儒如此划分与释义,虽然在道德探索方面有其思想进步意义,甚至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误读,但这是以后人的认识加诸孔子,属于断章取义。
英奇有餘.史識史才.天下景從.故國招魂.雖賓四夷.求道乎諾,時正不測.知幾知勢.萬方爭睹.新邦顯魄.未宗三教.論學也思。
他对儒学的肯定,也是以现代价值为视角和标准。这些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不能说没有学术贡献,但今天看来,已经远远不够了。余英时先生的逝世标志着五四一代与我们渐行渐远。他们值得尊敬,值得缅怀,但时代将在一种与他们的期待不尽相同的方式发展前行。
这些冷漠怯懦的马邦人是可耻的,但根本罪责在上,在上层建筑和特权阶级。斯民也,三代可以直道而行,历代也曾十分优秀,也曾英雄豪杰辈出,正人君子无数,为什么到了马家时代,纷纷成了蠢货、贱类和懦夫了呢?毫无疑问,这是拜半个多世纪空前严酷、背天逆理的极权政治所赐!
据《东京梦华录》“防火”条记载,汴梁城内的街巷,每隔三百步设一所“军巡铺屋”,每所铺屋置“铺兵”五人,负责“夜间巡警”。又在城中高处修建“望火楼”,“楼上有人瞭望”,楼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还有“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等消防设备。一发现哪处起火,马上驰报,潜火兵即刻出动,“汲水扑灭,···
自阳明子揭良知宗旨于世,斯学风行海内外已五百余年矣。阳明子之指点既高明而通透,后学之阐发亦细密而精良,可谓洋洋大观者也。黄梨洲因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罔不辨晰,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吾人生于五百年后,欲治良知之学,载籍俱存,遗泽可追,又何劳费辞,标新立异
2021年7月31日下午,第二期“洙泗书院·慢庐经典读书会——《论语·为政》通讲”在洙泗书院慕圣文化如期进行。本期读书会由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魏衍华担任主讲,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主任、孔子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杨朝明先生应邀出席,泰山学者青年专家、曲阜师范大学优秀传统文化中心副主任、洙泗书院院长助理宋立林教···
此书装帧精美考究,排版布局相当用心,继承了中华版古籍的一贯传统,非常适宜閲读。除了外观漂亮,《五礼通考》的点校质量更是一流,读者足可放心使用。两位整理者都是当代学界文献整理和礼学研究方面的大家,有着丰富的整理经验和广博的专业知识,更对版本校勘相当熟悉。参与此书点校的还有二先生的多位高足,皆能不违其师之严谨作风···
秦蕙田(1702—1764),字树峰,号味经,清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官至工部、刑部尚书等。秦氏早年与朱彝尊等人论礼相合,通籍后又奉命校閲礼书,参与《清会典》的编纂。在丧期间,杜门读礼。故其号“味经”,并非虚语,一生精力所在,壹力礼学可知。秦蕙田依徐干学《读礼通考》之例,得卢文弨、王鸣盛、戴震、钱···
日本阳明学研究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讲,一是对日本本土接受和转化了的阳明学进行研究,具体而言就是对中江藤树以来江户阳明学者及其学说的研究,可以称为日本阳明学的研究。今天主要介绍井上哲次郎等人对江户儒学的研究及其相关争论。二是日本所进行的阳明学研究,这个意义上的研究是将阳明学作为东亚思想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