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治体论揭示出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现实立国要素与理想变革之结构性原理,是对现代中国思维定势的一个突围。中国思想史研究并非单方面地让中国融入某种现代世界,而是应当在现代世界的视野中,基于中国自身经验,形成我们对何谓中国、何谓现代的透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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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康诰》之政教理念,观照《大学》首句"明明德"语,可见其蕴含双重"明"义,实际上对应于"天命在周"这一终极状态;继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盖依循周公守成之教,呈现"承天命→保民→敬德"的推本逻辑。八条目"明明德于天下"至"格物"之论,乃承接这一推本逻辑而来;后续格致至治平之序,复由本及末,正面拓展出一条明德开显之路
荀子在继承孔、孟的“士”“君子”和“圣人”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士君子”和“大儒”的特有观念,同时明确界说了理想人格的不同层次与形态。后者作为身心修炼的过程,指“虚一而静”的“大清明”之“心”,经由“师法”的学习,透过“礼乐”的熏陶,对治自身的“气”“性”,以“得师”和“由礼”为根本环节。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及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精神的精髓在于对人性尤其是人的价值、人的道德的思考,这是礼乐文化的基本属性所在,也是传承的意义之所在。
如果说《论语》等所见的子游重本的倾向,是子游之学的早期发端;那么,《性自命出》的“性情-心术论”,则是其长期沉潜之后的展开形态。子游由对“本”的关切与思考,转出“性情-心术论”的思想道路,是儒家心性论转向的关键人物。今日若重论道统,在孔子与子思之间,除了曾子之外,还应当有子游的位置。
就性辩荀唱和诗六章
孙应鳌知行说的实质是体用一元论:知为良知之体,行为良知之用,知行不可分离;在心体纯然的状态下,心与物接,良知自然发用为行,知与行本然合一。孙应鳌认为个体通过慎独、诚意的明心工夫,可以重新回归到知行合一的本然状态,实现本然与实然的统一,进而达至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贯境界。
这本书稿写成于2001年6月,原属于我的导师蒙培元先生所主编的一套丛书《儒学与中国文化》,属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但因故未能出版。
在以郡县制中央集权国家为基本形态的政治结构中,宋代在中央与地方的中层建制设置监司,形成一个以监察集权为特征的结构枢纽,推动了地方财政、法制和行政组织体系的振兴与运转。这一制度形态在延续汉唐以中层监察区衔接国家治理系统的历史经验下,通过强化中层监察权对于州郡的集权式监察,实现了财政系统和经济体系的集中管控,塑造···
有关“家”这一概念的思考与讨论,是当代中国正在展开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论题。“家”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主题,也是面临中西文化交融的现代中国人,在世存在之所以可能的根本。
通过重新诠释经典中“如在”的含义,并从“理”的超越维度和“诚”的真实维度去阐释祭祀背后的道理和依据,朱熹论证了鬼神在祭祀中“真实无妄”的存在,以此赋予儒家祭祀天理的自然正当性,而不是单纯从功能和效果的角度去宣扬“礼”的政治和社会价值。借由这样的努力,朱熹在“理”与“礼”之间确立起了一种内在关联,从而为儒家政教秩序奠定了更为···
玩也,畏也,乐也,盖不畏则不足以为乐,不玩则不能以得其乐;今一世之人莫非不畏而乐,欲不终归乎荡且肆,难矣!
打开经典不大可能获得第一眼的那种怦然心动,却必定能愈读愈为之倾心,所谓“辗转反侧”“寤寐思服”是也。也并非只是年代久远就好,不然介绍一个千年老妖,岂不更省事。除了这种流传千古的魅力,还有每个时代最顶尖的思想人物为之鼎力推荐,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不学经典。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9月5日清晨,兰州笼罩着飒爽秋风。伴随着清风细雨,带着探究知识的热情,旅游学院师生走进了兰州国学馆——这座士人的精神家园。上午,师生们齐仰高山,共观国学馆;下午,则在馆中长廊效仿先贤,坐而论道,一齐探讨书中的精神世界。
董仲舒思想虽经大家努力硏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是远远不够。可以说它仍然不出地方和我们这个学术圈子的范围。像西安,应该也是大力宣传研究的地方,但基本上无董子的地位(林乐昌先生很重视研究董子,是个人的事)。全国更谈不上了。
在《春秋》的书写中,史官并非不注重历史记录的客观真实性,但他们试图通过凸显自身主体性的方式更好地展示心中的历史之真。这种主观意识来源并受限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传统,其背后体现了时代的客观合理性。所以,春秋笔法是一种书写客观历史之真的特殊总结。
宋儒杨慈湖具有浓郁禅学化色彩的圣人观,与先秦儒学的圣人观形成了巨大反差。此禅学化倾向,与宋明理学“援禅入儒”的思想文化大背景,尤其与当时心学一脉的“圣人可学”“以觉训仁”“静坐体悟”“六经注我”等学思风尚息息相关。
如果说《封神演义》中的哪吒和敖丙之争体现的是何者所掌握的天命更高这一观念,《哪吒闹海》中的两者之争是对群众利益作为善标准这一价值判准的体现,那么《哪吒之魔童降世》则体现了一种个体性的复杂善恶观念。这其中的古今之变,对我们当下如何过“道德的”生活,具有启发意义。
因为只有在与乡土自然的遭遇、照面、造访、震动中,人作为人才回到自身,物亦作为物而回到自身。正因为人回到了自身,故能至于仁;正因为物回到自身,故人能爱。准确地说,离开了乡土的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与爱的,因为离开乡土的人从来都没有遭遇一个真正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