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早也相对最完整保留中国教育实践经验的《论语》,与中国现存的第一篇教育论文《学记》,从教学目的的完整性涵括、教学主体的区别性看待、教学体制的整体性设计、教学方法的原则性论述四个角度言,都有颇大的吻合性与互补性,且放到今天,都极具参考价值。
牟宗三以康德实践理性解说儒学是一错误思路。“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表明孟子以共通感论述理义来源,“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两用“悦”字,证明应当以直感判断力解说孟子。分析朱子、阳明的一些言论证明以直感判断力解说儒学则若合符节;并引述康德关于判断力的相关学说、伽达默尔对康德的批评支持上述论点;从而主张,中国···
《帛书<衷>篇新校新释》采用裘锡圭《集成》版最新释文,在全面吸收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细致的校勘和训释,提出诸多新见解,材料丰富,考证详实,创见迭出,是目前《衷》篇专题研究的集成性著作。此外,对《衷》篇的篇名、字数、章次、成书、作者及其象数思想等,本书也进行深入考察,提出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2020年8月25日至26日,深圳首届诗礼传家亲子夏令营成功举行,本次夏令营为慧善芸雅慈善基金会与至圣孔子基金会联合主办,儒士社与元光教育承办,知名服装定制品牌“ANGEL&FU”作为唯一资助方给予了活动大力支持。
《周易》哲学可以为“内圣外王”说提供本体生成论依据。牟宗三先生的“内圣开出新外王”基于其“良知的自我坎陷”说,其所说的“返本”没有真正返回到道之本体,故不可能开出真正的“新外王”。必须把《大学》《中庸》及《周易》贯通起来,才能把握“内圣外王”说的全部内涵。
象山以启发、指点等方式来表达心学义理,是非概念式的言说。象山未能像朱子那样诉诸概念,分解地立义,故被朱子认为是不说破,误以为禅。实则,对于良心本心之道德本体只可非分解地言说,一切概念式的分解言说都只是助解,要得良心本心之实,还是要靠直觉、体证。
24日至26日,主题为书院文化内涵与当代意义的朱子文化讲坛在南平考亭书院举行。朱熹第二十六世孙闽学会顾问朱清、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筼筜书院、怀玉书院等国内知名书院的近30名专家学者与会。
虽然存在主义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焦虑、偶然性和死亡的很多智慧,但是我们必须具体思考其有关政治和机构的观点。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以儒家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8月5日,曲阜师范大学“儒家齐鲁文化行”社会实践团队走进了第二站潍坊。
本期家风培训活动由叙永县摩尼镇政府主办,叙永李氏宗祠承办,以关爱和守护农村留守儿童为主题,留守儿童的问题,家庭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仅仅依靠学校和政府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发动社会各界来关注。叙永李氏发扬救孤扶贫、造福乡里的传统,辅助政府治理地方,主动解决当下面临许多社会不良现象和问题,减轻政府行政管理···
从道德实践的主体价值抉择的面向上来看,在对孟子与董仲舒的“仁-义-利”进行分析后,能更进一步地将此两有别但不矛盾的结构进行整合,重新审视儒家的仁义关怀,让过于强调个体与自我的现代人重新回到世界之中,展现出一条重新连结自我与他者之路,这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思考道德实践的主体价值抉择之可能性与动力的可行方向。
董仲舒对《春秋》书法的探讨是其《春秋》学建构的基础。与公羊学史上历代学者重点关注《春秋》条例不同,董仲舒对《春秋》书法的阐释以对其修辞特性和意图的阐发为主。《春秋繁露》通过《春秋》之隐微修辞进行考察,明确了这一写作形式对传达《春秋》义理的关键作用。董仲舒又提出“《春秋》无达辞”的著名论断,以凸显政治哲学中的常变···
“绝地天通”之后中国文化朝人文化、理性化、人间化方向发展,对神性的关注逐渐淡化。董仲舒天人之学的建立,将“绝地天通”以来天人分离的状态,拉回到天人相合的轨道,重新建立起儒学对天的信仰,开启了儒学的神学时代。董仲舒试图通过祭祀行为,将至上之“天”以及神圣性、超越性的理念,再度植根于儒学及儒者的心灵,其所留下的精神遗产···
道经当中“皇极”的词义,与《洪范》原文用法并无二致,仍是孔安国所解释的“大中”之意。具体到星宿体系,它用来指处于天庭中心地位的北极。河图洛书为北极的位置提供了直观说明。这一切可以解释何以陆九渊在本当设醮的上元之日要宣讲《洪范》皇极大义。
《易图文献选辑(第二辑)》收录以清代为主的易图文献一百一十七种,加上《易图文献选辑(第一辑)》收录的清代之前九十八种,共二百一十五种,构成宋元明清基本易图文献。由这些文献,可见宋元明清易图学发展流变的概貌。
近日,曲阜师范大学周易研究中心主任刘彬教授主编的《易图文献选辑(第一辑)》由线装书局出版。
梳理关学史时,学界提出了“关学洛学化”这一问题,追问关学在张载之后除李复等“正传”之外,是否还有一支发生了洛学化的转变?淡化学派意识,回归道学初创期的原初语境,或许能更为准确地认识“关学洛学化”问题。
董仲舒解释王参通天地人,能使天下万民归往。王道核心是仁义,主体是礼义。董仲舒提出“王道四纲”,由天之阴阳之道,推衍到夫妇、君臣、父子三大人伦关系;通过天人感应理论论证“天为王纲”,形成了天子受命于天、受命之符、灾异理论等,以天的权威限制君权;盛赞古代圣王之治,高扬王道理想,试图使汉武帝效法古代圣王,建太平之道。
1910年,蔡元培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1916年,易白沙论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其后逐渐形成了董仲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关系问题。六经是诸子百家共同的文化资源,汉武帝“表章六经”,尊崇经学,不是“独尊儒术”。于情于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与董仲舒无关。
在诸宗并起之中唐,湛然以标志性的“无情有性”说与止观之学的重构推动了天台学的发展,促成了天台学的中兴。从宗教思想形态学角度看,湛然以“止观之学”定义“天台”,开辟了天台佛学对儒学新的诠释维度:由关注作为“礼法”的儒学,转向作为“心法”之儒学。在此基础上,唐中期的梁肃(753—793)与唐后期之李翱(772—836)二者以士人身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