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于晚年著作《庄子解》中提出,庄子之学以“浑天”为宗,优于老子而可“自立一宗”,由此将庄子之学从老子之学中剥离。
面对重建政治秩序的时代课题,荀子诉诸于集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权力)于一体的圣王。作为道德权威,圣王的正当性源于民众对其特殊的品格构造和超凡德能的认可;而作为政治权威(权力),圣王的正当性则在于其政治权力是经由其道德权威而非民众的意志同意这一合法化过程而转变为政治权威的,亦即权力的权威化是由圣王的道德身份来给予的。
朱熹讲“三纲五常”,认为“五常”是“三纲五常”之本,派生“三纲五常”,强调“三纲”与“五常”的不可分割,并且还多讲“五伦”,认为“五伦”就是“三纲五常”;其后学真德秀把“三纲”解读为“君正则臣亦正”,“父正则子亦正”,“夫正则妻亦正”,强调“三纲”的率先垂范之义。
由衡阳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王船山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湖南省衡阳市举行。此次会议以“王船山思想与中华文化复兴”为主题,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大陆的一百余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寻船山思想的精髓和时代价值。
日本学者远藤光正所说,在外交场合下“诗文遣词造句的好坏,接关系到国家的体面和个人的名誉”。这些得体的诗句最终为日本赢得“国家的体面和个人的名誉”。
日本人用中国曾经的基本文化礼仪常识,甚至可以说中囯古代文化礼仪的毫末,就把今天的中国人刺激得一惊一咤。
直白的文字,有其动人的一面,但直白之外,更可典雅。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用于之今日今事,却是何其适当。人不分国度,地不分南北,全人类皆关注于武汉,关注于湖北,这是人性的光辉,这是温情的力量,而人性之温情,经以古人诗句而加以完美表达,真是文化力量之佐证。
性虽大致不远,发而爲情,则或大相径庭,原因在于感应。人人所感不同,发而爲诗,必不能千篇一律。而评判文学作品有一个简单直截的标准,那就是“仁”,亦即基本的同情心。而诗教的根本精神,正是培育此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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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孟子》学以“纂疏体”与“旁通体”两类经疏为主,总体表现为“辞繁而旨深”的状态。朱元璋通过暂停科举、编纂《群经类要》和《精诚录》、罢孟子配享和编纂《孟子节文》三大举措,对元代“辞繁而旨深”又不切实用的《孟子》学予以了否定,提倡经典诠释的简易、通俗、以实用理念为导向的风尚。这种变革方向,与以宋濂为代表的元末明初学者···
敬畏上天源于古人对天的信仰。人们对上天以及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鬼神精灵都有怀有敬畏戒惧之心,才会规范与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出于对上天的敬畏,灾异之变就能使帝王警觉,反省理政当中的过失,减少施政当中的失误。因此,每当出现灾异和人为的治理失误时,帝王就会自我反省。
中国最终要展现于天下的是其文化价值观。历史上周边国家为中国所吸引,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作为“礼仪之邦”所具有的文化吸引力。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就内部而言,也正在于“礼义”的文化价值观维系从而能化育人心、性情,可久可大。
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海子
近世颖悟如王静安(1877〜1927)先生,自言于《尚书》所不能解者十之五,以至学生杨筠如既已「博采诸家」、「时出己见」(王静安〈序〉语〉)而撰《尚书覈诂》,犹云可通者仅十之四五。
我确实在辩论,和上个世纪一直延伸到今天的有关孔子的种种误解、曲解进行辩论,甚至和自孔子生前直到今天种种对孔子的误解、曲解辩论。孔子的学生子贡,就为孔子做过辩论,我这工作,算是对他的一个继承。
《孔子原来——被误解的孔子》特点:一,自问自答,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针对性;二,言之有据,持之成理,学术根基深厚;三,一扫长期以来的反孔偏见和无知,返本开新,彰显孔子本来风貌,又有时代高度;四,所写的孔子是可崇敬的圣人气象,又是有血有肉的、有缺点又能涵养自省的人,在平凡中蕴积着伟大;五,文章短小精粹,文字简明而又···
反身代词“己”“自”,有同有异。“己”主要指代人,表示与他人相对待的“本人”。“自”除可指代人外还多有指代非人事物的用例,被“自”指代的存在体可称为“自体”,则“自”表示与他者相对待的自体“本身”。
宋代理学家朱熹生前郁郁不得志,身后却极尽哀荣,元、明、清三朝都将他的学说尊为正统,于是程朱理学完成了从一门在野政治学说向国家意识形态转变的跳跃。
对于生活在宋朝的人们来说,最盛大、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并不是春节,而是元宵节。
看近期日本对中国防疫的各种支持以及表现出来的礼仪,应该单独写一篇。但是,由于前面涉及这次防疫、避疫的两篇文字接连被删。遂决定不再对此事件发表任何评论文字。有朋友问用中国古代的礼仪如何解读日本对中国的这些友好的表现,这篇旧文中的内容应该能帮助读者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