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学界即有的研究成果,分别对诸子学、理学及今文经学在清中期之后的复兴状况做了概要性的梳理。
西汉《仪礼》简、东汉《熹平石经》残石、明代《孔子圣迹图》、商周十供等孔庙礼器……近日,“高山景行——孔子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240余件(套)精心挑选的文物、古籍以及艺术品汇集一堂,系统展示孔子思想形成、发展、传承的历史,讲述孔子文化的深远影响力。
在近代中西古今的双重纠葛之中,梁漱溟以自觉的儒学精神剖析中国文化,在进行中西文化对比的基础上,认定中国的建国之路应该从乡村入手,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儒学现代治理模式的新尝试。其理论的基石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论;而其关键则在于建立“新乡约,新礼俗”。
古代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存在,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曾在知识传播、文脉传承、人格培养和社会教化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论语乃孔门圣经也。惜时下注本杂乱,血脉难接,迫切需要标准读本。而学以阶圣,当有次第,故这个读本又需要分级。少儿读经以理解语境语意为主,是为初级。及其稍长,则需要以通义理为主的读本,是为中级。未来则需要以通公羊大义,进而以六艺之教而通贯之的读本,是为高级。
本书以宋代的奏对活动为切入点,分析宋代君臣之间信息交流的途径,以及制定决策的方式。并以此为基础,对宋代皇权政治做了重新审视。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侧重分析皇帝与除宰辅之外的臣僚,是如何通过奏对,进行信息交流的。下篇重点分析皇帝与宰辅大臣如何经由面对面讨论,对已经获得的信息加以处理,最终做出决策。作者着眼···
儒学一定要介入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挖掘传统礼乐的精神需要结合时代需求,甚至可以说,礼乐的传播比研究更重要,至少两者需要并重。对于新一代青年来说,除了要具有公民意识,还需要有教养。教养的培育需要礼乐。
本书以哲学的理论和哲学的历史为考察对象,其具体内容涉及对哲学自身的本源性追问、伦理问题的考察、中国哲学以及中西哲学关系的反思、儒学的再思考。哲学对自身的追问不仅围绕何为哲学、哲学何为等问题展开,而且体现于对哲学自身走向的思考。由哲学理论和伦理问题转向哲学的历史,便涉及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问题。宽泛而言,理解中国···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著《高邮王氏四种》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名著。上世纪初,王国维从罗振玉所购得之王氏遗稿中发现“念孙案”涂改为“家大人曰”,遂致疑《经义述闻》引之说为念孙归美,由此引起《述闻》乃至《王氏四种》著作权纷争。
王念孙、王引之在古文献学上以精通小学、校勘见长,与段玉裁齐名,而比段玉裁更加严谨,被学界誉为“训诂之祖”。
昨日发表东海律:人民是政府的镜子,底层是高层的镜子,社会是政治的镜子。政府好不好,看人民;高层好不好,看底层;政治好不好,看社会。
最近,手机每天都能收到抖音上的点赞提醒——我对抖音号“在线看蓝田”的一条视频发表了几句评论,许多人对此表示认同。
宋元易代之时,“唐宋变革”开启的近代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套用“唐宋变革论”的说法,不妨称其为“宋元变局”。我们看中国近世史的演进,既要注意“唐宋变革”,也应当留意“宋元变局”。“宋元变局”对于中国历史走势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不但塑造了元朝社会,而且限制了后世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走势。
2020年新年伊始,德国学者何乏笔(Fabian Heubel)携家人研学王船山故里。怀着对船山先生的敬仰,何乏笔身着道冠汉服,在船山总会专家志愿者老师陪同下,首先到湘西草堂拜谒王船山,参观王船山生平事迹陈列展览。参加船山文化园第五期国际船山读书会,并与研学基地导师们进行中德哲学座谈研学交流。
孔子作为儒家的开创者,在《论语》开篇就发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感叹;而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伦理学重要奠基者,也曾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以两章的篇幅来讨论“友爱”问题。可见,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朋友关系都被看作一种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人际关系。在思想史上,两位先哲也都曾试图为人类确立一种理想朋友关系的典范···
正如北京的砖家李龙吟曾经说的那样,我在偏居一隅的深圳,一年进剧场看不了多少戏。所幸者,生逢其时,有赖现代传播媒体,我还是第一时间了解了许多戏剧的最新动向,比如,不久前在北京上演的京剧《盘丝洞》,我就断断续续地通过网络看了,甚至还很快就学会了贾怀胤扮演的唐僧唱的那段创新的唱腔:“妖魔休要费心机”。
高昌为吐鲁番地区的古称,是历史上高昌壁、高昌郡、高昌王国、唐西州的所在地。作为一种重要的出土文献,高昌墓志中存留着丰富的与《诗经》有关的材料。这为研究《诗经》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
“天下文章推马谢。”浙江上虞人马一浮(1883—1967)与四川乐至人谢无量(1884—1964)是“总角之交”,同为近现代杰出的国学大师,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于儒、佛、道乃至考据学、医学、西学等皆有探究,兼擅诗词、书法。二人通过晤谈、诗歌、书信等方式进行了长达60余年的学术交往,可谓“翰墨情深”,也堪称二十世纪文人交往的“典范”。
陈寅恪在中国史学界、文化界的声名无需赘言。有些读者恐怕和笔者一样好奇: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自然就会关注他的成长环境、文化基因和学术脉络。
1月4日下午,“纪念《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暨纪念版发布会”在复旦大学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古籍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主办,与会的专家学者及嘉宾共同回顾了《陈寅恪文集》的出版历程,高度评价了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价值及其对其后中国文史研究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