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梦华录》隐藏的大彩蛋：天禧政争

我们考证过，《梦华录》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应该是宋真宗天禧年间，剧中权相萧钦言的原型应该是王钦若+丁谓，剧中皇后刘婉的原型无疑就是刘娥，剧中的皇帝是宋真宗，北宋第三位君主。天禧年间，真宗多病，君主的权力多由皇后刘娥代理。刘娥虽出身江湖，却对政治有着过人的天分，宋真宗身体康健情况尚可时，刘皇后已预闻政事，在皇帝“久···

【柯小刚】爱与起兴：《诗经》情教发微

爱与自由是现代人最为珍爱的价值，但也是被现代性扭曲得最为严重的古典遗产。爱的欲望化、自由的功利化，正在使爱与自由成为奴役和自我奴役的最新形式。重读古典也许有助于反思今天的偏见何以遮蔽本源，以及古人的洞见何以富有启发。

【曹建国】出土文献与《诗经》早期书写

随着出土材料的增多，早期中国经典书写日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诗经》尤为学者所关注，其原因大抵有三：一是出土《诗经》材料多；二是出土《诗经》显示出文本形态的多样性，尤其是异文丰富；三是《诗》基于讽诵所呈现出的文体特征。缘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早期诗歌文本缺乏稳定性。他们认为，单个诗歌文本是理念和表达之“共享整···

【韩婷婷 王芳明】《聪训斋语》与家风

我国古代家教家训肇端久远，其中清代张英所著《聪训斋语》影响甚远。张英通过言传身教及所著《聪训斋语》的影响，逐步形成了为人称道的“江左第一家风”并为后世传承。

【柯丽娜 韩伟】“音乐之乐”与清代诗学

乐与诗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它们水乳交融，是呈现中国艺术“有域无界”特征的主要代表；另一方面，与其他文化形式相比，诗与乐的关系更具持久性，形成了独特的“音乐文学”形态。本文使用“乐”，而不以“音乐”代之，是因为中国古代“乐”的内涵和外延都与现代意义上的“音乐”不完全一致。概而言之，中国古“乐”是“礼乐之乐”与“音乐···

【韩雪】“即用以求体，致和以致中”——刘蕺山对阳明工夫论的评述

刘蕺山认为，阳明“致良知”不在“未发之中”上用功，却专在念起念灭处着力，是将工夫落在“致和”上，不仅将“良知看得粗了”，也可能会导致工夫“落后一着”。故而，他试图对此“致和以致中”的工夫论进行修正，主张“谨凛于一念未起之先”，体现出自身的学术倾向。

【阿格尼斯 • 卡拉德】如果我被抵制，就让他们活活把我吃了

如果我遭到抵制，希望我的朋友们——不仅包括我最亲密的朋友和熟人，也包括所有觉得对我友好的人——袖手旁观，保守沉默，什么也不做。

【李竞恒】孟子论克服时间偏好：稳定的共同体、恒产是文明的前提

孟子主张“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即乡党、村社世代互助的小共同体，内部成员互相扶持一起积累未来。这种关系，不仅仅是村社成员之间，还包括村社的领主，也和治下的村民之间凝结成世代博弈的关系。

【王曰美】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探析

中国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禁忌文化渐趋融合，形成具有本土色彩的韩国儒学，并在朝鲜半岛扎根，发芽，开花，结果，让儒家文化真正“活”了起来，从而使本土化的韩国儒学更具生命力。

【刘宗镐】作为学派史传承的关学是否存在?

关学是由北宋张载开创，经元、明、清时期的关中儒者继承和发展，而终结于民国初期的新儒学学派。其次，探究关学学者的学派自我认同理据发现：关学既有师承方面“横渠是师”的自觉，也有学承方面“以礼为教”的传承。

安乐哲 著《一多不分：儒学与世界文化新秩序》出版

本书收录儒学大家安乐哲先生近年来的论文集、演讲稿和访谈录。在本书中，安乐哲先生在比较中西两大传统阐释的大视野下，用中国“一多不分”互系性话语体系，讲述儒家思想对个人修养、家庭和社会的价值，以及对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哲学思考。安乐哲先生认为，儒家思想是生机盎然、充满活力与包容性的思想传统

【许石林】天下今古，凡为人慷慨磊落者，当以苏东坡为戒！

那年正好有三次转行的机会，至今都是人人羡慕的好部门。我当时已有选择。不料一位心怀新闻理想的朋友说：人类只有一个香港，世上只有一次香港回归，你应该见证历史，记录历史。其他的以后还会有更好的。

【专访】杜华伟：诵读经典养身心，思政教学重育人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谁曾想，如此充满诗书气、人文气的朗朗诵读声，“特立独行”般出现在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杜华伟老师的课堂上。杜老师将自己对教学的热情与独到钻研融入大学思政课并加以实践，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属于思政课的斑斓之路。

传统文化传承的“活化石”——徐莉等所著《正定文庙研究》出版

当代国学复兴带动了文庙研究的兴起，正定文庙的功能和作用也得到了重新定位。文庙与文化相互涵养，文庙研究是一门大学问。

【田飞龙】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困境、转型与前景

香港青年是这些内外挑战中的重要参与力量，其展现出来的价值追求具有激进性，行动方式具有破坏性，影响后果具有颠覆性。“修例风波”成为香港青年的一场颠覆性的“颜色革命”运动，暴露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在国家安全范畴的制度缺陷以及国民教育的短板效应，也证明“爱国者治港”的社会政治基础还未真正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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