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认为君臣之间应该是一种互相制约与负责的平等关系。臣子并不是君主可以任意驱遣的家奴,与君主是宾友的关系。君主的德性对国家的治理是难以始终依赖的因素,而相位的设置以至于制度的建设才是国家治理最可靠的保障。这是船山对政治统治过度倚重统治者德性的一种纠偏。
《宋明理学》围绕二十五位理学思想家,叙述了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揭示出宋明理学的基本人物、学术派别、概念命题和理论特色。作者视理学为一股前后相继又相互激发的思潮,对于理学发展的固有脉络和内在讨论,对于理学发展的关键枢纽点,对于颇具特色的知识点等,着重拈出。
关于王阳明思想的形成与变化发展,钱绪山、王龙溪和黄梨洲有不同的概括与说明。这些不同的概括与说明不仅揭示了阳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同时也呈现了人们对阳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的差异化理解。面对阳明思想变化发展的复杂性,以及绪山、龙溪和梨洲等人的差异化论述,阳明思想的最后阶段,即阳明思想的“最后定见”无疑是最需要···
阳明“无善无恶”说的基本意旨在于揭示心体“廓然大公”的本质,以及彰显良知本体形而上的超越性。“四句教”以本体工夫合一为基本思想立场,是阳明“天泉证道”中“彻上彻下”的教法宗旨。
在《复杨斛山书》中,通过对“后世格物穷理”之学“先存乎一善”“定理”观的反省,绪山指出阳明“无善无恶”的提出在于揭示至善心体的“虚灵”本质。“虚灵”是绪山诠释“无善无恶”的核心观点与独特创见。绪山在“无善无恶”诠释上的问题意识与具体观点,对全面理解阳明学“四句教”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以往被忽视的荀子出场对于思想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荀子所处的战国末期距今也已2200多年,与21世纪之新时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面对当下人类所处的内外环境、所遭遇的问题、对于未来的遐想与憧憬,荀子有无意义,在何种程度上还具有意义,又有何种意义?这些问题的解答只有回到荀子本身才能找到答案。
《中庸》第一章“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句,尤其是前一句,历来为儒家思想家关注和讨论的重要命题,宋明理学家对其作了深入的思考和阐发,留下大量的论述。
早期儒学的“慎独”一说,应放在以“心”言“志”的心志论脉络中理解。“志”是一个独特的意向性概念,当它定向于“道”时便被界定为“一”,且能分殊为两个维度:一是心志在方向上的唯一,二是心志的定向在君子生命历程中的终始同一。
蔡温是琉球儒学研究中绕不开的人物,但蔡温的儒学归属迄今尚无定论。本文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蔡温的“攻气操心”工夫论看似与吕大临的“驱除”之法相似而有别于朱子,但就其强调应事接物、心为一身之主、明理、明义等要点来看,实则严守朱子家法。“攻气操心”工夫论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学在琉球的落地生根。而由其与中国朱子学的张力,···
这股“书院热”的社会背景是西式学校制度弊病的凸显及其引起的批判和反思,思想背景在于道尔顿制、导师制等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这两方面共同形塑了新的书院概念;同时展开的书院史研究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通过各种方式暂时弥合了新书院概念与书院历史实践之间的割裂,并为新书院概念贡献了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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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今天渐呈复兴之势。儒学究竟是什么?儒学在今天应引向何方?它对于解决当代面临的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具有何种意义?本书收录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杨国荣关于儒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展现了他在儒学趋“热”背景下的冷静思考。书中关于儒学的论析,在形式和实质两重意义上体现了对儒学的“再思考”,并为进一步考察儒学提供新的出发···
“虚君”在政理上拥有国家永久性的所有权,是古典政治精神,即“君主制”精神;“虚君”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议会)、行政权力(政府)与司法权力(法院),是现代政治精神,即“共和制”精神。这两种古今政治精神在“虚君共和制”中得到了有机结合,不能不说是一种古人(如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混合政体”。
也许中国领导人应该强调,今天的“大一统”主要指向具有儒家传统的国家之间友好共赢的关系,因为中国并不谋求利用这种儒家传统来挑战包括韩国、越南在内等其他东亚国家的主权;中国所能做的是在与其他东亚国家共享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价值观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合作和共同安全上的双赢解决方案。
纵观今日天下格局,颇近乎春秋战国,则可行于今日之道,其为杂乎王霸之荀学乎?反对帝国主义,不能不有力量;安百姓、安天下,不能不行仁义。潘文之掘发荀子,意在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