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所以需要教育、读书,便是因为它们能给人的成长、社会的进步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思想。人类文化系统大体可分科学与人文两部分。科学面对自然与社会,研究真知,提供知识和方案。人文面对超自然与生命,探究美善,提供意义和智慧。
“君子”无疑是先秦各家争鸣议题中极为重要却又众说纷纭的核心概念之一。其中儒家最为强调君子的内涵价值,《论语》《孟子》《荀子》等经典提到“君子”一词多达上百处。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儒家话语体系中,对君子内涵的认知却出现了“君子讷言”与“君子必辩”这两种似乎截然相悖的观点。
“好学近乎知”出自《中庸》,在《孔子家语》中写作“好学近于智”,突出了好学的重要性。《学记》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孔子也曾感慨:“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纵观历史,凡是学有成就的智者圣贤都非他人所强迫,而是依靠自主自愿的好学精神。
人禽之辨体现出人对自身存在之优越的肯定。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借助这一意识,将人类生活中一些方面的属性特征强调出来,赋予其价值性。孟子结合人禽问题与人性观念,发明了人的独特性
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之一,蔡元培的美学叙事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尤其他对传统资源的化用方式及由之转化而来的理论形态构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话语范式之一。
宋代“三教合一”思潮盛行,苏辙和范应元立足于自家立场,都积极倡导一种儒道“大同小异”论,将其贯穿在心性理论的建构中。
荀子是战国末期集儒学大成的思想家。《荀子》之“天论篇”集中论述了荀子对天的认识。细究文本,“天论篇”之表象在于言天,而其旨归却在论人,荀子在天与人对勘的结构中以天论人,阐述了深刻的人学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辩证天人观。
原儒不能局限于考证“儒”的本义,还要探究“儒家”作为一种思想的起源,以及儒学在先秦的授受源流。同时,古今学者的“原儒”包含经子关系命题,因思想立场、研究方法的不同,各人对经子关系的认识存在差异,研究者必须结合学术思想史来考察经子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形态,不能用某一命题笼统地概括之。
早在2500年前,庄子就反对正常是好差别是坏的观点。
研习营意在承传创新“朱子文化”,以学术研讨为平台,结合福建省及江西省朱子文化遗存,多方位开展文化之旅、学术之旅、寻根之旅,努力将同安、尤溪、婺源打造为享誉东亚的朱子文化胜地。
读书会以“礼经郑氏学”为名,其实阅读范围包括了《丧礼郑氏学》中“礼经郑氏学”和“礼记郑氏学”两部分。在各自分别阅读的基础上,读书会每周在集中讨论一次,由一人作报告,梳理每条经文的大意和经学史上发生过的争论,总结代表意见及其理由;诸生讨论疑难之处,发掘经注和后代讨论中有启发性的内容。
我真的希望,能有更多曾经和我一样为如何更「优秀」而不断焦虑的普通人能够和我一起,从《论语》开始,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支点,真正舒畅自由地活着。
那种“苟晶的命运源于孔子”的论调,表面看来振振有词,有理有据,实则漏洞百出,不堪一击。将苟晶事件归咎于孔子,归咎于儒家文化,这其实是一种赤裸裸的“甩锅”做法。这种做法,既会严重歪曲事实真相,也会严重歪曲传统文化,最终混淆视听,颠倒黑白。
宋仁宗皇祐二年正月,万物生发的初春时节,仁宗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为权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馆阁校勘梅尧臣为点检试卷官,主持当年的科举礼部试(省试)。
道德行为并非仅仅呈现勉力而为的形式,道德的取向和行为定势,往往内化为人的第二自然或第二天性,后者既可以取得道德习惯的形态,也可呈现为内在的道德直觉,二者以不同的方式制约着仁爱、克己等道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