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诞生于西汉年间的儒家经典,后来成为《四书》中的篇章。这篇经典集中论述了中庸之道,历来阐释甚多。它对于中国美学的范式构建影响甚大。其中“温柔敦厚”的诗教以及“自诚明”“自明诚”的审美修养方式深刻启发了中国美学的人格范式与审美标准。重新开掘它与中国美学深层结构的关系,是今天中国美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历来研究《大学》与《中庸》,多关注这两篇脱离《礼记》作爲四书独立之后的情况,却无人注意《大学》、《中庸》在明清时代重返《礼记》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影响甚大,在思想史与学术史上的意义也非同寻常。
儒教是教化意义为主的宗教,和基督宗教是强控制的宗教不同,基督教强调的是对于绝对的、超越的人和神的一种信靠,但是儒教强调的是内在的觉性,它是觉性的宗教,差别太大。觉性的宗教重点在于怎么样做功夫,让那觉性彰显出来,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修养功夫论的问题。
在《中庸》“子路问强”一章中,孔子对“南方之强”予以称赞。《论语》《孔子家语》等文献记载也表明,孔子思想中有明显推崇“南方”的一面。
“中庸”之“中”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中”有“先验”与“后验”两种形态,具体表现为先验的“在中”与后验的“时中”,或简称“中”与“和”。先验的“在中”可以隐而未发,后验的“时中”却要求“发而中节”。通过“率性”,“中”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修道,将“天道”与“人性”联系了起来。由此,“中”获得了本体论和方法论两方面的意义。
从天道论上来看,《中庸》以“诚”言天道,《易传》则以“阴阳”言天道。这种以“阴阳”解释“天道”的思想明显地受到战国时期阴阳家的影响。从工夫论上来看,《易传》的工夫论只有在《中庸》天道论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在文字表述方面,《中庸》“性命”“道德”等词皆未连用,而《易传》则明确提到“性命”“道德”等词,按照词语由单音词到···
“大德必受命”是儒家经典《中庸》提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这一命题涉及儒家思想的终极承诺问题,既关乎儒家思想在理论上的逻辑完整性,更关乎其在实践中的价值效用问题。借用西方现代哲学家奎因的说法,“大德必受命”正是儒家思想的本体论承诺。
朱子认为四书是儒学的精华,他继承二程的理学思想,为《中庸》学开了新的方向,即《中庸》诠释中的心性之学和以“道心惟微”为核心的道统论。《中庸》诠释史,大致经历了德行论、为政论、性情功夫论和道统论四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