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礼学研究整体上显示出复兴,乃至转盛的迹象,但尚存在不少问题。最近《古礼再研》《中国礼学研究概览》先后出版,这两部由武汉大学杨华教授著述和主编的新作与以往的礼学专论有所不同。
“礼”从诞生之初就紧紧维系着王权政治,西汉建国之初,孙叔通仿照秦制初步建立了西汉的礼制;西汉中期是礼学发展的关键时期,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汉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参与礼学问题讨论,开始以礼治国。后东汉章帝又举行白虎观会议,正经义、制汉礼,礼治思想臻于成熟。
文体论的产生与发展固然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发展演进密切相关,但这只是内缘因素。就外缘因素来说,政治格局、社会文化、学术思潮均对文体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为文体本身即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中国古代礼学论集》是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发表于1990年-2014年之间的研究论文集。在他求学的年代,“礼”一度是被弃置的命题,与其今日的“热度”截然不同。而在新的时空背景下重探礼学,是他“朝花夕拾”的目的。
我认为礼学本来就具有这样一种面向。历代的礼学研究,首先包含了与礼相关的经学讨论——这是完全学术化的。但在历史上,这些学术讨论其实也和各个朝代的礼制实践之间密不可分。可以说,在思想和制度的交融间,礼学在历代形成了一个很有现实性的学术传统。礼学在历史上的学术演进,不仅包含了对“礼”的道理的不断思考,同时也涵盖了历代实···
董学为《春秋》学,按某个维度看,相当于今日的历史哲学;公羊学,是宗教性历史哲学,即王道学。董子的历史使命是重修王教复旦大学,于六艺中特重《春秋》。他响应时代的要求,探讨治国思路与治国活动内涵的宗教性——合乎天命,试图从《春秋》学中整理出礼学的基本结构——国家体制包含“天、君、民”三个层面。当代学者多半未把天看作国家···
礼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原始儒家推崇的六经,皆以礼为本;到宋代礼义的提升,理学话语的展开,最终标志是《四书》辑合成书。无论是理学和心学,均致力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而礼义的突破最终落实为心性修养工夫和家礼的实践。从宋明理学视野中探索的修身之学,一方面就经典世界的创发而言,《四书》文本的相互关联与诠释,从《礼···
本书是殷慧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朱熹礼学思想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从2009年其博士学位论文完成,到2019年此书正式出版,正是“十年磨一剑”。作为儒家网2019年度评选的十大好书之一,可谓名至实归。细读此书,其特色与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近世礼教时代”是以朱子礼学为范型的时代。作为朝向平民社会的实践礼学,朱子礼学通过“社会化”和“身体化”两条途径,极大地塑造了明、清两代礼治社会。朱子礼学在组织社会和教化民众两个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代表着儒家外王之学从政治维度向社会维度的拓展。
王船山对礼学进行双重建构:一方面在《四书》系统内发明《大学》《中庸》的精微义理;另一方面又将其置回《礼记》,强调《礼记》整体性,以及礼学为政化民成俗的功用。易简精神实质是儒学应对宋以降社会平民化的自我变革尝试,船山将易简精神、心学流弊与平民化转型关联起来,给予反思。
在人伦实践层面,中唐以来,在佛教、道教影响下,北宋儒家始以礼乐教化为成圣之途。理学的兴起,通过对礼的本体论、人性论基础的重塑,将儒家礼仪生活与成圣之学贯通圆融,奠立了元明以后主流礼观念的基本形态。
中国古代的“礼”是一个融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为一体的庞大体系,先秦时期,礼学和礼制高度混融,都被保存在三《礼》之中,后代的礼学训诂考据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先秦史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对清代学术研究的展开,以为清代“只有学术,没有思想”的论调已经逐渐被否定了。[1]而清代思想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礼理之辨。但究竟该如何看待礼理之辨,却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笔者认为,由黄薇香(式三)、黄元同(以周)及元同在南菁书院的诸弟子构成的儆居学派的思想史意义,就在于他们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
“东亚礼学与经学国际研讨会——暨上海儒学院第三届年会”今天开幕了。我代表上海儒学研究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来自海内外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欢迎!
2018年12月20日,由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尼山学堂共同主办的“儒家文明论坛(第四十八期)”在知新楼A1916举行。此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儒学会会长,朱子第二十九世裔孙朱杰文教授主讲,讲座由翟奎风教授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