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亦】经史之别:程颐与朱熹《春秋》学之歧异

朱子理学以程颐为宗,虽遍解诸经,却无《春秋》学方面的著述。其先,胡安国本于程颐《春秋传》而治《春秋》,尤崇尚“一字褒贬”之书法。朱子则不然,而颇攻胡氏之学,以为《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而已,且不信条例之学,而于《春秋》三传中独重《左传》,则纯粹以史书视《春秋》也。

【郭晓东】论陈立对《春秋》“王鲁”说的发挥

陈立明确区分了“衰周之鲁”与“《春秋》之鲁”,认为孔子作《春秋》,以《春秋》当新王,从而托鲁为王者乃“《春秋》之鲁”,而非“衰周之鲁”。同时,陈立在为何休《公羊解诂》作新疏时,不仅全面继承了何休的“王鲁”思想,并且顺着何休、徐彦的思路,对《公羊》本文的“王鲁”意蕴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挥,从而使得何休的“王鲁”思想被更为彻底···

【杨朝明 李文文】《春秋》里的微言大义

《春秋》的作者相传是孔子,关于孔子的作品也有不少,但如果请孔子本人推荐最能代表他思想的著作,他很有可能会推荐《春秋》。孔子说自己“志在《春秋》”,其中表达的微言大义,彰显其正名守分的政治主张。

【朱康有】董仲舒对《春秋》的意识形态转换

《春秋繁露》以“道必极于其所至”的天人整体观为形上基础,根据“褒贬”“两言而管天下”建立核心价值观之“大义”,借“长于治人”的《春秋》架构起“为政”之理,着眼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为汉代亦为其后的中国传统社会奠定长治久安的意识形态根基。

【张帆】属辞比事 惩恶劝善——中国最早一部史学著作《春秋》的成书与风格

《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它的体裁是编年体,以鲁国纪年为纲,按时间顺序记载东周前期的历史大事。历史学家习惯上把东周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称为春秋,后期称为战国。所谓春秋时期,实际上就得名于《春秋》这部史书。

【张立恩】朱熹《春秋》观发微

作为宋学之集大成者,朱熹遍注群经,然独于《春秋》未有成书,是以清季以降,论《春秋》者多以朱熹《春秋》说在《春秋》学史上地位不高。

【田丰】唐以前圣人观念史研究

孔孟荀三人皆主张既避免泥古不化,又反对一味求应世之变而非圣无法,逐步建立起了为后世所承认的完整圣人形象谱系。这种对“王官学”与“百家言”的绾合,在西汉则发展成为以孔子《春秋》为新王创制立法的公羊学。古文经学以经为史,孔子被视为“王官学”的传承守护者,史家谱系的意义压过圣人谱系,万代一时,皆取法周文礼制即可。

【王博】董仲舒《春秋》阴阳灾异说的政治哲学解读

董仲舒的《春秋》阴阳灾异说实现了《春秋》的阴阳化之后,为经典与政治的互动立下了基本范式,治其他经典的学者纷纷效仿。董仲舒以帝王对天之「畏」作为其立论前提,有效沟通了帝王之「欲」、「惧」与学者之理想。

【王刚】孟子与《春秋》的经学建构问题探论

孟子是对《春秋》进行经学建构的关键人物,时间为孟子晚年的齐宣王时代。孟子在稷下的文化刺激及禅让政治破产的情形下,赋予了《春秋》较为完整的经学品质。从此,《春秋》由“事”而“义”,作为孔子传道之书,成为经学专名,此后挖掘其内在的“笔法”及微言大义,成为主流诠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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