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墨子批判》前言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17-07-18 23: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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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墨子批判》前言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选自 《儒家法眼》序言,余东海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1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廿五日丙午

          耶稣2017年7月18日



墨学是先秦显学。《韩非子·显学》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但不知为什么,《史记》没有为墨子作传,只是在《孟子荀卿列传》中附带介绍了几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墨子曾师从于儒,后来舍弃儒学另辟蹊径,开创墨学。墨学体系的术语或概念,大量采用儒家惯用的词汇,却给予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墨子》中无数次提到仁义,并将仁义视为最高价值范畴。《兼爱下》曰:“兼爱则仁矣义矣”,说兼爱就是仁义。

 

最不可容忍的是,墨家反过来强烈反孔反儒--这是墨家最大的问题。虽然批不中肯,或看朱成碧,以是为非,或虚树靶子,栽赃儒家,(详见《儒眼看墨》具体篇章的解评)但毕竟给儒家造成了恶劣影响,(文革中还被作为批孔灭儒的理由好好利用了一把)遭到孟子严厉而中肯的批判,良有以也。孟子说: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讵厘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

 

杨朱学是利己主义,是墨子利他主义最大的反动。故孟子常把两者相提并论。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孟子引三圣自比,攻之如洪水猛兽,并将能否批判杨墨,提高到了是否圣人之徒的高度。韩愈说孟子辟杨墨,功不在禹下。

 

“墨氏兼爱,是无父也。”这是孟子对墨学大规模实践之后果的逻辑推理。

 

《墨子》也说“厚亲,分也”,意谓厚爱父母是人的本分。说的很正确,问题是墨子反对爱有差等和主张“兼爱”,结果会导致无父。二程指出:“大凡儒者学道,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杨朱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但所学者稍偏,故其流遂至于无父无君。”(《河南程氏遗书》)

 

或说《墨子大取篇》也说“爱人不外爱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认为墨学是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统一。殊不知利他和利己可以统一,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则格格不入,“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两种思想,相互反悖。

 

《墨子》“爱加于己”之言也改变不了墨家利他主义的本质,就像集体主义无论怎样强调“以人为本”,改变不了集体本位的本色。同样道理,集体和个人可以统一、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则无法统一。

 

荀子如是批判墨家:

 

“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荀子·非十二子》)

 

意思是说,不懂得统一天下、建立国家的法度,崇尚功利实用,过度节俭而轻慢差别,甚至不容许人与人之间有分别差异,也没有君臣上下的分别。但是他们立论有根有据,解说有条有理,足够用来蒙蔽愚昧的民众。墨翟、宋钘就是这种人。

 

荀子又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解蔽》)墨子重实用,但为实用所蒙蔽,不知道文化和礼乐的根本性重要性。

 


墨学作为先秦显学,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自然也受到其他各家的评议褒贬。《庄子-天下篇》认为:

 

“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瓣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柰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大意是,墨家独主张生前不唱歌,死时不礼葬,桐木棺材厚三寸而且不用外棺,把这些作为法规。用这样的主张来教育人,恐怕不是真正爱护人;用这样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当然不是真正的自爱。这样的评论并非有意要诋毁墨家的学说。

虽然如此,应该歌唱而不歌唱,应该哭泣而不哭泣,应该作乐而不作乐,这合乎人情常理吗?生前辛勤劳苦,死后简单薄葬,这种主张太苛刻了。使人忧劳,使人悲苦,实行起来太困难了,恐怕不能够成为圣人之道,违反天下人心愿,天下人不堪忍受。墨子虽然独自能够做到,拿天下人怎么办!背离了天下,也就远离了王道。

 

《庄子-天下篇》引用了墨子的一段话:

 

“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岛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槀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墨子称道大禹“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的俭朴和苦行,从而使后世的墨者,多用兽皮粗布为衣,穿着木屐草鞋,白天黑夜都不休息,以自苦为准则。墨子说,如果不能如此,就不是禹之道,不足以称为墨者。可见墨子给墨家定下的标准非常严厉的。因此,有墨者发誓有复兴墨家,其志可嘉,但非常艰难,应该比复兴儒家更为艰难。《庄子》接着指出:

 

“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意谓墨翟、禽滑厘用意不错,做法却错了。将使后世的墨者,以极端劳苦的方式互相竞进,乱国有余,治国不足。尽管如此,墨子还是真心爱天下的,这样的人实在难得,即使辛苦得形容枯槁也不舍弃自己的思想和实践,真是才士啊!道家对墨子既有批判,也有肯定。

 

出身道家的太史公司马谈说: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太史公自序》)

 

大意是,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德行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三层,茅草屋顶不加修剪,栎木椽子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糙米粗饭,饮野菜羹汤。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送葬,桐木棺材仅三寸,送葬者不能尽诉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标准。假使天下都这样,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是强本节用,那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不能废弃它。

 

墨家强调节用节葬节俭,生活艰苦朴素,真诚利他主义,确实难得,但很过度和极端,有违人情之常,若付诸大规模政治社会实践,必与“交相利”的愿望背驰。

 


墨家兼爱说,似是而非。

 

《说文解字》:“兼,并也,从又持禾。兼,持二禾。”兼字本义为一手执两禾,引申为同时拥有或进行。兼爱即爱无差等,平等地爱。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兼爱的经典表述。

 

《墨子·耕柱》中,巫马子对墨子说:“我与子异,我不能兼爱”,说自己爱我乡人比爱鲁人深,爱家人比爱乡人深,爱双亲比爱家人深云云。显而易见,巫马子所理解的兼爱,既没有远近差别,也没有亲疏差异。但墨子的答辩并不涉及爱的次序和程度,显然是承认巫马子对兼爱的理解的。

 

《滕文公下》墨者夷之引用《尚书》中“若保赤子”之语,试图以此证明儒者之爱也是兼爱。孟子作了有力的反驳:“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若保赤子,礼所当然;赤子入井匍匐救之,理所当然,但不能由此否定差等原则。

 

孟子说:“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幼吾幼,是孝慈、亲亲;及人之老和及人之幼,是亲民、仁民。这个“及”下得极为精准,很好的表达了儒家仁爱既有差等又无局限的特征。仁者爱人,自亲人始,但“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而是推扩开去,民胞物与,大爱无疆。东海曰:爱吾身以及之身,爱吾家以及之家,爱吾国以及人之国。

 

墨者立“爱无差等”为基本原则,视“施由亲始”为外在表现,内外割裂,被孟子批为“二本”。朱熹说:“且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爱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则是视其父母本无异于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

 

焦循说:“且天之生万物也,皆使其由一本而出矣。今夷子以他人之亲与己之亲同,是为有二本也”。二本即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墨家之爱是无本生意。说兼爱源于天志,墨家天志是心外之法;说兼爱是因为利人利天下,可以交相利,则是功利主义的说法。

 

其实,“施由亲始”就是爱有差等的最好说明。当然,这个爱很狭隘,仅重物质,而仁爱是涵盖而又超越物质的,不会仅仅把眼光钉在物质利益层面。

 

先亲后疏,先近后远,并非不爱疏远,更非为了亲近者而危害疏远者。礼制规定:“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涉及政治,正义为重,亲情私恩必须服从道义。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大义灭亲,如周公诛管蔡。孔子称赞叔向“治国制刑,不愧于亲,”“杀亲益荣,犹义也夫”云。(左传)

 

爱有差等,因人而异,法无差等,人人平等。都是爱,于亲人是亲爱,于民众是仁爱,于贤者是尊爱,于宠物是宠爱,于自然是喜爱,于用物是爱惜…这些都是爱有差等的表现。民皆同胞,但政治家仁爱民众也应该有差等,对本国民众要有父母之心,爱民如子,对异国民众适当关心就可以了。

 

或说“既然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么怎么分亲疏?”其实极而言之,万物乃至宇宙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故陆九渊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但是,能够因此将爱心平等地施与人类和万物吗?连一身器官也有差等,如遇到危险,会本能地用手去护头;闻壮士断腕以保命,不闻壮士断头以保身也。

 

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此言对此义理作了准确的表达,一言而决,无庸再议。比较之下,墨子无差等的“兼爱”,杨朱有己无他的“为我”,都出了大差,皆非正论。

 

爱人,除了“交相利”的功利作用和目的,还需要有更深刻扎实的内在依据。儒家的依据是仁,仁者爱人,是因为对民胞物与之理的深刻领悟,深知“中国一人,天下一家”,深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通俗地说,就是深知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仁者,仁性良知也,这是儒家仁爱的内在基石和出发点。墨家虽有天志信仰,未能将天人贯通,不扎实也,真理性和说服力都不够。

 

墨子认为,“天”有赏善罚恶的意志,“天志”规范制约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天志”是法律的来源,“天志”是最好的法律。天有“志”的证据是“天欲义而恶不义”。何以得知?墨子说:

 

“然则何以知天之欲义而恶不义?曰: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墨子·天志上)

 

这样的推理不能说错,未免肤浅粗糙,将“天”推于心性之外,与儒家天人合一之说相比,一粗一精,天壤悬殊。盖墨家缺乏悟性和必要的心性自觉,缺乏讨论人性之本和形上之道的基本能力,这方面恰似李白诗所写:茫如坠烟雾,故只能拜鬼崇天(所谓天志)属于心外求法,不像儒佛道能够贯通天人。

 

真正的好东西,具有高度真理性普适性的东西,不可能被打倒。就像不倒翁,无论打得怎么凶狠,总是旋倒旋起,总是占据文化政治社会的重要或主要地位,如儒家。而墨家从来没有遭受过政治性或大规模的迫害,仅被孟子批判了一下,就逐步衰落了,不挥一挥手就消失了踪影。太不够意思了。

 


墨学问题有三:一是兼爱,平等的爱,平等主义,有违爱有差等的原则;二是利他主义。利他精神本来可贵,错在将利他本位化主义化;三是反对礼乐,过度节俭。墨学一切问题都根源于反儒,这是墨学最大的问题。至于尊禹亲士尚贤彊本节用等,与儒家相通。

 

注意,通不是同。例如,两家都尊禹,然所尊角度和宗旨又有所不同,墨子忽略了大禹政治道德和民本原则的整体,一味强调其俭朴和苦行,且以夏禹否定周礼,割裂了大禹和西周的中道共同性。

 

韩非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确是事实。不过接着一句就不着调了,“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韩非子·显学》)尧舜不复生,但尧舜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在六经中无不留存,判定谁是真尧舜或者谁更尧舜,六经是最好的依据。

 

非攻思想与儒家最为接近。墨子在《非攻》中深入地批判了攻伐之战的残酷性、欺骗性和掠夺性,反对侵略战争。非攻,特指反对当时“大攻小,强侮弱,众贼寡,诈欺愚,贵傲贱,富骄贫”的掠夺性战争,主张开展防御战。

 

墨子同时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两类,支持顺天应人、吊民伐罪的“攻”,支持禹征有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正义战争。在《非攻下》中说:“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云。

 

非攻思想与儒家一脉相承。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制度建设和征伐战争之大事,由诸侯或大夫自作主张,就乱套了,就是天下无道。凡是诸侯发动的战争,都属于不义之战。

 

孟子说:“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征是上讨伐下,即天子讨伐诸侯有罪者,同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所以孟子指出“春秋无义战”,但接着又说“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孟子尽心章句下》)比如齐桓晋文的“攘夷”之战,虽非自天子出,虽由诸侯发动,也有一定的正义性。于此可见儒家义理的圆满。

 

《吕氏春秋》云:“今之世,学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则乡之所谓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之术不行矣。”可见到了战国后期,墨子非攻思想已经出现重大流弊,被普遍视为“非攻伐而取救守”,流于反对一切进攻性战争了。

 

诸子百家,或直接或间接或正面或侧面皆出于六经,多多少少与儒家有相同相通和近似之处,多多少少有一定的道理。道家不用说了,杨墨在根源处也与儒家有关,如二程所说:

 

“杨墨皆学仁义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张,杨子似子夏。”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惟差之毫厘,缪以千里,直至无父无君,如此之甚。”

 

“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其过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杨、墨。”“杨子拔一毛不为,墨子又摩顶放踵为之,此皆是不得中。”(《河南程氏遗书》)

 

墨学虽偏离中道,墨家虽强烈反儒,但有一定的正义性,与后来直接明目张胆地反人伦、反道德的邪说以及伪利他主义相比,优秀得不可以道里计,墨派极端利他、严于律己和大公无私的真诚,特别值得肯定和敬佩。《吕氏春秋·去私》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墨者有钜子腹黄享(此字为“黄享”,左右结构,音tun),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黄享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黄享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

 

无私到这种程度,令人肃然起敬。只是这个墨家首领家教,只怕不怎么样。

 

墨学作为良性外道,其中的良性因子于对治现代各种歪理邪说不无裨益,值得好好吸取。世易时移,若有心人能够对之做一些现代性阐释,适当转变其反孔反儒立场,墨学是可以纳入中华文化大家庭的。

 

新墨家没有反孔反儒的必要了。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仅不应反儒,而且应该尊孔拥儒才是。墨子出自儒家,两家毕竟不少相通点。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性实践,儒家中华文化主统的地位和中华文明主要缔造者的身份,已经不可撼动。至于儒墨两家之异,辩之可,存之可。

 


传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六派,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宋钘之墨、许行之墨、腹(黄享)之墨。当时兵法家有“孙吴之才、墨翟之守”之说,腹氏之墨是继承墨子兵法的一家,当时影响颇大,今本《墨子》中的兵法,就是秦国墨家所著。

 

腹氏之墨于秦孝公晚年招贤令时入秦,得到秦惠王重用,但从未宣传和实践墨子的非攻思想。因为腹墨入秦,又得秦惠王尊崇,但秦国反而加快了征战和统一的步伐。腹氏既然严格遵守墨者“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之法,何以不遵守墨子非攻的教导?难以索解,姑且存疑。

 

墨学有十条五类纲领,即《墨子·鲁问》所云:“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兼爱和非攻是墨学的核心。当时秦国务夺侵凌,腹氏作为墨者而且是首领,必须尽到“语之兼爱非攻”之责。即使无用,也不应无所作为。

 

或说:“假设腹氏是助攻,违背了墨学非攻的原则,是称墨毁行,无毁于墨。”非也。一般墨者如果违反墨学基本原则,可以说无毁于墨,但腹氏是巨子即墨派首领,他如果违背了非攻原则,就不能仅仅视为个人的责任了。假设孔孟犯了原则错误,儒学能不蒙羞乎?没有史料证明腹氏曾经助攻,但得到虎狼之秦的重用,没有宣传和执行非攻原则是可以肯定的。2013-11-8


注:本文是《墨子批判》的前言,选自《儒家法眼》一书。《儒家法眼》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列入“东海丛书”,2017年1月出版。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