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无用之学”真的是没用吗

作者：曾海军（四川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来源：《成都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廿六日庚子

           耶稣2018年9月5日

什么才是无用之“大用”

小女暑期终日无事，只想在手机上看微视频、在平板上玩小游戏、在电视上追偶像剧。我没法时时管束她，规定她必须背《论语》十章而后可看电视剧两集，或读《诗经》十首而后可玩游戏两小时。她坚持了几日就懈怠了，质问我读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我没法向她解释有什么用，说这些是“无用之学”，也不是不可以。但要解释为什么“无用之学”也还要学，这就更加困难了。当解释难以奏效的时候，权威就得出场了，因此做父亲的不能没有权威。

难以解释也不是不能解释，若女儿长大了，我想是可以解释清楚的。严格来说，“无用之学”的提法并不十分准确。这种提法是怎么来的呢？大概有人觉得，老问有没有用会变得很俗气，换个问法是不是好一些呢？就以读书为例，有的书读了用处看得见，有的书读了就没觉得有什么用。可人们都说了，读书不能太功利，不能只抱着有没有用的态度读书。那该怎么办？专挑没用的书读吗？也不是，什么书没用就读什么书，这就更荒唐了。想问有用怕太俗气，想问无用怕太荒唐，这不就左右为难了吗？有个很时髦的说法叫“无用之大用”，似乎能解决这个困境。“无用”表明不斤斤计较于是否有用，“大用”则让自己可以显得脱俗一点。可这只是一种错觉，“无用之大用”是用词上的障眼法，这一说法经不起推敲。

无用就是无用，不能说无用又是一种不同的大用，这不科学。有人表示不服，以为这个意思早料想到了。那就说点料想不到的吧。“用”是对“体”而言，而不是对着“无用”来说的，理学家讲“体用一源”即是。不想变得事事都斤斤计较于是否有用上，这种心意是好的，但不能因此朝向“无用”。虽说庄子确实讲过“无用”，可他的“无何有之乡”并不需要再讲一个“大用”出来。想学庄子又学不彻底，将“无用”再讲成“大用”，这就闹笑话了。

凡事都只着眼于是否有用，确实俗气了些。人容易被用处所牵引，也不难生出摆脱这种牵引的心意，人们常说不能搞实用主义即是。一个人有了想要摆脱是否有用的意识，这是朝向“体”的表现，而不要被“无用之大用”所忽悠，搞错方向了。生活中的种种“用”就像一颗树的枝枝叶叶，不想被那些枝叶所遮蔽，肯定不是向往光秃秃的树干，即所谓“无用”。真正有见识的人能意识到，枝繁叶茂的力量来源于根部，摆脱枝叶的遮蔽是要于根部用力，这就好比在“体”上下工夫。正如根部埋在地下一样，“体”也是看不见的，固如是才不容易为人所洞见。若直接就“体”而讲“体”，这是专业的形上学，不容易讲清楚。但“体”无不显现为“用”，直接就“用”来讲是完全可以的。

什么才是真正的无用之学

为什么有人觉得“用”讲来讲去会很俗气呢？“用”确实有大有小，同时也对人对己。对己而言，“用”就容易讲得小，整天只想着对自己有什么用处，不光是俗气，还特别容易出问题。若对人而言，“用”就可以讲得大，比如我们以前常说“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并不俗气，而是挺有追求的，可惜现在的人似乎不喜欢这么讲了。但无论是大小之分，还是人己之别，都不是区分“用”是好是坏的标准。“用”有点类似于“利”，说一己之小利有些不好意思，但说多数人之大利就可以堂而皇之吗？未必，“用”也一样。对着多数人所言之大用，也可能是坏的。

不过，“用”的关键问题还在于有拘泥、有限定。学计算机的用处很明显，但这种学固然让自己成为擅长计算机的人，却也不免限定在这上面了。有的人并不希望学所有东西都像学计算机那样，用途分明。不想将自己限定在任何一种具体的用途上，这是有人会讲到“无用之学”的根本原因。想对“用”作出一种反动，想摆脱任何一种具体的“用”来学，在这个意义上讲“无用之学”，也不是不可以。这正是成人的根本之学，符合孔子所言“君子不器”。本次世界哲学大会以“学以成人”为主题，有人居然以限定于“人学”而加以反对，说明眼里只有西方的哲学框架，而不懂儒家的义理之学。

可见，“无用之学”并非旨在“无用”上，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把“用”讲好。以《论语》为例，代表中华文明的经典，代表一种“无用之学”，读《论语》有什么用呢？对于读书，相信所有读书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抱有一种共识，即读有名气的书，或曰名著。虽说名人名著未必都是好人好书，但期待所读之书是一部名著，这种用心是没错的。名著有一个基本特征是读的人多，肯定是越多才越有名。为什么期待自己读的书同时也有很多人读过呢？因为可以与很多人形成共同的阅读经历，而这是相当有用的。

每个人都十分清楚，无论长大后的人生道路如何，儿时的伙伴是永远无法替代的，因为他们共同分享了儿时的记忆。同学、朋友或老乡，都在于形成了共同的人生经历，可以在记忆中分享共同的生活经验。但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可以与之共同经历的人是很有限的，而且这种经历往往是粗糙的、未经审视和打磨的。诚然，突破这种限制而形成共同生活经历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一起玩王者荣耀什么的，但唯有共同的阅读经历才更加牢靠而有益于成长。考虑到阅读方式和内容的巨大变化，今天谈论阅读经历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

如何阅读承载无用之学的经典名著

过去的阅读很单纯，必须得一册在手才有阅读，静享纸张上的文字带来的美好，是所有读书人共同的阅读体验。今天太不一样了，不只是传统纸媒的渐趋消亡，电子化的阅读改变了阅读方式，更改变了阅读内容。朋友圈的分享和点击成了日常生活的主要阅读方式，并且观看微视频变得和阅读文字一样方便。这种颠覆性的变化导致很难再谈论共同的阅读经历，因为阅读都是碎片化的和即时性的，获得当下的阅读快感之后便迅速消失。当然，对点击量的追求似乎与过去的名著有一致之处，阅读在本质上要求与更多的人形成共同的经验。由于有了共同的阅读经验，只要有可能，两个素昧平生的人遇在一起就可以相互分享。只不过两个点击过同一个标题的人，与两个阅读过同一部名著的人，两种共同的阅读经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读某个地方的书，是与这个地方的人形成共同的阅读经验；读某种专业的书，是与这种专业的人形成共同的阅读经验；读某类旨趣的书，是与这类旨趣的人形成共同的阅读经验。由地域、专业或志趣凝聚成不同的文化群体，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阅读同类书籍不断地塑造。不同的读书人阅读相同的名著，作品的力量足以激发生命的质感乃至参与生命的成长，彼此之间的相互分享才能塑造共同的文化群体。与更多的人形成共同的阅读经历，必须首先体现在质上，量的扩张才能算数。今天的网文追求点击量以牺牲阅读品格为代价，不管获得了多少人的共同点击和阅读，都不过就像十字街头碰巧遇上的芸芸众生。这种共同的阅读追求是即时的、当下的，是平面化的快餐消费，起不到任何塑造和凝聚作用，相反只会离散人心。共同的阅读追求需要向纵深方向努力，不是一时的，而是一世的，不只是此生此世，还是千秋万代，比如说读《论语》。

《论语》在某种意义上被称作“无用之学”，因其不限于任何具体的用途。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色，一种专业有一种专业的用途，一类旨趣有一类旨趣的追求，可是《论语》并不属于某个地方，也不归于某种专业，同样不限于某类旨趣，听起来真是“百无一用”。不过，读《论语》必然可以获得与世人最大程度的共同阅读体验。《论语》在这个时代也许并非最多的中国人阅读，但过去两千多年来是这样，未来也还有可能是这样。这只是从量上说，从质上说，过去两千多年来最顶尖的中国人都会读《论语》，未来的中国人若要保持中国性也必然是这样。今天的中国人读《论语》，只要想想是与古往今来最富思想头脑的中国人一起共享阅读体验，大概比任何具体的用途更能鼓舞人吧。

在茫茫人海之中，人与人相遇的美好，无论是老乡见老乡，还是高手过招相互切磋，或因志趣相投而相见恨晚，都因或直接或间接的共同生活经验所造就。若有两个素昧平生之人在某时某地相遇，来自不同地方、出身不同专业以及本着不同志趣，却还可以因读过《论语》而相互分享生命的历程，这真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用之学”当然不是真的没有用处，实是因其大而无外，其用无处不在，故而往往难见其用。当所有种种具体的用途消散之时，“无用之学”的用处赫然在目。《论语》是如此，“四书五经”莫不如此。女儿能看到的很多用途，我都不会替她作主，让她自己去尝试和选择。唯有此种“无用之学”，人所难见其用，得要有人作这个主。等女儿长大了，我想她会理解的。

推荐书目：

《论语新解》

钱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钱穆先生解读《论语》，重在“新解”，新在何处？钱穆说自己不过求了个“折衷”之道。他博采众家观点，从中寻求可以令当今时代新思想者理解的路子，加以自己的阐发，力求通俗简要，直明本义。钱穆言：“《论语新解》所以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然众说势难备列。意谓解《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欲以通俗之白话，阐释宏深之义理，费辞虽多，而情味不洽。又务为浅显，骤若易明，譬如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虽读者或多费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而浚其深慧。”

《论语读诠》

丁纪

巴蜀出版社

《论语》是一部道理书。其所说道理，非一种之道理，乃道理赅遍、无出其外者；而其所以言说此惟一之道理者，又非“托之空言”，乃落于实事实情，又足以泛应曲当。在对于《论语》的这一根本认识基础上，作者以朱子《论语集注》为楷模，以“读者”为自我身份期许，逐篇逐章、逐句逐字地对《论语》进行品味、寻绎，一扫清人解经习气，独会儒家哲学之大纲领。比如，（一）儒家之道作为天下共由之道，而不仅仅作为儒门之特别教义；（二）此道理之本体可以直观直击，莫隐莫遁；（三）直观此道理者乃本心天明，昭昭灵觉，不昧而难欺；（四）道理本体发动不已，发动为用，则处处落实，而为秩序规矩，而为理路统绪；（五）规矩、统绪皆是用，用处不但见体，作用亦是成体；（六）然与应然不一，所以然与所以应然不异；等等，对于这样一些儒家哲学大纲领，作者通过《论语》，随时印证，随时揭明。

《论语》又是一部信仰书，作者以为：“夫子之学，君子之学也。”基于此一认识，作者极不满于世人读《论语》取一种与己漠不相关、与圣贤离心离德之态度，而要求读《论语》者，采用对镜照己、诊病去非的原则，不断对照《论语》中所说道理，审量自家是否识得根据、合得根据。所以，读的是《论语》，工夫对象却是自家的一派心地。而工夫有两大面：一面是行，为学、为政、为礼等莫不是行；一面是省，起念起意、用思用智等莫不有省。行与省莫不足以致其诚敬，而其归宿又莫不能会极于天人一体之乐。作者在本书中，每求与先圣心心相印之乐趣，正是由于对这样一种工夫进境的信受。

作者并不以“解释”为自己之本务或急务，但是，对于一些章节的“解释”，也能自出机杼，虽置于两千多年之《论语》解释历史中，亦可谓饶有新意，而作者亦自可抱相当信心。如总章一一一，作者以为，夫子所谓“再斯可”，并非对“再思”之无条件的肯定称赏，而含有对“一思”之要求，从而使此章成为孟子一思即善、一入即得思想之先导。又如总章三〇三，作者以为，夫子所谓“举尔所知”，有为天子遗贤之意。又如总章四三五，作者以为，夫子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非为性、习作两定义语，乃谓性、习两般作用而作用相反也，而受此两般作用者，非性非习，人也，全章其意则若曰：人与人相近，性使然也；人与人相远，习使然也，从而，孔孟性论之异的聚讼似可以稍息。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