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鑫恣】何谓敌道学

栏目:思想评论
发布时间:2019-06-26 20:31:36
标签:敌道学
衷鑫恣

作者简介:衷鑫恣,字叔晦,世居福建武夷山(旧崇安县),生于西元1985年即共和国卅七年,香港浸会大学哲学博士。现任职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出版有《敌道学史——从北宋到二十世纪》,主编有《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及副主编多部。

何谓敌道学

作者:衷鑫恣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敌道学史——从北宋到二十世纪》,衷鑫恣著,[台北]万卷楼,2019年1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五月廿四日甲午

          耶稣2019年6月26日

 

敌道学,“敌”字取敌对、敌视义。所谓敌道学,简单说,恨道学、骂道学者也。千年来,社会上大有对道学存敌视之心、发仇恨之语、行敌对之事者,它们都是敌道学。上至皇帝,下至庶民,文人居中,莫不有之,以丑诋折损道学为能事。本书之目的,即在于证明敌道学自古人多势众。希望藉此告诉世人,在社会学意义上,一直被认为主导近古中国的道学,实为弱势部门。

 

“道学”何谓?这里非指道家学术或道家学校。它是宋元明清时期的一种儒学,在后人的叙述中,理学、性理学、宋学以及英语中的neo-Confucianism(新孔学)等,都是近义词,常常可以互换。无论“道学”还是“理学”,外延都有些模糊,我们只能尽可能找准其中心。拿当时的学派大小与后世的影响作衡量,道学的中心点毫无疑问都是朱熹(1130-1200),朱学是道学的最内一环;往外扩,有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陆九渊(1139-1193)、王守仁(1472-1529)加入,范围相当于中国哲学史探讨的“宋明理学”,这是道学同心圆的中间一圈。此外,还有最外一圈,就是回到“道学”二字的本义,亦即回到宋人自身的用法,如程颐说“自予兄弟倡明道学”、永嘉王开祖(1049-1053)说“由孟子以来,道学不明”、陆九渊说“程士南最攻道学(鑫恣按,含陆自己)”等等(土田健次郎、朱刚《道学之形成》),指向的是志道之学、求道之学、明道之学,道特指孔孟之道或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有知有行,有修己有治人。此时的道学,一下就把宋以后程朱以外的诸多学派都囊括进来——虽路径各异,目标都在圣人之道。不少学者已认识到,谈宋代儒学史,道学比理学所指更宽,更有利于表示当时学术形态之多样以及儒者重实践的一面,而理学一词过度限于朱子,特别是朱子的形而上学理论。田浩(Hoyt Tillman)先生的《朱熹的思维世界》一书,用余英时先生的话说,就是“一部南宋道学史”(《余英时先生序》),作者利用道学范畴,除了朱熹,还将湖湘学派的胡宏、张栻,浙东学派的吕祖谦、陈亮,江西学派的陆九渊、杨简一并收拢于笔下,而所论涉及他们的哲学思辨、立身以及社会政治活动。明代的儒林亦可作如是观,无论是闽学之后、关学之后还是陆学之后,如罗钦顺、胡居仁、吕柟、湛若水、王守仁等,都是道学,其中又有道学清谈、道学行止。本书之“敌道学”,就是这个道学大圈外之环伺诟骂者。

 

如黄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所示,道学包罗百家。但另一方面也不要忘了《宋史》作者设立《道学传》,只有程朱一派。黄宗羲以此为元人之陋,孔孟之徒只应入《儒林传》,极力反对《明史》再修一部《理学传》(《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此为儒家正论。但不可否认,历史上胜出的是程朱,社会对于道学记住的是程朱,甚至只有朱子。作为对象的道学,终究是辩证的存在,既有一个宽广的外圈,又有程朱作为中心点。相应地,敌道学可以是敌整个道学或任何一位称得上道学的道学家,但主要是敌程朱之学,敌朱子。

 

敌之为敌,关键是立场不同。立场之殊,出自私利、习性、偏好、信仰、阶级、地域、门户一端的排他性,而非出自义理事实之折中。朱子对这种现象有很好的观察。他解释《孟子》“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之“非”:“必非诋礼义之说为非道,虽言而彼不肯听,是不足与有言也”;“只如今人要骂道学一般……他自恁地非议”(《朱子语类》卷五六)。我们命名的“敌道学”,通俗讲就是朱子口中的“骂道学”。这种人,不管是非,不容商量,只是要骂,本能地反感抗拒道学。宋以前的敌儒仇孔,举其著者,秦始皇、李斯的“焚书坑儒”,基于法家立场,从权力顶端策动,谋求思想市场垄断。魏晋之际的反名教风潮,如《列子•杨朱篇》张湛讥仁义礼教:“以仁义为关键,用礼教为衿带,自枯槁于当年,求馀名于后世者,是不达乎生生之趣也。”求短暂之趣、求个人之乐,不仅否定仁义、礼教的普适价值,甚至不承认其于局部的价值,非敌儒而何?此又基于贵族阶级的享乐立场。

 

敌道学,就其历史内涵而言,就是宋以后对程朱陆王的非议,而宋以前的敌儒仇孔不在其中。然而还有一种超历史的、精神的敌道学。宋明道学不是对先秦儒学的对象式研究,它祖述尧舜,宪章孔孟,志于维护与扩大儒学的价值和声誉。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仇儒敌孔都非道学所能容,都是敌道学;敌儒者、敌孔者,必然敌道学。魏晋人嵇康(224-263)“非汤武而薄周孔”,其《大人先生传》云,“如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如此态度与断言,若朱子复起,必以之为敌。日本人福泽谕吉(1835-1901)在明治维新中撰《文明论概略》,将世界分为三等,轻鄙儒家文化,若朱子知之,必以为敌。只是道学对于敌道学,采取的手段是“不足与言”,也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已经是儒家处异端最绝的方式(在异端是和平的前提下)。精神的敌道学,完全可能未闻道学之名,只要事实上反感、抵制道学主张的那些生命境界和生活方式,便成为敌道学;正如一个不知道学为何物的人,却完全可能行道学的道。在这个意义上,连道学家、道学之徒,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或某些场合也可能是敌道学,只要一念非道心,即是敌道学。这种敌道学非本书所能论,本书要展示的,是宋以后发生在中国的敌道学,都是一些显性的事件,通常目标明确地针对特定道学家或道学信条。

 

下面有必要对那些“似是而非”的敌道学作若干说明。首先要排除的就是王守仁及其良知学传人对朱子的反对。王子龙场悟道后,抱定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与一众门徒祖述陆象山,公然诘难朱子的读书穷理之教。这对理学圈是个震动。徽州理学家汪循(1510前后)与他数相辩论,批评他“妄诋朱子”。罗钦顺(1465-1547)更是屡致不满:“(朱子)诚明两进……。今之学者概未尝深考其本末,但粗读陆象山遗书数过,辄随声逐响,横加诋詈,徒自见其陋而已矣,于朱子乎何伤?”;“余自入官后,曾见近时十数种书,于宋诸大儒言论有明诋者,有暗诋者,直是可怪”;“自昔有志于道学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时以道学鸣者,则泰然自处于程朱之上矣”(俱《困知记》)。诋詈、明诋暗诋、自处程朱之上,诸如此类,都是典型的敌视和不尊敬姿态;当然,认为王门如此,这是罗钦顺的观感。我们要说的是,在现在看来,王学是道学或曰理学大家庭的重要一员,是对朱学和陆学双重的继承创新,绝无敌道学可言。也许汪循、罗钦顺等理学家性格上偏保守,见王学骤然崛起,王子又一副狂态,导致反应有些过度。实际上,王子虽狂(朱子当年也狂),说过最严重的话不过是不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万谈不上骂詈;至于有些依附者狐假虎威,菲薄程朱,那是另外一回事。罗钦顺与王守仁一直有书信往来辩难,类似当年朱熹与陆九渊、陈亮之间的情况,属道学友之争鸣。回到罗钦顺语录中的批评,他说的是“近时以道学鸣者”。很简单,无论当事人与罗钦顺,都自然地把面前的事视为道学内部的事。学者皆知,王守仁一门原是以理学自立的(用语上,宋代称道学比称理学多,明代称理学比称道学多)。一句话,王子是道学,后之敌王者才是敌道学。

 

其次是“反理学”概念。敌道学不等于反理学,后者已是学界习用的一个概念,有其特定含义。学界研究的反理学,大体上指儒学内部对程朱陆王的批判,具体说是几大学派或思潮(不排除互有交叉):(1)南宋功利主义(陈亮、叶适等),反对朱陆的道德主义;(2)晚明以后的主情思潮(冯梦龙、纪昀等),反对程朱的理欲观;(3)明末清初实学思潮(顾炎武、颜元等),反对程朱陆王的清谈静坐;(4)乾嘉考据学派(惠栋、戴震等),反对程朱陆王的义理发挥,反对道统说。不管怎么样,它们是儒学,尽管可能不认可程朱陆王权威,但都认可孔子权威。造词上,“理学”一词突出程朱陆王的特异之处,而“道学”显示他们对孔子的继承,以及与整个儒学命运的休戚与共。因此,与以上反理学不同,敌道学基本要到儒林之外找,可以是缁衣羽流,也可以是文人墨客,还可以是君主、宦官、优伶、农工商,不一而足。

 

不可否认的是,以上各派反理学,(1)一旦不知所止,是会滑向敌道学的;(2)客观上为敌道学提供了思想资源(哪怕是被断章取义)和舆论背景(比如被刻意曲解)。可见,反理学仍然值得注意。也许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具体辨别反理学与敌道学。此事颇复杂,具体到一个人:或者(1),前后不一(且都是真心的),故难以简单陈述为“他反道学(或反理学)”,而只能说,他某言或某行反;或者(2),表里不一,说玩笑话、冲动话、违心的应景话等,五花八门,更不可一概而论。特别的,第二点需要考虑传播后果,若后果恶劣,那也必须说,他对敌道学负有责任。举个例子,颜元本来只是一个可商榷的反理学人物(详见本书第三章),但当他说道“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朱熹“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可谓迷魂第一、洪涛水母”,此等偏激而痛快之语,或是颜氏的某种无知或一时迎合造成,却很容易被他人利用,为圣门受辱埋下伏笔。在深层次,此时此地说此话的、如鲁迅般好做极端语的颜元,不符道学中庸之旨,径称之为敌道学也无妨。

 

五四新文化运动敌儒仇孔(敌道学),从本国历史勾稽一切有利元素,其中宋元明清部分连接起来,基本上就是一部反理学史。最热衷于此的莫过胡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通过《戴东原的哲学》(1925)、《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1928)、《颜李学派的程廷祚》(1935)等著作,构建了清代反理学的一个传承谱系(顾炎武—颜元—李塨—程廷祚—戴震—吴敬梓),且重点把戴震树为标杆,戴氏“以理杀人”一句被特意诠释为近代知识分子(包括胡适自己)反礼教的有力先声。尽管从学术上看,该谱系破绽百出(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学术、思想与心态(修订版)》之《程廷祚与程云庄——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个研究》),但不妨碍它被广泛接受。整个二十世纪,“反理学”概念陆续有人用。侯外庐等人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1950年代)、《宋明理学史》(1984)、姜广辉的论文《试论理学与反理学的界限》(1982)进一步断言了理学与反理学之间贯穿始终的“斗争”。反理学阵营中,除李贽、戴震这样的典型外,陈亮、叶适、王廷相、王夫之等人都赫然在列。无论前后的意识形态如何变化,这些作者与胡适一脉相承的是,都认定反理学一方代表了进步。较近的书作则有台湾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2012),引入了日本、韩国反理学的内容。这些反理学史(杨著除外),基本是五四以来“启蒙”视野下制造的“启蒙前史”。且不说它们夸张曲解、削足适履(硬套进化论、阶级论等),便假使客观,也只是选择性地揭示了问题的一面,而有意避开了其他面向(终为不客观)。如胡适的戴震“以理杀人”论如何言之凿凿,它也不等于戴震生命中的其他时刻都与朱子过不去,与儒学过不去(详见本书第三章)。

 

进一步地,“反理学”一词不是不可扩大到儒家之外,如禅家对理学工夫的质疑、明清天主教士以原始儒学质疑理学等。这种情况下,本书命名的“敌道学”如何区别于反理学?此时重点在“敌”字。迄今为止的全部反理学研究,基本都是谈理学的学术对立面,反理学与理学构成一种理性对话关系(或曰知识人之间的建设性批评);换言之,反理学始终是一个学术史概念。以此之故,我们选用“敌”字,以彰显我们要说的反道学来自政治、社会、个体生活中的不满;换言之,敌道学是一个关乎政治史、社会史、生活史的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市井口中“道学先生”、“卫道士”这些词所蕴含的讽刺劲,才是敌道学。

 

最后,正面介绍宋以后敌道学的基本内容。就其本质而言,敌道学不是理智的产物,它或以情感情绪为驱动,或以权力意志为驱动,或干脆是群众性反智或敌视精英的结果。此三者,大致对应于道学的三种实际劲敌:一为纯文学,一为独裁政治,一为反智的下层民众及其代言人。这一划分,在历史上一一皆有验证,是我们对过往经验的总结(详见后续篇章),但同时也可由推理得到。何以见得?道学爱“讲道理”,故不为纯文学所喜;道学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爱“管事”,故不为独裁者所喜;明清以后道学与统治阶级联结,故不为生活不如意的群众所喜。这三类敌道学泾渭分明。只是落实到一人一事,未必单属某类。如某些俗文学,以作者言是第一类,以读者言是第三类,其作品即为混合态;其甚者如文革末期流行的小人书《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更是政治敌道学、群众敌道学、文学敌道学三者的混合体。复杂性总是有的,而本书既名为史,非个案分析,为叙述方便,一个对象一般只出现在三种类别之一中。

 

此外,不能排除尚有其他性质的敌道学。比较重要的,宗教敌道学是一定存在的,它是有史以来的佛教、道教乃至耶教、伊斯兰教(回教)等,出于排他性的信仰或排他性的教团、教徒利益,对道学发动的攻击。如沙门慧远贬儒教、道教:“儒道九流,皆糠粃耳”(《高僧传•释慧远传》);又如历朝皇室因崇佛修仙之故而抑制士夫、冷落名教,也在此例。只是宗教敌道学一题值得单独处理,并且三教冲突、儒耶礼仪之争等长期是研究热点,所以本书不拟涉及。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