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鑫恣】“迂腐”与“虚伪”:被丑化的道学

栏目:思想评论
发布时间:2019-07-01 16:27:52
标签:虚伪、迂腐
衷鑫恣

作者简介:衷鑫恣,字叔晦,世居福建武夷山(旧崇安县),生于西元1985年即共和国卅七年,香港浸会大学哲学博士。现任职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出版有《敌道学史——从北宋到二十世纪》,主编有《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及副主编多部。

“迂腐”与“虚伪”:被丑化的道学

作者:衷鑫恣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敌道学史——从北宋到二十世纪》第二章,衷鑫恣著,〔台北〕万卷楼2019年1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五月廿九日己亥

          耶稣2019年7月1日

 

明武宗正德初年,陕西提学副使王云凤(1465-1517)告诉我们,他那时候的道学如何被人嘲笑:

 

是道也,君子所以治身,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而今学者讳言之,一有谈及,则互相告语以为笑。……一遇规行矩步、端言正色者,则嘲论纷起,诽谤横生,遂使学以讲道为讳。

 

讲道竟成了忌讳。不过这不奇怪,现代中国很多时候很多场合谈道德也是忌讳,要有勇气。这是古今不变的敌道学。观王云凤所记,时人的嘲笑声有两种,一是以道学理想之高远为迂腐,一是以道学仪容之端庄为虚伪。

 

一、道学之“迂腐”

 

孔子时代已经有人说他“迂”了,而且是得意弟子说的。《论语•子路》载,孔子提出为政当以“正名”为先,子路便质疑:“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是怪孔子不切实际,不能直接就政治论政治。以子路之贤况且认为孔子迂阔,普通人对圣学的不理解可以想见。

 

孔子的“正名”迂阔,程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岂能不迂阔?朱子对此有清醒的预见:“(伊川)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他点出“自世俗观之”,这很重要。世俗,就是现代汉语中的社会。无论道学多么高明,“社会眼光”会作出自己的判断。社会中大部分是普通人,社会学告诉我们,普通人有普通人的行为模式。这个“普通人”,也包括手握大权的君主,如孟子见梁惠王,只谈仁义不谈利国,就备受蔑视;也包括有见地的文人,如叶圣陶觉得,马一浮“言道学而无道学气”,“至足钦敬”,却仍不免责备,“他的本行话未免迂阔”,“于其他皆通达,惟于‘此学’则拘执”。都是关于“迂阔”。

 

儒者高谈仁义道德、动辄尧舜周公,遂有“迂腐”之名——用今天的流行语说,“迂”者谓其高谈,“不接地气”;“腐”者谓其从古,“脱离时代”。此恶谥古已有之,但登峰造极、人人得而称之是在有道学之后,近世以来几乎成为“道学先生”的记号。道学家对自身易被社会视为迂阔分子的自觉,首推朱子。除了上段引语,他还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福州人黄登为某处宰,好对对子,问人:“利对甚?”云“对害。”乃大声云:“这便不是了。……须知道,利乃对义,才明得义利,便自无乖争之事。”朱子评论:“此事须近于迂阔,然却甚好。今不可多见矣。”以害对利是普通人,以义对利是道学家。“此事须近于迂阔”,一个“须”字,显示朱子对社会敌道学的必然性洞若观火。只是道学家对这种社会眼光并不在意,朱子的态度毫不含糊,明说以义对利“甚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可易”。经验告诉我们,少数人自认其理,不能够从众,这种态度会进一步加强他们在世俗眼中的负面形象。

 

明代以来道学被抹上强烈的迂腐色彩,有平民声音竞起的原因(例如俗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这倒不是意味着以前骂迂腐的少,而是意味着这时庸众的行为得到了更多记录和反映。同时,也有自身的原因,其中道学宗师程颐本人,就关系甚大,俨然成为酸腐、古板、严厉型老先生的老祖宗。

 

后人的认识中,伊川先生程颐有个标准像——板着脸讲道理。而这大约是实情。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程颐见哲宗小皇帝折柳枝,便予以斥责,教训了一番大道理,如仁民爱物之类,且不免搬出祖宗法度为辞。无论谁对谁错,后人中除少数将此事与程颐以道学制衡皇权的理念联系起来,多数是同情哲宗,视程颐为不近人情,跟小孩过不去,矫激,乃至虚伪做作。

 

程颐入冯梦龙的《古今谭概•迂腐部第一》,且有两则。一则就是《谏折柳》,冯梦龙有评语:“遇了孟夫子,好货、好色都自不妨。遇了程夫子,柳条也动一些不得。苦哉,苦哉!”一则是《心中有妓》:

 

两程夫子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觞。伊川拂衣起,明道尽欢而罢。次日,伊川过明道斋中,愠犹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无妓。今日斋中无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谓不及。

 

冯梦龙也录司马光迂腐事一则,但不妨许以“大贤”(《迂腐部》序),对程颐则径称其所为“未免已甚”,可见冯氏非特摘录一二事,而是对程颐整个人品有意见。尽管他也说“非敢为邪为谤”,但不妨不读书之人仅凭这一二事抹黑程颐,又仅凭程颐抹杀道学。

 

在程颐的榜样作用下,从其门人开始,道学后生模仿程颐的仪态辞气演变成群体行为,从而达到这种程度:人们一看到“规行矩步、端言正色”,马上想到道学;或者反过来,一说到道学,马上想到行为保守、不苟言笑、得理不饶人等等。流风所至,卫道宣教的文学作品也依着这个路数塑造主人公。夏敬渠于清乾隆年间撰成长篇小说《野叟曝言》,主人公文素臣“奉名教若神明”,一生汲汲于捍卫、发扬孔孟程朱。这部作品中,道学先生文素臣简直是程颐的翻版。第十回,文素臣乘舟,见舱中有僧尼,便觉气闷难忍,同行余双人说道:“素兄心中有妓,小弟心中无妓。”道学是辟佛的,所以文素臣要辟佛,视僧尼如娼妓,羞与之同处。在作者夏敬渠看来,这种严正是道学的基本素质,是好的,而且重点是,要显豁地表现出来,见于举手投足之间。

 

历史上,小程子确实严肃,常是一副凛然如霜模样,似乎比较无趣。连朱子、王子对他也颇有微词。《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朱子评二程兄弟:“明道终是和粹,不甚(如伊川般)严厉。”《伊川先生年谱》载朱子评“程门立雪”故事中的程颐:“其严厉如此,晚年接学者,乃更平易。”换句话说,他更喜欢平易一点。朱子本人是没那么严厉的。有件事值得一提,小程子是古代罕见的主动不写诗的高级知识分子,而诗歌往往代表了一个人的才情或情趣,朱子就写很多诗,天性活泼,乾隆《福建通志•朱熹传》说他“天机活泼,常寄情于山水文字”。当然,朱子说小程子晚年更平易了,这一变化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

 

王阳明对程颐的脾气更加不满,在论《论语》“吾与点也”章时,不忘拎出小程子做反面教材:

 

圣人何等宽宏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其瑟来,何等狂态?及其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

 

行事拘谨、爱骂人,容不得任何异端狂态,真是栩栩如生。相比朱子的相对保留,阳明先生是明确要狂狷,不要拘谨的。鉴于王学一度极受欢迎,他对程颐的负面评价无疑参与了(甚至是开启了)明中晚期程颐不良形象的构建,衍生出冯梦龙一类俗文化作品,落实为大众的固化的集体观感。身为道学,王阳明自然不会把程子等同于全部道学,但不妨碍别人这么做,特别是那些不爱读书又反感权威的人。

 

综观青史留名的道学家,像小程子这般生性严厉的其实凤毛麟角。胞兄大程子之和,朱子之趣,王子之狂,千姿百态。翻开《明史•儒林传》,各派人物众多,只能找到胡居仁一人特别严肃拘谨:“端庄凝重,对妻子如严宾。手置一册,详书得失,用自程考。”另外明末董其昌提到,东林讲学领袖冯从吾“矜庄”:

 

吾党爱周望之简易,而惮仲好(指冯从吾——鑫恣注)之矜庄,不敢以狎进,私戏之曰“此食生?1?1(豚)肉者”,谓其有意于两庑之间也。

 

董其昌友人周望之戏谑冯从吾想吃冷猪肉,是讥讽他憧憬死后从祀孔庙。周望之从忌惮冯从吾的矜庄到揣度冯从吾有意身后之名,等于是说道学的虚伪。这代表了大众的思维习惯。胡居仁、冯从吾都是程朱一派,自从小程子示范于前,道学对气质本庄肃者会格外有吸引,其他人则更多是做样子。真诚者尚不免毁谤,模拟者更可想见。

 

若能平心看待,小程子身上呈现的那种紧张感本是儒家所认可,王阳明非之不是。孔子的“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说的就是这种紧张。如上引阳明话语所示,圣人对话四名弟子时,前三名都是“整顿以对”。第四名曾点的洒脱反映了更高的境界,然而此三人也有可取之处。同理,小程与大程,一个心中有妓,一个心中无妓,一个“整顿”,一个洒脱,气质有殊,境界有别,然俱能容于道学。世人恶庄严,喜潇洒,乃因潇洒近于放纵,便于逸乐。这是世情之常。

 

兹略为程颐的“不通人情”一辩。严于礼法、讲究原则其实是健康社会的必要素质。焦竑,“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侯外庐语)泰州学派的代表之一、狂禅李贽的挚友,按说应该是最要自由、不拘格套的,实则不然。据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四》,焦竑万历时为东宫侍讲,“尝于讲时有飞鸟鸣而过,皇太子目之,先生即辍讲,皇太子改容复听,然后开讲。取故事可为劝戒者,绘图上之,名《养正图解》。”此与程颐故事大同小异,焦竑之严肃认真可见一斑。试想,若此情境下焦竑不能站稳师儒的尊严,听皇太子为乐,甚至一同嬉戏,则皇储之教育无从谈起。其他情境亦如是。

 

二、道学之“虚伪”

 

“伪”或“虚伪”,是敌道学者酷爱的形容词,“伪道学”是其口头禅。道学与伪字频繁挂钩,滥觞于南宋庆元党案前后敌道学者对朱子的攻击。分析起来,短语“伪道学”的定语“伪”字,可以是限定性的,此时“伪道学”的所指是真伪两种道学中伪的那种;也可以是非限定性的,此时“伪道学”的所指就是道学本身。为了区分二者,我们用“伪的‘道学’”和“伪的道学”分别表示。

 

伪的“道学”等于说“道学有伪”,它并不构成对道学的攻击,相反,是道学中人对投机分子的辨别。较早阐述这一层真伪的,有宋末的周密。其《齐东野语》卷十“道学”条,论南宋中期的道学圈子,以张栻、吕祖谦、朱熹、张九成、陆九渊等为道学正传,接着便说:

 

世又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自附于道学之名。裒衣博带,危坐阔步。或抄节语录以资高谈,或闭眉合眼号为默识。而扣击其所学,则于古今无所闻知;考验其所行,则于义利无所分别。此圣门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为伪学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祸者也。

 

这段文字的背景正是庆元党禁:党禁发生前,以朱、张、吕为首的道学蓬勃发展,依附者众;至党禁来临,道学被权臣冠以“伪学”之名,一网打尽。对当时混入道学的虚假分子周密这里描摹得够清楚了。他未及闻见的是,他之后这种虚假之人仍是代代有之。王阳明批评明代假道学泛滥的情况:“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虽原其本意,伪冒道学者是以道学为美名,欲藉以取名利,客观上却不能不承认,道学圈混入这等伪劣成分,必然败坏名声、授人把柄。因此周密才会说伪的“道学”是“圣门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为伪学之目”。

 

除了这种投机伪劣的道学,还有一种相对无害的伪的“道学”,那就是“乡愿道学”,俗称好好先生、老好人。乡愿之为伪,在于它有善人的名声,剽袭中庸的美名,几可错认为仁者。严格意义上的“伪君子”,主要就是乡愿。孔孟皆辟乡愿,甚至揭狂狷之教以防之,谓倘不能真正合于中道,宁可为狂狷。自古乡愿特多,构成了社会学层面的中庸精神,以至于在俗语中“中庸”二字竟为贬义。明代阳明学兴,大倡狂狷,东林之士承其流风,对当时的乡愿很警觉。黄宗羲谓顾允成“平生所深恶者乡愿道学”。顾允成表示:“此一种人,占尽世间便宜,直将弑父与君种子,暗佈人心。学问须从狂狷起脚,然后能从中行歇脚。”当时的乡愿道学,表面上如程朱陆王一般热爱讲学,实则“在缙绅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传食诸侯一句”。

 

伪的道学等于说“道学是伪”,是对道学价值与道学人物的整体否定。其义有二,一是把道学的抱负、训诫、轨范等一概视为虚伪,认定道学所讲的仁义道德、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无法实现,背离现实世界的常轨,所以道学是务虚,是伪。这种伪也就是“迂阔”,而“迂阔”二字算好听的。这里所谓现实世界的常轨,其背后是庸众的常规认知与他们对非常态的排斥。王阳明在这方面有独到体会。他对门人感慨:

 

(我)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

 

直接被世人当成了精神病,可见道学抱负之不被人理解。世人的心态就是,你说要拯救我,我还不愿意被你救呢!何况其中一部分人,如朝廷的政客,本是现行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更加不愿有所变更,见阳明此等欲翻天覆地的雄心,焉能不肆意诋斥?

 

道学之伪的第二义,是以道学人物为伪,指责他们言行相违、表里不一,所谓伪君子、伪名儒。这种情况下,道学理论到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道学的载体——“道学家”说一套做一套。这是比上述第一义流传更广的观念,也是“伪”的基本义——对多数人而言,论断一个人比论断一套理论要容易且有趣得多。《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下•给事贺医闾先生钦》记载:“天下议白沙(陈献章)率人于伪,牵连而不仕,则以先生(贺钦)为证。”贺钦是陈献章门生。这句话的背景是,陈献章门下,包括贺钦,“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世人认为,儒者爱当官,却故意推脱,这不是伪是什么?同样的,朱子屡屡辞官,庆元党案中也被当作他的“伪”迹之一。

 

后面我们将看到,江湖流传的道学“恶人榜”上,朱子正是头号“伪儒”,正如程子是头号“腐儒”。朱子之为“伪”,套用鲁迅的狂人狂语,就是“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罪恶之极。据传闻,朱子狎尼姑、偷媳、虐待老母,坏事做尽。这当然都是谣言,其源头是庆元党案中政敌的编排(详后)。谣言一旦被信以为真,道学的核心人物做着人间最龌蹉的事,道学哪能不被诅咒?有一点很值得玩味,按照大众心理,这种巨大的反差恰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他们得到类似讯息时,会像吸毒一样感到兴奋。换言之,人们宁要一个龌蹉而可嘲笑的朱文公,也不要一个无可挑剔的朱元晦,这是一种群众性消费心理。至于反差的形成,显然又与道学理想的高难度有关——理念之高与行事之卑,对照之下才有反差。这就回到道学之“伪”的第一义了。正是道学理念的崇高留下了道学人物被冠以“伪”字的可能。如盗跖,绝不会有人说他虚伪。

 

社会上,伪的“道学”与“伪的道学”汇流,于是有笼统的“伪道学”之名。庆元党禁径称程朱道学为“伪学”,道学即伪学,语义明晰,后人不难辨其武断。而广泛流传的“伪道学”(或“假道学”)三字却是驳不倒的,它混淆伪的“道学”与“伪的道学”两种可能,无论如何都可以据前者成立,因为伪冒道学者一定存在,不可否认。不难发现,不少人故意在模棱两可的意义上使用“伪道学”一词,不加区分,在模模糊糊之中造成只有伪道学没有真道学的印象,即道学即伪学。这样一来,道学先生、道学家、道学之士、卫道士等等名词,不论诚心之有无,不论水平之高低,一概与虚伪挂钩,将使无人敢称道学,无人敢言仁义礼法。“道学”二字的贬义化、污名化,可谓敌道学的最高成果。至明代,道学多以“理学”名义活动,“道学”二字已渐稀少。至五四时期,“道学家”云云,基本已成人们嘲弄的笑料。这是敌道学的泛化,是量的一种发展。而从质上说,五四时期的鲁迅嘲笑道学家见《红楼梦》就想到淫,与明人嘲笑小程子不近妓女,二者谁也不比谁更具善意。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