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鑫恣】可怜的儒生:明朝政治敌道学的那些事儿

栏目:书评读感
发布时间:2019-07-08 23:38:58
标签:敌道学
衷鑫恣

作者简介:衷鑫恣,字叔晦,世居福建武夷山(旧崇安县),生于西元1985年即共和国卅七年,香港浸会大学哲学博士。现任职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出版有《敌道学史——从北宋到二十世纪》,主编有《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及副主编多部。

可怜的儒生:明朝政治敌道学的那些事儿

作者:衷鑫恣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敌道学史——从北宋到二十世纪》第二章,衷鑫恣著,〔台北〕万卷楼2019年1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初六日丙午

          耶稣2019年7月8日

 

明代,众所周知,程朱理学始终为官学,地位无与伦比。但同时,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相对于皇权,地位之卑,政治环境之恶劣,也非比寻常。明太祖本人公开反感朱子学说,连朝鲜君臣都知道。《朝鲜王朝实录•宣祖》“隆庆六年”条记载宣祖和儒臣柳希春的对话:“上曰:‘大明高皇帝,每排诋朱子之,其意如何?’对曰:‘高皇帝有秦皇恶儒之习,兼隋文猜忌之性,其妄诋朱子立言,所谓自圣而谓人莫之若也。”身处域外,说话比较直言不讳。柳希春认为明太祖是秦始皇加隋文帝,容不得别人给自己当老师。《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序曰,明代“科举盛而儒术微”,是对一代学术的精当评价。官学化的道学,在明朝首要的角色,是充当八股时文的素材。

 

某种意义上,明太祖的思想而非程朱的思想,才是有明一代的政治指导思想。《大明律》继承唐宋律法,大致是士大夫的集体智慧成果,太祖不满意,自创《大诰》四编,法外用刑,重典治国,以敌对思维对待文官集团;命令全国“户户有此一本”、“家藏人诵”。洪武末年又颁布《教民榜文》,其中一条是,城乡为年老或瞽者设专门编制,定时持木铎沿途宣讲“圣谕六言”。《教民榜文》内容上也许是儒家伦理为主,如“圣谕六言”实即朱子漳州《劝喻榜》第一条,然而“语境”全然非儒家:一者以皇权独裁形式发布(朱元璋并未说他在祖述朱熹),一者圣谕直接进基层(利用老人、瞽者),儒者治国中的道德优势以及决策权、解释权一概被剥夺,皇帝手握教化之柄,成为教化之主。

 

明太祖死后,《大诰》基本废置不用,圣谕六言也渐渐被遗忘,嘉靖年间方又复活。但总体上,明太祖的精神遗产对明朝特别是前叶的影响是全局性的。都说道学之教笼罩中国一千年,然而其提倡的宗族制度直到嘉靖(1522-1566)以后才普及。都说《朱子家礼》为庶民制礼影响大,然而嘉靖十五年,明世宗才正式准许民间自建家庙。关于法家钟爱的皇权专制(或称“秦制”)对儒家钟爱的自治小团体包括宗族的排斥,秦晖先生颇有研究,读者可自行参阅。

 

纯粹权力有自身的运行逻辑,百家之中法家刑名之术才是专制者自觉不自觉的最爱。如果只看到道学与权力合作的一面,忽略互相反对的一面,很容易得到错误的结论,以为明清两代道学独尊。实则在专制权力面前,礼教是脆弱的,道学家是单薄的,一切儒家说教都可以是具文。专制权力的化身有君主,也有弄权小人,此等小人中最见明朝特点的是宦官。

 

以下大致依时间顺序,述道学家受难事。

 

太祖洪武五年(1372),因反感孟子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明太祖把孟子牌位逐出孔庙,有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这时,刑部尚书、浙江象山人钱唐站了出来。据《明史》卷一三九本传,钱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没想到,太祖被钱唐感动,没有怪罪他,孟子也于次年恢复配享。钱唐是明经出身,有一次在朝中讲《尚书》,以师道而非臣道面对明太祖,别人叫他跪,他却坚持站着讲。所幸太祖饶了他。师道正是程朱极为重视的,程颐有句名言,“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他自己就是在做经筵时训斥了哲宗皇帝。

 

钱唐有意殉道,却不成功。建立在人主个人喜怒之上的侥幸终究靠不住,钱唐命好,不代表他人也能命好,李仕鲁就是一个。洪武十六年(1383),朱学专家、大理寺卿李仕鲁因辟佛忤旨,被太祖命武士当面打死。《明史》卷一三九本传载,太祖践祚后,颇好释道二教,为立职官,高其品秩,尝度僧尼道士至踰数万,李仕鲁疏谏,太祖不听。仕鲁争之力,章数十上,无一能用。遂辞官,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惑乎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以佛道为异端而辟之是道学特别是程朱道学的性格之一,奈何太祖为政治目的崇儒的同时,个人更喜佛道。李仕鲁的结局,对彰显明代政治与儒学关系具有典型意义。

 

英宗正统八年(1443),大理寺少卿薛瑄因秉公办案,令大宦官王振从子王山的阴谋不得逞,王振命人诬告薛瑄,瑄下狱论死。牢坐了,但好在最后被同僚救出。《明史》二八二本传说,薛瑄之“学一本程、朱……。尝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薛瑄是朱熹的忠诚信徒。

 

薛瑄得罪王振,寻根究底,出在不能奉承受宠弄权的宦官。起初,薛瑄因为同乡关系,被王振提携为大理左少卿,旁人劝他去拜谢王振。本传:“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其后议事东阁,公卿见振多趋拜,瑄独屹立。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自是衔瑄。”薛瑄的严正立场,其实是士礼的要求,他不过是遵礼教而已。

 

如果说人主除了代表人间的至高权力,更代表天爵,那么独擅朝政的阉人因为没有任何形而上的身份或道义的追求,就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操弄者。薛瑄拜天子,但拒拜王振,小小的细节,却足以象征道学对纯粹权力的轻视,并预示了道学可能面临的危险。明朝士夫因不拜太监而得罪的,不止一例,合而观之,乃见我言之不虚。

 

(1)宗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预修《孝宗实录》,与同官见太监刘瑾,独长揖不拜,由是忤瑾。书成,出为南京吏部主事。”

 

(2)何瑭,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

 

刘瑾窃政,一日赠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见者。瑭时官修撰,独长揖。瑾怒,不以赠。受赠者复拜谢,瑭正色曰:“何仆仆也!”瑾大怒,诘其姓名。瑭直应曰:“修撰何瑭。”知必不为瑾所容,乃累疏致仕。

 

两例俱见《明史》。儒家礼教,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因而君子儒不肯枉尺直寻从而忤逆权贵的形式是多样的。正德时(1506-1521)的江西提学副使蔡清又是一例。《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传:“宁王宸濠骄恣,遇朔望,诸司先朝王,次日谒文庙。清不可,先庙而后王。王生辰,令诸司以朝服贺。清曰‘非礼也’,去蔽膝而入,王积不悦。”宸濠最后能发动政变,与百官在礼制一事上妥协与俯就强权不无关系,所以蔡清这等拒绝变通的顽固分子即使在同僚那里也容易被孤立。

 

仍然与太监当道有关,武宗正德元年(1506),

 

武宗初政,奄瑾窃柄。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等以谏忤旨,逮系诏狱。先生(王守仁)抗疏救之……疏入,亦下诏狱,已而廷杖四十,既绝复苏。

 

据余英时勾稽,正德时刘瑾用事,发明“去衣行杖”之刑,阳明是第一个受此刑的,几乎被打死过去。

 

以上是嘉靖前的情况。嘉靖初年的大事是大礼议,此事与道学关系甚大。世宗嘉靖皇帝生父是藩王而非先帝,他却坚持要把生父列为皇考。此非礼法,遂起争端。北宋已有濮议之争,皇帝破坏宗法,道学家群起反对。历史重演,张璁、桂萼辈希旨得宠,道学礼法之士则纷纷倒下。

 

(1)罗钦顺:大礼议起,钦顺请慎大礼以全圣孝,不报。

 

(2)吕柟(正德三年进士):大礼议兴,与张、桂忤。

 

(3)马理(正德九年进士):嘉靖初,起稽勋员外郎,与郎中余宽等伏阙争大礼。下诏狱,再予杖夺俸。

 

(4)崔铣(弘治十八年进士):嘉靖三年集议大礼,久不决。大学士蒋冕、尚书汪俊俱以执议去位,其他摈斥杖戍者相望,而张璁、桂萼等骤贵显用事。铣上疏求去,且劾璁、萼等曰:“臣究观议者,其文则欧阳修之唾余,其情则承望意响,求胜无已。……夫守道为忠,忠则逆旨;希旨为邪,邪则畔道。今忠者日疏,而邪者日富。一邪乱邦,况可使富哉!”帝览之不悦,令铣致仕。

 

(5)应良(正德六年进士,从学王守仁):嘉靖初,还任(编修),伏阙争大礼,廷杖。

 

(6)杨廉:疏论大礼,引程颐、朱熹言为证,且言:“今异议者率祖欧阳修。然修于考之一字,虽欲加之于濮王,未忍绝之于仁宗。今乃欲绝之于孝庙,此又修所不忍言者。”报闻。

 

以上仅仅是出自《明史•儒林传》的部分,其中稍受优容者只有一个杨廉。崔铣疏中,“守道”(从道)与“希旨”(从君)的判分格外醒目。

 

治史者皆知,正德、嘉靖以后,明朝政治、社会格局发生巨变,大体上有为之君不再,权奸辈出(刘瑾、严嵩、魏忠贤等),同时社会受到的管控趋弱。王守仁于正德年间在贵州龙场悟道以后,引领儒学弘道事业重点转向民间,本人及门徒讲学遍天下。当其时,又有大儒湛若水与之颉颃。然而道学并未从此无忧。很简单,站在权力的立场,争夺群众同样是冒犯。道学从谋取皇帝支持,转向谋取广大士民支持,这带来了政治敌道学内容的变化。从前主要是对仕宦个人施以纪律处分(如宋代)或刑事处罚(如明前期),现在主要是禁止讲学、毁灭书院,同时个人仍不免被迫害。以下便略述明中叶以降禁学脉络。

 

世宗嘉靖元年(1522)十月,

 

给事中章侨、御史梁世骠奏:“三代而下,道学之传,至朱熹大明。近世倡为异论者,以陆九渊为简径,朱熹为支离,宜行严禁。”上曰:“近年士习诡异,文辞艰险,有伤治化,其行督学官榜谕禁之,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不经之书,私自传刻,以误正学。”

 

二官之奏,是个标志,它属于王学崛起之际,朱子官学的第一次出击。正如宋代朱学也被当做不符孔孟的“邪伪”,现在朱学成为正统,新兴的王学成了“诡异”。学者多知道王学、朱学的继承关系,但擅长指摘的政治斗争是不管这些的。幸本次禁令未见落实。

 

嘉靖八年(1529)二月,

 

尚书桂蕚议:“王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先。欲立异以为名,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说。知众论之不与,则著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宜禁其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乃大圣人建极、作民君师之大政也。”旨曰:“其学术令都察院通行禁约,不许踵袭邪说,以坏人心。”

 

阳明卒于嘉靖七年十一月末,桂蕚乘之,既诬其学说,也诬其功业。阳明生前有爵位,因桂蕚之议,诏“停其世袭,恤典俱不行”。此情此景,令人想起朱子死后被朝廷严密监视的丧礼。比庆元党禁轻者,阳明学说此时尚未得禁。

 

嘉靖十六年(1537)二月,

 

御史游居敬论劾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学术偏诐,志行邪伪,乞赐罢黜,仍禁约故兵部尚书王守仁及若水所著书并毁门人所创书院,戒在学生徒,毋远出从游,致妨本业。……上曰:“若水已有旨谕留,书院不奉明旨私自创建,令有司改毁。自今再有私创者,巡按御史参奏。比年阳倡道学、阴怀邪术之人,仍严加禁约,不许循袭致坏士风。”

 

王守仁与湛若水两派被点名禁毁。当时朝廷大权握于入阁不久的夏言之手,而此前夏言自己就做过经筵官,主讲四书。心学新起,势如燎原,朝中颇感不安。

 

湛若水与王阳明讲学宗旨相近,规模也很大。何良俊(1506-1573)《四友斋丛说》记载:

 

我朝薛文清、吴康斋、陈白沙诸人亦皆讲学,然亦只是同志。……何尝招集如许人?唯阳明先生从游者最众。……阳明同时如湛甘泉者,在南太学时讲学,其门生甚多,后为男宗伯(南京吏部尚书),扬州、仪真大盐商亦皆从学。

 

据学者统计,湛若水从正德五年在北京与王守仁讲学始,至嘉靖十九年致仕,所建书院达36所,其中广东19所、南直隶13所、福建3所、湖广1所,盛时据称有三千门徒。嘉靖十九年,门人在其家乡为之建天关书院,事在书院禁令下达之后。可见,这次学禁效果不佳。

 

湛若水也为世宗本人所不喜,嘉靖初年的大礼议已站在反对皇帝的一方,嘉靖九年议郊祀礼又与皇帝意见相左,嘉靖十五年献书《二礼经传测》,皇帝罢而不读。嘉靖三十九年(1560),湛若水去世,世宗仍叱其学为伪学。《世宗实录》载,嘉靖四十年(1561),湛若水曾孙奏请赠官若水。吏部奏言:“若水学行醇正,士望所归,宜允其请。”世宗怒曰:“若水伪学乱正,昔为礼部参劾,此奏乃为之浮词夸誉,其以状对。”事后还惩罚了吏部尚书等几个人。看得出来,世宗之恨既有湛若水讲学的关系,又有他在职务上从道不从君的关系。

 

嘉靖十七年(1538)五月,吏部尚书许讃接过上年游居敬的论调,以书院耗财扰民为由,申毁天下书院,言:“南畿已经游居敬奏毁,人心称快,而诸路未及,宜尽查革仍有建立者,许抚按官据实参劾。”世宗命内外严禁令,尽毁之。十一月,有诏,禁止非诋朱熹,曰:

 

祖宗设科取士,以(四书)集注为主。比年奸伪之徒,鼓其邪说,以惑士心。此后仍有诡道戾理,非诋朱熹者,科道官指名弹纠。

 

如许讃所奏,一年前的效果限于南京一隅,这次是一心要扩大战果的。值得一提的是,禁止非诋朱熹并非嘉靖创举,成祖永乐九年(1411)已有榜文,严禁词曲杂剧亵渎帝王圣贤:“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非常严厉。这里对圣贤的维护,少不了是统治的需要,但客观地说,也是政治护道学的一面。作为道学的新发展,阳明学纵然与朱子学多所不同,但绝非敌对关系,阳明后学有人囿于门户之见,肆意诋毁朱熹,就大大犯了统治者的忌讳,势必扩大打击范围,殃及正常的学术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学内部之眼中有梁木者,是货真价实的敌道学。

 

嘉靖二十年(1541),皇宫“九庙灾,给事戚贤等因灾陈言,且荐郎中王畿当亟用。上曰:‘畿伪学小人,乃擅荐植党,命谪之外。’”黄宗羲说法略异:

 

时相夏贵溪(即夏言)恶(王畿)。三殿灾,吏部给事中戚贤上疏,言先生学有渊源,可备顾问。贵溪草制:“伪学小人,党同妄荐。”

 

揆诸世宗、夏言的前后所为,以心学为伪学,以阳明高徒王畿为小人,二人是有共识的。

 

嘉靖中前期陆陆续续的毁校禁学行为,首先是正统意识形态,即官学化的程朱理学,对道学新发展的不安表现。嘉靖后期,世宗沉迷仙道,权奸严嵩专做“青词宰相”,最高权力层更无理由褒崇道学。整体上,嘉靖一朝以王守仁为领袖的讲学活动蓬勃发展,“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然而,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庙堂与江湖之别,阳明学的蓬勃发展是其未被遏制的民间发展,而官办教育系统内不免仍无地位。大约在嘉靖后期,时为博士的贡受轩,向布衣道学韩贞报告太学的情况:“仆率诸生专以文字为道务,而道学为时所忌,绝口不敢一谈,竟如之何?”国子监不讲道学,说得很清楚。这里的道学特指阳明述作的道学。阳明心学光明正大地跨入庙堂,还是在徐阶扳倒严嵩任首辅之后,这也是阳明学最风光的一段时期,其高潮是徐阶在京城召集的灵济宫讲学,由浙东学派的王畿(龙溪)与泰州学派的罗汝芳(退溪)主讲席(时号“二溪”)。但好景不长,徐阶于嘉庆四十一年取代严嵩,做到隆庆初年便下了台。

 

穆宗隆庆四年(1570)三月,

 

礼科给事中胡槚言:“督学宪臣聚徒讲学,本为儒者之事,乃其徒遂缘是而诡辞饰貌以猎进,至有一语相合以为曾唯而优之廪饩,一见如愚以为颜子而贡之大廷者,徒以长竞进之风,而其中实无所得也。”部覆:“请如槚言,戒谕督学宪臣,务敦崇实行,毋倡为浮说,以滋奸伪。”从之。

 

胡槚所言,反映讲学之盛,已在政界渗透,朝廷用人开始受其影响,于是高层干预也随之而来。这次反“浮说”其实是阁臣高拱的决定,反映阳明道学由政治弘道转向社会弘道的路线之后,随着门下讲学活动声势日益壮大,终究还是被拉回了政治领域的斗争。高拱这次没有采取大动作,但暴风骤雨是迟早的事。

 

神宗万历七年(1579)正月,张居正柄国日久,权力稳固,下令毁天下讲学书院。命令得到了严厉贯彻,这就是暴风骤雨了,是明朝儒术的大灾难。它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先后毁应天等府书院六十四处。当时的学者傅应桢说道:

 

夫(张居正)毁书院者,焚坑之遗烈、窜伪学之故智也。舍千百世所共尊尚者,乃甘心于李斯、蔡京之所为,得免车裂,幸矣。

 

张居正禁毁书院,可与李斯焚书坑儒、蔡京禁元祐学术、韩侂胄窜“伪学”相提并论。

 

何心隐,王门泰州学派传人,以布衣讲学,很有号召力。据邹元标《梁夫山传》,何心隐之死与张居正禁学密切相关:

 

(何心隐)居燕畿讲学,因与司业江陵张公(鑫恣按,即张居正)屡讲不合,遂构衅端。比江陵柄政,即首斥讲学,毁天下明贤书院,大索公,凡讲学受祸者不啻千计。

 

何心隐被捕恰在万历七年三月。当时受祸者“不啻千计”,意味着很多人像何心隐一样受害。

 

众所周知,张居正为政雷厉风行,用申韩之术。在高拱那里露出端倪,张居正这里大肆实施,并得到天启中东林党禁呼应的,是与嘉靖中的敌道学不同的新情况。王学朱学的异同甚至已不被当做说辞,专制者只是赤裸裸展示对自由讲学的厌恶,以及对讲学的社会政治影响的忌惮。明末清初的唐甄指出:“聚众讲学,其始虽无党心,其渐必成党势。”朱元璋以降,决不许士人像宋儒一般在朝廷结成新旧党或以道学互相标榜之类,士人遂被驱往江湖,不料却于江湖成党势,动摇当道。上引胡槚所奏讲学通过各种渠道渗透朝廷用人、左右朝野舆论,是民间讲学终成党势的一种表现;讲学单纯在群众中吸引信徒,如民间宗教的形式,越聚越多,势能与官方分庭抗礼,譬如泰州学派颜钧的讲学,“失志不逞之徒相与鼓吹羽翼,聚散闪倏,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是讲学成党的另一种表现。经过嘉靖、隆庆两朝的发展,两种情况都出现了,是故强人张居正秉政,辄予迅速扑灭。世传何心隐死于儒家名教,不知刽子手杀人自可以名教为饰。黄宗羲《明儒学案》载,何心隐能力出众,曾用计把宰相严嵩拉下马,张居正心知肚明,当权后也不免有些忐忑。何心隐死于湖北狱中前曾说:“杀我者张居正也。”故何心隐之死,毋宁说是因为张居正害怕他于自己的权柄不利。能力出众的张居正与文盲魏忠贤辈固然是两种人,惟在独占并维护权力一点上无丝毫区别。

 

学者指出,张居正早年也参与讲学,然而万历五年(1577)夺情一事,道学颇责备之,自此与讲学者决裂。当夺情之际,张居正、万历皇帝以忠道立论,道学家以孝道抗论,但道学家缺乏权力优势,一波敌道学行动已不可避免。江右道学邹元标是最早的受害者之一。万历五年邹元标中进士,十月张居正夺情,即上疏谓张“道(导)之功利”、“忘亲不孝”,结果被杖八十,戍贵州都匀卫。这次横祸,邹元标被打瘸腿,六年后才被召回朝廷,比王守仁还惨。不久又因忤旨被贬,居家讲学数十年。对张居正夺情持异议而比邹元标稍早被杖的还有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夺情风波过后,毁学之令顺风而至,是欲斩草而除根。张居正说过,讲学的“同志”,不过是“聚党贾誉,行径捷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其徒侣众盛,“大者摇撼朝廷……小者匿蔽丑秽”。大禁之前的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已明确禁止新创书院。

 

以下便到东林讲学之禁,首恶为太监魏忠贤。当时天启皇帝之昏庸与魏忠贤之专擅,此处不必赘述。熹宗天启二年(1622),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左都副御史冯从吾主盟的首善书院在京开讲,高攀龙、刘宗周等也参与其中。不久即有疏攻诋,熹宗安抚邹、冯,但二人仍于年底求去,书院也因此辍讲。五年(1625)正月,李鲁生指责书院“假道学不如真节义”,撤去匾额。七月,倪文焕再攻首善书院,称其“聚不三不四之人,说不痛不痒之话,作不深不浅之揖,啖不冷不热之饼”,催请禁毁。于是毁首善书院,“弃先师木主于路左”。八月,御史张讷上书论东林书院,请毁天下书院,诋邹元标、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俱削籍。天启四年叶向高去相后,魏忠贤便大权独揽,李鲁生、倪文焕、张讷等,莫非阉人之党。

 

天启五年(1625)十一月,阉党崔呈秀向魏忠贤授东林党人姓名,献《天鉴》《同志》《点将录》诸书,其中《点将录》仿《水浒传》一百八将名目编列东林党人。三书“皆以邹元标、顾宪成、叶向高、赵南星、刘一燝等为魁,尽罗入不附忠贤者,号曰‘东林党人’”,“清流之祸,于斯烈矣”。阉党大肆搜捕杀害所谓的东林党人,东林书院也于天启六年(1626)年全部拆毁。邹元标卒于此前的天启四年(1624),幸得善终。其不幸者,高攀龙投水自杀,冯从吾不胜毁学弃先师像之痛,“二百日夜不就寝”,吐血而亡。凡此,颇类现代反右运动中士类凋零的景象。

 

以上事件中,曾因反对张居正夺情被打断腿的邹元标总是名列榜首。此人属于江右王门,不属于东林书院,但偏偏名列“东林三君”(与顾宪成、赵南星)。这个细节印证,东林党禁延续了张居正禁学的性质,与道学整体有关,与朱王异同无关;是政治事件,不是学术事件。学术史上被认为崇朱抑王的“东林”学派,在这里只是便于政治打击的一顶帽子。如果问张居正、魏忠贤两阶段的前后之别,那就是东林的讲学,议政增多,当道者受到的刺激更激烈,加上阉人的无底线,反制必然更急剧,并随意扩大到一切不附己之人。黄宗羲《明儒学案》说道,顾宪成以东林书院为中心,四处会讲,“会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冀执政者而药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又说:“论者以东林为清议所宗,祸之招也。”正是这么回事。一句话,天启间血洗天下正士,就是大字不识的魏忠贤赤裸裸地排除异己的行为。

 

毅宗崇祯皇帝上台,铲除阉党,勤政克己,颇欲有所作为。但就是这样一位皇帝,某些时候还是做了敌道学者,其中一件便起因于求治心切,要大臣“夺情”。崇祯十一年(1638),毅宗为阁臣杨嗣昌夺情,少詹事、经筵官黄道周力攻其非,帝责道周朋比,行僻言伪如少正卯。道周反复激辩而不让,帝怒甚。有旨降黄道周江西布政司都事。十三年(1640),解学龙荐举黄道周,极称其忠孝,有曰道周“为我明道学宗主,可任辅导(即丞相)”。上大怒,并逮学龙、道周,道周以“伪学欺世”治罪。本应大辟,后改午门外杖四十,充军。先是,黄道周已有一次以直谏故削籍为民,先后讲学于余杭大涤山、漳州紫阳书院。按黄道周道学沉浮之迹,大似朱熹,连“伪学”罪名也一模一样。明亡,道周殉节。

 

早前的崇祯二年(1629),刘宗周拜顺天府尹,上疏责皇帝用刑名之术,并以仁义之说进,结果皇帝说他“迂阔”。在政治敌道学上,“迂阔”是比“虚伪”轻的詈词了。满洲入寇,朝廷增兵增饷,宗周上疏非之,大抵要皇帝以民生为重,再次被批评“迂阔”。入对文华殿,皇帝问及兵事,宗周只是要他效法尧舜,治内以御外,与朱子上宋孝宗的《戊申封事》一样的逻辑,诚正修齐然后才有治平。皇帝转头对首辅温体仁说:“迂哉!刘某之言也。”尽管明毅宗一而再再而三地贬损刘宗周,但毕竟有心求治,所以还是把这位大儒留在了朝中。然而等到宗周以刚正之论直刺首辅,暗示温氏乃小人,是制造东林党案的阉宦的同路人,说“小人与中官气谊一类”时,他真正触怒了权力,被革职为民了。后被皇帝起用,终于又在论救同僚,坚持一个类似于司法独立的问题时,因直接威胁到皇帝本人原有的自由裁量权,激怒皇帝而被革职。明亡,宗周殉节。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