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儒佛道杂论(七篇)

栏目:散思随札
发布时间:2019-10-14 00:52:50
标签:儒佛道
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儒佛道杂论(七篇)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九月十五日癸未

          耶稣2019年10月13日

 


一主三辅微论

 

东海曾提出一主三辅论:儒家为主,佛道和自由主义为辅。一主,坚持儒家文化的社会主体性和政治主导性;三辅,是承认三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优秀性,道德上值得尊重,政治上值得参考,享有辅助儒家、辅相中华的文化资格。

 

东海曾建议,未来中华大礼堂山墙上可浮雕人物一组:孔子居中,左边释老,右边华盛顿或罗斯福,以象征中华文化和文明的一主三辅:儒家为主统,佛道和自由主义为辅统。(华、罗两位美国总统,一个开创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先河,一个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典范,谁更有资格代表美国进而代表现代文明,可付诸公论。)

 

或问:你一方面主张一主三辅论,视佛道为辅统;一方面又强调吾道自足,反对儒佛道互补。岂非自相矛盾?答:毫无矛盾。儒家学术大中至正,圆满自足,不需佛道补充。同时我们认为,佛道及自由主义各有一定的道德正确性和政治正义性,故予以一定的政治尊重。

 

故一主三辅论与三教合一论,性质截然不同。三教合一侧重于三家思想理义的融合,一主三辅是以儒为主而三家并行,在不同的领域并行不悖。三辅体现了王道政治的广大宽容,一主则意味着学术上坚持中道思想的精粹不动摇,坚持仁本主义五观不动摇,政治上坚持儒家主体和王道原则不动摇。

 

或说:“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佛家蔽于人而不知天。换句话说,道家对天很有研究却忽略了人,佛家对人很有研究却忽略了天。”这么说半对半错。佛道对于天性都有一定认知,道家的道心、佛教的佛心指的都是天性。然而认知不全不彻,所以各有所蔽,或蔽于虚静,或蔽于空寂,不明天道之至诚无息,亦不明人道之生生不息,不明君子之自强不息。

 

古今主张“庄子儒门说”、“老庄儒门说”、“儒道一家论”、“三教合一论”者,都是道家或杂家,包括儒门杂家、佛门杂家和道门杂家,不为儒家主流和历代圣贤所许可。包括韩愈、程朱、王阳明、王夫之、熊十力在内,历代大儒醇儒严辟佛道、严批老庄者众。有文章说王夫之“以同情庄子闻名”,说“三教合一”和“庄子儒门说”可以上溯到韩愈,都是昧于韩愈、王夫之学术更昧于儒学的门外乱谈。

 

“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不少佛道思想”这个观点很流行,其实是误会。宋儒受到佛道的严重刺激,根据时代的强烈需要,对性与天道作了比较集中全面透彻的阐述,但依据仍是四书五经,基本义理与孔孟一以贯之。对于儒家与佛道的区别,包括宋儒在内的唐朝以来历代大儒有大量著作文章阐说之。

 

“儒家对佛教(或道家)误解甚多”已成杂家老生常谈。对佛道两家持批判态度,是儒家主流和正宗。孔孟都曾严厉批判道家人物。佛教传入中土,历代儒家辟佛者众。宋以来,二程、朱熹、王阳明、王船山、熊十力诸大儒,皆深通佛道,而辟之皆严。认为历代圣贤大儒都误解佛道,暴露了杂家自以为是的轻浮狂妄。

 

佛教衰灭于印度而兴盛于中国,其实就是为儒家所救,中国以儒立国故。所有中华藩属国,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佛教普遍兴盛。此一现象足以证明,佛教自身不足以自我保护而有赖于儒家政治护法,为之提供平安健康地发展的历史平台。

 

在义理上,儒家与佛道不乏相通处,更多的是差别。三家有同有异,故可以求同可以辩异。然一味辩异而将三家割裂乃至敌对起来,一味求同而将三家等同和合一,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通者通之,异者异之,既不苟同,也不苟异。东海《三教不可合一论》即为此而作。

 

在政治和制度上,值得儒家参考借鉴的唯有自由主义。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是自由主义五个价值观,五者相辅相成而归于自由,以自由为主,为核心价值,民主、平等、人权、法治辅助之。如何安放自由理念,是时代摆在儒家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需要警惕两个偏见:一是完全否定其价值,将自由与儒家对立起来;二是视之为与五常道并驾齐驱的主要原则,甚至以之为第一原则,倡导“自由主义儒家”,夷王道德治为民主法治。殊不知,M路固是邪路、绝路,自由主义也是偏道、险道,唯有中华文化即仁本主义,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阳关大道。

 

对自由主义,最正确的做法是,价值上有所肯定,政治上有所吸收,以礼制自由超越法治自由。中华文化引领中国,中国就可以重建文明;中华文化主导世界,世界就可以实现大同。先为仁本主义争取引领中国的机会,进而取得人类文明的主导地位,是我们几代儒生的责任,也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2019-10-12

 

中华特色的哲学

 

有一篇网文题为《十大最令人抑郁的专业》,看到列为第一的是哲学,不由得失笑。哲学者,智慧之学也,应该是助人启智升德开心导乐的。如果哲学家连自己的烦恼都解决不了,还奢谈什么智慧。另外,东海有个判断:最令人抑郁的职业是m官。大批m官因为抑郁症而自杀就是铁证。

 

有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博士曰:“在我认识的天才里,没有一个不是痛苦和绝望的,包括我自己。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乐观开心,好好地当一个平凡人。”把“天才”换成“蠢材”,这句话就能成立。那些痛苦绝望的知识分子,包括西方诸多草菅己命的哲学家,无非读书读傻了的蠢材。

 

因清贫而痛苦的人,必然无德;因思想而痛苦的人,必然无智。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才是真正的学术。如果思想学术让学习者不亦苦乎,那一定有问题,或不真,是伪学术;或不正,是邪思想。伪学邪思最容易障碍良知本心,危害精神健康。而儒佛道正好相反,有助于道德提升和智慧开发,

 

儒佛道不是哲学,胜于哲学。或者说是中华特色的哲学,尤其是儒学,无与伦比的人道智慧,是人类和人道最高级、最圆满的智慧,包括成德成圣的道德智慧和建设王道、实现大同的政治智慧。个体归儒,可以做最好的人,圣贤;天下归仁儒,可以建设最好的社会,大同。

 

儒佛道三家都是智慧学,然侧重点不同。佛道虽然对人道有所关心,但立足点非人道,属于出世法,可称为出世之智慧。于个体不足以培养圣贤君子,于社会更不能建设王道礼制。唯立足于人道而上达天道的儒家,智慧最为中正,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道智慧,非佛道两家所能及也。

 

智慧有真伪正邪之别。伪智貌似智慧,其实愚蠢;邪智貌似聪明,其实邪恶。伪智邪智皆非智慧。西方一些所谓的哲学,其实是伪哲学,或伪或邪,让人愚昧化甚至邪恶化。真正的智慧又有高低之分。儒家智慧不仅真正,而且中正,大中至正,正确性、正义性、普适性至高无上。

 

关于佛教,太虚和尚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此言于佛教并不究竟。人格的核心是仁性,仁性的第一特征是健动,至诚无息,自强不息,而佛性的第一特征是涅槃空寂。成人是成仁,不是成佛。东海曰,仰止唯孔子,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仁成,是名真现实。这才是真实之理,究竟之言。

 

关于道家,道家学者、台湾林木乾先生发的一幅漫画:一个人站在谷底,人加谷等于俗;一个人站在山上,人加山等于仙。语曰: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然哉然哉,说得很好。格局太小正是世俗常态,希望儒门中一些人能够逐渐免俗,早日大起来。

 

儒道两家对格局的理解有所不同。道家侧重于超脱,认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故主张“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和光同尘,不追问是非对错。儒家则强调对是非、正邪、善恶、华夷、人禽、君子小人的明辨,主张择善固执、从善如流和过而改之,在大是大非上反对乡愿、和稀泥和折中主义。

 

至于西方的个人奋斗及竞争思想,虽与儒学不乏交集,但区别更大。西式的个人奋斗,旨在成名成家,把立业放在第一位;儒家的个人奋斗,强调道德挂帅,立德立功立言,把立德放在第一位。西方的竞争侧重于利益,儒家强调君子不争。争,也是文明之争,道义之争,为民为国为天下而争。2019-10-12 

 

不生不灭与生生不息

 

佛教不生不灭和儒家的生生不息,讲的都是第一义,都是指“性与天道”即宇宙本体和生命本性,宇宙生命的本质。不灭,两家所近(不息与不灭近义);生生与不生,两家所异。这是两家最根本的不同。

 

儒家以生生为“性与天道”、即太极的根本特征、第一特征。这里来不得丝毫异议。这里说不生,大本已失,其它层面再怎么说生,说入世入地狱,说不入涅槃,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说乘愿重来,无补根本矣。当然,这正是出世法的特点。唯有不生,才有涅槃寂静可言。佛教有耽空滞寂之弊,根源在此。

 

或谓佛教“耽空滞寂的空为断灭空,非究竟了义的自性空。耽空滞寂不乏其人,咎不在法。”又说:“从经世致用的角度看,空门确有耽空滞寂的流弊,但绝非释迦本怀,否则普贤、地藏、观音的大行大愿就成空话了。”

 

这两句话自我矛盾。盖体用不二,体全则用大,体大则用全,如果作用有缺,就反证本体不足,不大不全。换言之,一种学说,没有外王之学,不通外王之道,不能建设王道,其内圣之学、内圣之道必然有限。耽空滞寂是否释迦本怀,不敢妄测,但这个弊端却是佛教从理论到实践都未能避免的,小乘中乘大乘最上乘,初教熟教终教顿教圆教,皆有此弊,没有例外。

 

某些儒者道及高处,也有类似之弊,滞于静。程颐说:

 

“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人说‘《复》,其见天地之心’,皆以谓至静能见天地之心,非也。《复》之卦,下面一画,便是动也,安得谓之静?自古儒者皆言静见天地之心,唯某言动而见天地之心。”(《陈氏易传》)

 

天地之心即天道,于人而言为天命之性,即天性、本性、仁性。“性与天道”非动非静,超越动静,动静合一,阴阳合一, 而动之端更为根本。如张载所说:“此动是静中之动,静中之动,动而不穷,又有甚首尾起灭?”(《横渠易说·上经》)某些儒者“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病在滞静。儒佛不同在于,佛教偏在学,儒家偏在人,是某些儒者个人认识出偏而非儒学本身有偏。

 

注意,程颐“自古儒者皆言静见天地之心,唯某言动而见天地之心”这句话,指斥的是“非知道者”,可不是圣贤圣经。《易经》说“天行健”,“生生之为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至诚无息”云云,都能准确地把握健动生生这一宇宙生命的本质特征。

 

道家之弊与佛教近似,耽虚滞静。“言静见天地之心”的自古儒者,往往深受道家影响,例如王弼。王弼以老解《易》,注《复·彖》说:“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以“寂然至无”为宇宙天地之本,明显滞于静寂,曾受到苏舜钦的批评。苏舜钦说: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王弼解云,复者反本之谓,天地以本为心,寂然至无,是其本也,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矣。予窃惑焉,夫复也者,以一阳始生而得名也,《象》曰“刚反”,又曰“刚长”,安得谓寂然至无耶,安得谓动息耶?《象》曰“雷在地中,复”,雷者阳物也,动物也,今在地中,则是有阳动之象也,辅嗣昧于卦之体,乃以寂然至无为复,斯失之矣!”(清李光地《周易折中》)

 

苏舜钦依据《复》卦卦象卦体对王弼“寂然至无”作出批驳,理由充足。欲全面准确地抓住“天地之心”这头大象,希圣希天,非由此门并登堂入室不可。2019-10-12 

 

憨山论三家高下

 

或责东海对儒佛道强分高下。分高下固然,非强也,如理如实而判别。其实,对三家真正无别无异、完全平等看待的学者,古今罕见。主张三教合一者,大多有各有立场,各有所高所主。

 

例如佛教的憨山和尚,对儒佛研究颇为深入,态度最为重视。他有一句名言:“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知此可与言学矣。”又说:“愚意孔老即佛之化身也。后世学佛之徒,若不知老,则直管往虚空里看将去,目前法法都是障碍,事事不得解脱;若不知孔子,单单将佛法去涉世,决不知世道人情,逢人便说玄妙,如卖死猫头,一毫没用处。”

 

但是,憨山认为三家“体用皆同,但有浅深小大之不同耳。”其实就是三家境界高低有别。他将孔子、老子分别判为人乘之圣、天乘之圣,释迦为最上之佛乘,能人能天之圣。他说:“孔助于戒,以其严于治身;老助于定,以其精于忘我。二圣之学与佛相须而为用。执孔者涉因缘,执老者堕自然,要皆未离识性,不能究竟一心故也。佛则离心意识。”

 

他认为,孔子能破前六识分别邪妄之思,却执着于七识生计之体;老子能破七识,却又执着于八识精明之体。两者皆未离识性,不能究竟一心。唯佛离心意识,为三教究竟。(详见憨山《观老庄影响论》《老子道德经憨山注》)

 

这都是立足于佛教、以佛法为标准的批评。老子如何姑不论,孔子体“性与天道”之全,“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吾道一以贯之”,思想究竟,德行圆满,不心意识而究竟一心。非佛门杂家所能知也。

 

憨山说:“孔圣若不知老子,决不快活;若不知佛,决不奈烦。老子若不知孔,决不口口说无为而治;若不知佛,决不能以慈悲为宝。佛若不经世,决不在世间教化众生。”

 

东海曰:这是强作孔圣之解人。我肯定,孔子若不知老子,照样快活,有孔颜之乐可证。孔子不知佛,照样奈烦。孔子生平何尝不耐烦?他自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又言:“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佛徒自以为是,师心自用,妄测圣心,可博君子一笑。2019-10-9

 

佛者,弗人也

 

佛者,弗人也。何谓也?莲池大师解释如下:

 

“俗言“佛”字从“弗”从“人”,盖弗人也。以其弃国无君,辞亲无父,不娶无子,洁其身而乱大伦,非人之道,不可施之中国,此讹也。弗人则诚弗人,而所以“弗”者,非子之云也。断人所不能断之惑,证人所不能证之智,行人所不能行之行。是故尧、舜、周、孔者,人之圣。佛也者,圣之圣也。圣且不足以名之,况可谓之人乎?日、月、四王乃至无色者,对人而称天。佛也者,对天而称天者也。天且不足以名之,况可谓之人乎?“佛”为“弗人”,其义如是。尝统论三教,“儒”从“需”从“人”,不躁妄之谓“需”,儒盖从容乎礼法人也;“仙”从“山”从“人”,离市井之谓“山”,仙盖逍遥乎物外人也。不可之谓“弗”。二教虽高,犹可名人。佛者出四生、超三界,不可以人名也。以上姑就子问。实则“佛”是梵语,此云“觉”,奚取于“弗人”?”(云栖袾宏《正讹集》)

 

但我更认同被莲池大师所否定的俗言,即“佛字从弗从人,盖弗人也。以其弃国无君,辞亲无父,不娶无子,洁其身而乱大伦,非人之道,不可施之中国”云。从根本上说,佛教不强调五常,不重视五伦,不得人道之常,不妨自由信奉,不宜施之政治。这是佛教作为出世法的特质所决定的,不以某些佛徒的意志为转移也。“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原是《论语》中子路批评隐士荷蓧丈人之语,用于佛教,也颇恰切。

 

“佛者弗人也”可以有两层义。一、非人道。佛教以出离人间、出离三界为追求,立足点不在人道;二、有反人生倾向。这是熊十力先生的观点。熊先生的《体用论》根据生生不息、至诚无息的儒理,指出宇宙万象和人生都是真实不虚、生生活跃的,批评了佛家毁宇宙、反人生之理路。

 

熊先生《新唯识论》认为,佛教终不离宗教反人生之倾向,由其道,人类决不能对自家生命有正常的体认,人类生活力,对现实世界创造的兴趣与毅力,都得不到正常发展。(大意)我与熊先生。以上两层义,相辅相成,同归于“弗人”。这两层义从莲池大师对“佛者弗人也”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出来。2019-10-10

 

东海判教的原则和方法

 

古今中西各种思想文化体系,都可称为异端,异乎仁义之道故。立足于儒家立场观点方法,对各种异端进行剖析类别,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谓之判教。是是肯定,非是否定,善是赞扬,恶是批判。肯定赞扬统称收,否定批判统称破。

 

东海判教的原则是四个字:如理如实。如理是符合儒理易理天理,道理最大,不论其它,如实是符合所判之教的事实,既不虚美苟誉,随意附和,曲意逢迎;也不妄批苟毁,刻意标新立异、矜奇创异、恶意攻击。

 

韩愈说:“古之道,不苟誉毁于人。”不苟誉毁是古之道,即君子之道,亦东海的自我要求。曾有一联自勉曰:君子于言无所苟,大人处世要全真。这是对良知、对真理、对孔孟、对天下后世负责,也是希天希圣的必须。希望自己成德成圣,就必须一言不苟,没有丝毫的客气、俗气和苟且。

 

判教方式有四:其一、亦破亦收,这是对待良性异端的方法,对佛道和自由主义便是如此;其二、有破无收,这是对待恶性异端的方法,对秦法家、拜上帝会、m学m思便是如此;其三、不破不收,这是对待已经死亡或影响微弱的学派宗派之法。

 

东海生平弘儒辟邪,并广判古今中西各门各派。始终要求自己,不符合中道立场的话不说,没有把握的思想观点不说,不了解真相的事情不说。会尽量深入浅出,但不会考虑别人理不理解认不认同,多少人理解认同。中道而立,能者从之。知我罪我,付诸天下后世公论。2019-10-12

 

儒门原无漏,漏者自不知

 

老象《儒门三漏》,批判儒家一漏经济、二漏法治、三漏科学。只看小标题,就知道这是违背了儒家的思想理论、政治实践和历史事实的外行话。

 

首先,儒家全体大用,强调经世致用、经世济民---这也是经济一词的原义。经济之法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包括道德、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又包括经济制度和各种富民惠民政策。外王学完全涵盖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

 

历代儒家王朝兴盛之时,无不经济高度繁荣,人民富裕幸福。我在《中华历史精神》一书中曾指出,依照儒家高标准,历史上很多衰世或平世,亦丝毫不逊于西方历史上的盛世。这都是儒家经济学的功劳。

 

熊彼特先生认为四大轴心文明中只有儒家存在经济学思想。前清进士陈焕章博士在其《孔门理财学》)一书对儒家经济学思想做了系统的整理。此书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分别讨论了孔子和儒家的一般经济学说及其在消费、生产、公共财产方面的思想。此书被称为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是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学科论著中的最早一部名著”(胡寄窗:《中国近代思想史大纲》)。当时著名的汉学教授施格所作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了陈采用西方经济学框架对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所做的精湛研究。

 

其次,儒家不是法治,胜于法治。德治是德主刑辅,礼制是礼乐刑政。刑就是刑法、法律。历代史书都辟有《刑法志》,历代儒家王朝都非常重视法律建设,形成了道德挂帅、源远流长、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中华法系不但对古代中国影响深远,对中华文明圈各国的司法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然,古代礼制及其法律有其历史局限性。如果一定要将古代礼法和现代民主法治比较,认为德治不如法治,那只能说明自己太缺乏历史意识和时间观念。

 

第三,儒学是道德学和政治学,并非分科而学之科学,但又充满科学精神。《大学》以“格物致知”为先。中格物致知和儒经中开物成务、制器利用、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等等话语,都承载着强烈的科学精神。

 

《大禹谟》强调“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利用”即利物之用,属生产和科技范畴。《易经系辞下》介绍了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等历代圣王重视科技研究、物质开发以利益人民的事迹。从《考工记》又可知儒家对自然科学和生产劳动的定位。

 

正因为儒家充满科学精神,古代科技水平超前,科技硕果累累。有人认为宋代是历史上格物精神最发达的时代。其实元代整体上政治品格固然不如宋朝,但论格物精神之充沛,科技方面的发展,比起宋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天文历法、数学、农牧业、医药学、食疗养生学、地理学、建筑学等等方面,元朝无不成就辉煌。

 

关于儒家文化饱满的科学精神和对科学技术巨大的促进作用,东海《中华历史精神》第五篇《历史的动力》第三章《儒家促进科技》中有详细介绍,兹不赘。

 

据介绍,《剑桥科学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中关于“中国科学”一章,系统论及了中国人的阴阳五行观念和整体性观念、中国古代数学(数字系统、算术、几何、代数)、天文学、地球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和农业科学以及医学,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涉及领域之广大和深入,所取得的成果,都是不可忽视的。并特别指出中国的医学和中国科学的其它方面一样,达到了预防和治疗的很高水平。该书的结论为:中国科学在很早的年代里,就在许多领域中达到了等于或者超过1500年后欧洲的知识水平。

 

另外,如果将科学这个概念扩大一点,儒学也可以称为是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社会科学)。我在《道德科学初论》中指出:

 

佛道两家作为道德学,认知有偏,科学性不足,可以用于修身,但不足以格物致知和齐家治国平天下。唯儒家对道德的认知最为中正,最富有科学性,是最好的道德学,名副其实的道德科学,用于指导人生实践、社会实践和科学实践,用于指导政治、制度文明和物质科技文明建设,都很妥当,都有必要。化用《中庸》的话说,唯儒家为能成天下至诚,为能尽己之性人之性和物之性。

 

综上可见,说儒门三漏,恰恰是作者学术有三漏或见识三弊,对儒家思想、精神及历史实践缺乏常识性了解,误解偏见多多,情绪意气深深。略懂儒学者,不难知其误。拙文仅对所谓的儒门三漏略作回应,余不一一。

 

其实,把标题换成佛门三漏,倒是恰恰好。正如老象所说:“佛教虽不弃世法而更重超越轮回之出世间法,对世间琐事幻法多无兴趣!”无兴趣自然就不会认真研究深入实践之。说佛家不明经济不能法治没有科学精神,纵释迦重来,当无可辩解也。2019-10-13余东海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