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太宰纯增注《孔子家语》校点本前言

栏目:书评读感
发布时间:2019-10-17 01:02:05
标签:《孔子家语》
宋立林

作者简介:宋立林,男,字逸民,号瘦竹,别署朴舒子,西历一九七八年生,山东夏津人。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孔子与中国文化研究室主任,曲阜师范大学国学院学术部副主任,济宁周易学会副会长。曾任《孔子文化》创办人、主编,《孔子文化研究》编辑,洙泗讲堂召集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孔子与早期儒学、儒家学术史研究、儒家哲学。致力于孔子与儒家文化的弘扬和普及,尤倾力于乡村儒学运动。主要著作有:《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孔子文化十五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

太宰纯增注《孔子家语》校点本前言

作者: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九月十八日丙戌

          耶稣2019年10月16日

 

 

 

《孔子家语》,是记载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行的重要典籍,但是其命运,与同类的《论语》真可谓有天壤之别。其命运可谓多舛,其身份甚至也屡遭质疑,清代尤其是民国以来的学者提到它,往往径以“伪书”视之。《家语》为伪书,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似乎是“铁板钉钉”的事,容不得任何人提出异议!如果谁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家语》的材料,我们的辨伪学家或文献学家就会“嗤之以鼻”。

 

《家语》命途之多舛,盖缘于其身世之扑朔迷离。然而,随着大量出土简帛文献的问世,此一扑朔之身世、多舛之命运,将得一揭秘之契机,其文献价值、思想意义,亦将随之凸显。因《家语》一书身世复杂,世人对之多感陌生,或受流俗之见,以为伪书不足观,故需详叙其原委,俾使该书之价值能重为世人所了解。

 

《孔子家语》,又称《孔氏家语》,简称《家语》,与《论语》一样,是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学的重要资料。今本为十卷、四十四篇,全书共五万七千馀字,字数是《论语》的数倍之多。该书所记为孔子与门弟子、当时君卿大夫及时人问对言语,及有关孔子身世、家世、求学、为政、施教的记载,内容丰富,对于全面了解孔子思想及早期儒学,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有学者称其为“孔子研究第一书”,绝非虚夸之词。

 

《家语》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在“六艺略”之《论语》“十二家”之中:“《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隋书·经籍志》亦著录于经部,列《论语》类,为二十一卷,并云:“《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旧唐书·经籍志》亦收在“甲部”即“经部”《论语》“三十六家”,著录为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同。由此看来,自古学者皆将《家语》视为《论语》一类,《家语》与《论语》关系之密切,可想而知。日本学者太宰纯对此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昔者左丘明取鲁国简牍记以为《春秋传》,又录其异闻,兼摭诸国遗事,以为外传,命之曰《国语》。仲尼门人录仲尼言语行事及门人问对论议之语,命之曰《家语》,琴张、原思等取《家语》中纯粹正实者而修其文,以为《论语》。是《论语》之与《家语》,犹《春秋》内外传也。”应该说,太宰纯的此一看法是深刻的。

 

《孔子家语》的成书和流传,因为“文献不足”,长期以来,学者们无从梳理清楚。不过,根据《家语后序》、王肃《序》的记载,再综合其他文献记载,大体上可以梳理出这样一个脉络。

 

孔安国《家语后序》说:《家语》所记乃“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一说法是可靠的。也就是说,《家语》的材料,与《论语》是一样的,皆是弟子所记录。

 

众所周知,在春秋末年、战国初年的文化巨人之中,留下相关记载最丰富的还是要数孔子。即使我们不去认可孔子作《春秋》、《易传》,仅仅《论语》一书的分量也要超出《老子》五千言两倍之多。更遑论留存在《孔子家语》、大小戴《礼记》、《孝经》、《左传》、《孟子》、《荀子》、《韩诗外传》、《说苑》、《孔丛子》和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易传》、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竹书之中的大量孔子遗说了。

 

人们也许会好奇,数量如此可观的孔子遗说资料,是如何被记录、流传下来的呢?其实,这主要得益于孔门的优良传统。孔子强调“述而不作”,重视古代典籍的整理与传授,故而孔门形成了一种重视历史、重视文献、同时注重记录的风气。孔子对于一些重要的观点、思想时常提醒弟子记录,而弟子对于老师的很多嘉言懿行,也往往有随时记录或事后补记的习惯。故而,我们在文献中经常看到孔门弟子“退而记之”、“书诸绅”等类似记载。甚至,在孔门之中,还有一种近乎“制度化”的措施,类似于王官中的史官。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史官记史的传统发达。七十子记载孔子言行,应该是对古代史官记言记事传统的继承或仿效。据《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记载,“叔仲会,鲁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岁,与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这一段记载,在《史记索隐》所引《家语》记为“二孺子俱执笔迭侍于夫子。”虽然这则材料尚属孤证,但我们可以猜测,孔门可能有让年轻的学生负责记录孔门事务的规矩,这有点像史官制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而所有这些,正是孔子遗说得以留存的前提所在。

 

比如《论语》,就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而成;再如《孔子家语》,据孔安国所说,“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可见,孔子的这些“谈话记录”大都出自孔子弟子之手。当然,孔子与各国君主、卿大夫的对话,也有可能由史官等记录下来,流传下来,然后为孔门后学整理进儒家典籍之中,成为孔子遗说的一部分。从文献的记载看,孔子遗说绝大部分应该都属于七十子及其后学所记,而且孔子弟子记录整理孔子遗言也有明确记载。

 

不过,《家语》与《论语》又有明显的差异。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便是在《论语》中大都是“语录”,往往缺乏言语、对话的具体背景,而在《家语》中,则往往“有头有尾”,故事记载较为完整,有似于“实录”。这恰恰印证了《家语后序》所谓“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的说法。

 

 

 

据笔者对《论语》与新出简帛文献的比勘,我们认为,《论语》是对孔子弟子所记原始笔记的基础上经过精心加工、润色而成,是精中选精的结果,故并非原始记录。之所以精选、编纂《论语》这样一部“语录”,孔门弟子后学们是有着特殊用意的。古代《论语》基本上都是八寸亦即一尺之简,这绝不意味着《论语》的地位很低,而是别有原因,正如王充《论衡•正说篇》中所说:“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南朝皇侃《论语义疏自序》认为孔子弟子整理《论语》,目的在于“弟上以尊仰圣师,下则垂轨万代”。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则云:“夫子既终,微言已绝。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辑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从上述记述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孔门弟子及后学编纂《论语》有着明显的编纂目的:即保存整理孔子遗言,以纪念老师孔子,并使之能最大范围内影响孔门后学并流传后世。

 

在编纂目的上,《孔子家语》与《论语》有同有异,故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特征。其相同之处在于,二书的编纂皆是出于纪念、保存孔子遗说;不同处在于,精选出《论语》是作为便于流通,而汇编《家语》则是为了更好更完整地保存孔子遗说的丰富性和原始性。

 

那么,《家语》一书何以命名?蒙文通先生有这样一个说法,诸侯国史称《春秋》,大夫家史也称《春秋》。诸侯国史称《国语》,则大夫家史自可称为《家语》。《孔子家语》便是显例。《孔子家语》不仅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而且还见称于《严氏春秋》,说明其确为先秦旧籍。就《孔子家语》一书的内容分析,显然是介于《晏子春秋》与《吕氏春秋》之间的作品。换句话说,也就是介于家史与诸子之间的作品。这一说法极具启发性。据此,“家语”二字是相对于“国语”而言,意指大夫家史。揆诸《家语》,该书包括孔子家世、生平事迹、思想言论、弟子小传、弟子言辞等,与所谓“大夫家史”正相吻合。

 

至于是谁主持编纂了《家语》一书,则事无明文。我们知道,《论语》的编纂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但应该有一个或几个主持之人。我们认为,曾子弟子、孔子裔孙、战国大儒子思最后主持编纂《论语》的可能性最大。对于《家语》的编纂,也有学者推测出于子思,这是极有可能的。不过,子思对《家语》这一次编纂,恐怕也是初步汇编而已,其实谈不上“编纂”。这批材料在孔门中得以保存并流传。因为内容丰富,字数众多,传抄匪易,故而可以推想,《家语》流传的范围并不广。

 

据孔安国《序》所说,战国后期,荀子作为一代儒宗,留意于孔子遗说的保存,我们今日得见《孔子家语》,不能不归功于荀子!他在入秦时,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献给秦昭王。这是《家语》在秦国流传的开始。后来因为与诸子同列,故而在始皇焚书时得以幸免。汉高祖克秦,这批“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的珍贵文献被其“悉敛得之”,这批文献遂为汉秘府所存。后为吕后取而藏之,吕氏被诛亡以后,《家语》散入民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辄异辞”。民间遂出现了《家语》的多种抄本。汉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遗书,当时的京师士大夫纷纷献书,这批《孔子家语》文献也重被献上,但是“与诸国事及七十二子辞,妄相错杂”,最终“与《曲礼》众篇乱简,合而藏之秘府”。

 

孔安国是孔子后裔,生活在西汉景帝、武帝时期,是汉代有名的经学大师。其从兄孔臧曾在《与子琳书》中称赞其“明达渊博,雅学绝伦,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动遵礼法,少小长操”,其孙孔衍在给皇帝奏言中赞美他“以经学为名,以儒雅为官,赞明道义,见称前朝”。由于孔安国精通《尚书》学,为武帝时经学博士,四十岁时任谏大夫、博士,后迁任侍中、博士。天汉年间,景帝末年孔壁所出古文书全部被孔安国得到,他对之进行整理,尤其是对古文《论语》、《孝经》、《尚书》进行考论、训释、解读,并奉命写成《古文论语训》、《孝经传》、《尚书传》等著作,上奏朝廷,惜因巫蛊之事,立《古文尚书》等于学官一事被耽搁下来,竟不了了之。

 

安国出于对先祖孔子的尊敬,“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灭”,为保护这些面临散乱、泯灭的孔子遗说资料,他“因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在“抄录”这批竹简之后,他做了更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撰集”——“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完成了《家语》的编纂,《家语》基本定型。遂将这部记录孔子言行的重要典籍献于朝廷,希望能与《论语》一样立于学官,惜因各种因素没有实现。不过,汉代秘府中应保存有安国整理的《家语》。

 

在此情形下,《家语》只能在孔氏家族中以“家学”形式传承。安国之后,其孙孔衍希望朝廷“记录别见”未成,《家语》自然仍以家学传承。直到三国时期的孔猛之时,《孔子家语》“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历史才得以结束。

 

 

 

在《孔子家语》的流传史上,三国时期的经学大师王肃是个不得不提的人物。王肃对于《家语》的贡献,就是为之作注。而王肃之所以有此机缘,据其《家语序》云:“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王肃发现,该书与自己所论“有若重规叠矩”,故十分重视,于是对之进行注解。

 

据《隋志》,“《孔子家语》二十一卷,王肃解。”综观《家语》四十四篇,其中十二篇篇名有“解”字,如《大婚解》、《儒行解》、《七十二弟子解》等,为全书四分之一强。《家语》篇名带有“解”字,恐是出于王肃之手。《逸周书》各篇篇名基本有“解”字,《管子》也有多篇以“解”冠名者。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谓,《逸周书》所谓“解”,乃是“章”、“篇”之义,非“解说”的意思。他还说:“《家语》中称‘解’者十篇,盖仍古书之旧目也,与此同例。”不过,多数学者认为《逸周书》各篇“解”字恐是孔晁作注时所加。对于《家语》各篇“解”字,在《家语》王肃序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点线索。据王肃《家语序》:“斯皆圣人实事之论,而恐其将绝,故特为解,以贻好事之君子。”这与《隋志》著录一致。不过在后来流传过程中,一般都标明《家语》为王肃“注”,而不是王肃“解”,以至于很多人对此有所误解。

 

王肃,字子雍,东海郡人(今山东省郯城县),生于会稽。十八岁时,跟随大儒宋忠学习扬雄《太玄》。魏文帝黄初年间,任散骑黄门侍郎。太和二年,其父王朗去世后,王肃嗣爵。次年,拜散骑常侍。后王肃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正始元年(240年),王肃出为广平太守。不久因公事徵还,拜为议郎。很快迁升为侍中,太常,后徙河南尹。嘉平六年(254年),持节兼太常。后迁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户。甘露元年(256年)去世,其门生缞绖者以百数。追赠卫将军,谥曰景侯。

 

王肃经学造诣极高,其易学、书学、诗学、三礼学、春秋学、孝经学、论语学,均有发明。王肃受家学影响,得到荆州学派的精神,且精通贾逵、马融之学,对当时盛极一时的郑学十分不满。

 

郑玄是今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学徒相随有数百千人,名噪当时。《后汉书》本传载:“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范晔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甚至当时流传着“宁疑孔孟误,不言郑服非”的谚语。在这种背景下,王肃发起了对郑学的挑战。

 

王肃反对郑玄主要采取了几种方式。一是撰《圣证论》“以讥短玄”,一是撰《尚书驳议》、《毛诗义驳》、《毛诗问难》、《毛诗奏事》以难郑,一是借注解《孔子家语》以驳斥郑玄。王肃在《家语序》中自陈:“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人。乃慨然而叹曰:予岂好难哉?予不得已也。圣人之门,方壅不通,孔氏之路,积棘充焉,岂得不开而避之哉?若无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经礼申明其义,及朝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而予从猛得斯论,以明相与孔氏之无违也。斯皆圣人实事之论,而恐其将绝,故特为之解,以贻好事之君子。”

 

据统计,王肃著作有20多种,190多卷,这些著述奠定了其在汉魏之际的经学大师地位。王肃这些经典注解及王朗《易传》,在晋代列于学官,成为官学,盛行一时。然而,也正由于王肃与司马氏关系密切,加之他积极反郑,因而从宋代疑古思潮兴起以后,王肃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人们对王肃的评价变得极低,至清代皮锡瑞更是将王肃与刘歆并称为“经学之大蠧”。

 

王肃经注和著作除《孔子家语注》外大都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和严可均《三国六朝文》分别辑有其佚文和奏疏。且不论王肃之学得失,但就《家语》一书而言,其功劳颇巨。王肃为《家语》注解凡1068条,具体内容涉及地方、人物、器物、典章礼制及字词释义。由于王肃作注解,《家语》一书得以公开传播于世,结束了“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尴尬命运。此后,王肃所注《家语》在社会上长期流传,诸多著作引用《家语》,基本上承认其价值。如《南齐书》、《魏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都曾引用《家语》,《史记》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骃的《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也都引用《家语》,特别是司马贞的《索隐》更是大量引用《家语》以注《史记》。

 

王肃凭借其自身学术影响力和特殊地位,其经注立于学官,形成了所谓“王学”,与汉末以来盛极一时的郑学相颉颃。然而,作为郑玄传人,对王学自然非常敌视,双方开始互相攻击。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家语》的真伪。从宋代开始,疑古思潮盛行,《家语》伪书说逐渐定型。近代以降,古史辨派大扇疑古之风,《家语》便成了“赝中尤其赝者”。可见,《家语》从魏晋时期正式流传于世,所要经历的便是多舛的命运。

 

最早向王肃和《家语》发难的是服膺郑学的马昭。《孔子家语注》甫一行世,郑玄后学马昭就立刻攻击王肃增加了《家语》,给今本《家语》蒙上一层阴影:《礼记•乐记》“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郑注:“南风,长养之风也,以言父母之长养也。其词未闻”。孔颖达疏曰:“案:《圣证论》引《尸子》及《孔子家语》难郑云:‘昔者舜弹五弦之琴,其辞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郑云其辞未闻,失其义也。’今案马昭云:‘《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又《尸子》杂说,不可取证正经,故言未闻也。’”《通典》卷九十一还引马昭曰:“《孔子家语》之言,固所未信。”

 

此后类似观点,颇不少见。其实,我们不用一一反驳,只消举个例子。在《家语注》中,王肃对《家语》的记载表示怀疑或勘正的共有19处。如《王言解》,原文为“千步为井,三井而埒”,王肃据前后文注曰:“此说里数,不可以言井,井自方里之名。疑此误。”又如《六本》:“荣声期行乎郕之野”,王肃注:“声,宜为启。或曰荣益期也。”在王肃所注解的其它书籍中,有与《家语》记载不同者,如《家语•郊问》记载孔子主张鲁惟一郊。而《礼记•郊特牲》孔颖达疏曰:“鲁之郊祭,师说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肃之说,以鲁冬至郊天,而建寅之月又郊以祈谷。”《家语》所记与王肃观点截然不同。又如庙制,《家语•庙制》曰:“天子立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七。”郑玄认为天子七庙,太祖庙一,文王、武王庙各一,亦即二祧,亲庙四,合而为七庙。王肃在《圣证论》中,以为二祧者为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加上太祖及四亲庙为七庙。文王、武王之庙在七庙之外。按王肃说,则天子应有九庙。这显然与《家语》记载亦不一致。试问,如果王肃“伪造”或“增删”《家语》而专与郑玄作对,他为什么还要假造对自己论点不利之材料?他何不将《家语》中不利于自己的关键材料直接删除?

 

至唐,颜师古在为《汉志》作注时说:“非今所有《孔子家语》”。根据《隋志》记载,《家语》是“二十一卷”,这与《汉志》所载“二十七卷”本似乎明显不同,故颜师古判定“非今所有”。对此学者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颜师古的这一说法恐为臆断之词,并无坚强证据佐证,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宋代,学界疑经思潮大兴,受此影响,《孔子家语》也成为反思讨论的对象。王柏《家语考》是第一篇全面考察《家语》源流、真伪的文章。他说:“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四十四篇之《孔子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孔安国之名,孔衍之序,亦王肃自伪也。”他相信曾经有一部真的《家语》,不过该书的命运很惨:“《家语》之书,洙泗之嫡传也,不幸经五变矣:一变于秦,再变于汉,三变于大戴,四变于小戴,五变于王肃。洙泗之流风余韵,寂然不复存。”

 

 

 

在宋代也有人对《家语》持肯定态度。如朱熹曾经以《家语》与《中庸》进行比较,朱熹曰:“《孔子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王肃所作。”又曰:“《孔子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朱子后学黄震亦认为:“孔子之言,散见于经,不独《论语》也。他如《庄》《荀》诸书,以及诸子百家,亦多传述。第记载不同,辞气顿异,往往各有所记者之口吻,几有毫厘千里之谬。至《家语》莫考纂述何人,相传为孔子遗书。观《相鲁》、《儒行》及《论礼》等篇,揆诸圣经,若出一辙。乃各篇中似尚有可疑处,盖传闻异辞,述所传闻又异辞,其间记载之不同,亦无足怪。或有竟疑是书为汉人伪托,此又不然,然尽信为圣人之言,则亦泥古太甚矣。去圣已远,何从质证?”叶适也说:“《孔子家语》四十四篇,虽安国撰次,按《后序》,实孔氏诸弟子旧所集录,与《论语》、《孝经》并时,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曰《孔子家语》。”又说:“《孔子家语》汉初已流布人间,又经安国撰定。”再如史绳祖在《学斋占毕》中列出“成王冠颂”条予以考辨,认为《家语》用词较古,认为《家语》非伪。

 

王肃注本《家语》在宋代流传,大体有蜀大字本、监本和建本三个系统,然逮至蒙元,情况发生变化。宋本流传渐稀,而王广谋《新刊标题句解孔子家语》三卷自元代中期却多次刊行。明初以降,宋本流传极稀,甚至学者以为此本世间无存,转将王广谋本视为今本。但是,王广谋本乃“删削割裂”而成,明何孟春评论其“注庸陋荒昧,无所发明,何足与语于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略,复不满人意,可恨哉”!他指责“今本而不同于唐,未必非广谋之妄庸,有所删除而致然也”。他认为王广谋本“同事异辞,灭源存末,乱于人手,不啻在汉而已”。这个看法,与当时大儒王鏊“今本为近世妄庸所删削也”的评价基本一致。

 

何孟春,字子元,号燕泉,湖北郴州(今属湖南)人。其人博究经史,学识闳深。他虽不满意于《句解》本,也未能获见王肃注《家语》,只能在王广谋基础上补注《家语》。毛晋评价说:“即何氏所注,亦是暗中摸索,疵病甚多,未必贤于王陆二家也。”四库馆臣则云:“其考订补缀不为无功,而由未见肃注,故臆测亦所不免。……至近本所校补孟春阙误凡数百条,皆引据精确,则孟春是注之舛漏抑可知矣。”不过何孟春对《家语》的看法,基本上算是持平之论。何氏认为《家语》一书,“《六经》外,《孝经》、《论语》后,幸存此书,奈之何使其汶汶而可也?此书肃谓其烦而不要,大儒者朱子亦曰杂而不纯。然实自夫子本旨,固当时书也,而吾何可忽焉而莫之重耶?”他认为“《论语》出圣门高弟记录,正实而切事者,……《论语》且有不可信者矣,吾又何得以此书之不可信者,而并疑其馀之可信者哉?学者就其所见,而求其论于至当之地,斯善学者之益也。”

 

尽管在明代宋本《家语》十分罕见,但却并未绝迹。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两个版本的王肃注本《家语》,其一是黄鲁曾的覆宋本,一个是毛晋汲古阁刻本。

 

黄鲁曾,字得之,一字德之,号中南山人,明代藏书家。正德丙子(1516年)举人。黄鲁曾在其《孔子家语后序》中曰:“孔氏独多述作,自《鲁论》、《齐论》,言之又有《家语》,疑多鲤、伋所记,并门人先后杂附之者,要之咸孔子之意也。……此书虽若言之广且曲,道则载焉。”对于王肃注本《家语》,黄鲁曾非常重视。他说:“今考之《艺文志》,有二十一卷,王肃所注。何乃至宋人梓传者止十卷?已亡其太半。如由混简错祑,则又不可分析。比之王广谋句解者,又止三卷。近何氏孟春所注,则卷虽盈于前本,而文多不齐。余颇惜王肃所注之少播于世,力求宋刻者而校仇之,仅得十之七八,虽宋刻亦有讹谬者也。”确实,黄鲁曾本多有脱略,尤其是《曲礼公西赤问》一篇脱略尤甚,且《曲礼子夏问》错简严重。不过,黄鲁曾本在民国时期被收入《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得以广泛流通,影响较大。

 

毛晋汲古阁本《家语》,得之偶然,确属幸事。他在《家语》跋语中说:“嗟乎!是书之亡久矣。一亡于胜国王氏,其病在割裂;一亡于包山陆氏,其病在倒颠。……忽丁卯秋,吴兴贾人持一编至,乃北宋板王肃注本子。大书深刻,与今本迥异,惜二卷十六叶已前,皆已蠹蚀,因复向先圣,焚香叩首,愿窥全豹。幸己卯春,从锡山酒家,复覯一函,冠冕岿然,亦宋刻王氏注也。所逸者仅末二卷。余不觉合掌顿足,急倩能书者,一补其首,一补其尾,二册俨然双璧矣。纵未必夫子旧堂壁中故物,已不失王肃本注矣。三百年割裂颠倒之纷纷,一旦而垂绅正笏于夫子庙堂之上矣。”因此,较之他版,汲古阁本堪称“全帙”“完璧”,但是实际上,汲古阁本的错讹之处依然甚夥。此本后收入《四库全书》。

 

除此之外,在明代还有其他几种《家语》本子,比如陆治本、吴嘉谟本、陈际泰本、路一麟本、邹德溥本、周宗建本等,多非王肃注本系统,且缺漏甚巨,其价值与影响皆不及黄本及毛本。

 

有清一代,在朴学的风气之下,《家语》研究再次受到疑古思潮影响,《家语》伪书说得到巩固。孙志祖、范家相、姚际恒、崔述、皮锡瑞、王聘珍、丁晏及四库馆臣等学者在提及《家语》时,往往径直归为“伪书”,也有一些学者如钱馥、沈钦韩、刘熙载等则持“王肃增加说”。范家相《家语证伪》、孙志祖《家语疏证》、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是清代《家语》考证的三部最重要著作,前二者认定《家语》为伪,而陈士珂则与之相反。陈诗在《孔子家语疏证序》中转引陈士珂的话:“夫事必两证而是非明,小颜既未见安国旧本,即安知今本之非是乎?且予观周末汉初诸子,其称述孔子之言,类多彼此互见,损益成文,甚至有问答之词,主名各别,如《南华》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恶,时时有之,然其书并行,至于今不废,何独于是编而疑之也?”

 

“伪书说”无疑是清人对《家语》认识的主流,这一观点在近代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不过,随着大量出土简帛文献的问世,人们对于古代典籍的成书与流传规律作了细致研究,突破了“疑古辨伪”思潮之局限,使《家语》“伪书说”渐渐受到怀疑,进而走向“破产”。

 

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竹简《儒家者言》出土后,李学勤先生在1987年发表《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一文,率先对《家语》伪书说提出反驳,提出《儒家者言》篇,“是一部和《论语》很有关系的儒家的著作”,与《家语》关系密切,“可称之竹简本《家语》”,是今本《家语》原型的观点。他还认为,《家语》的形成有一个很长的过程,陆续成书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从此开始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家语》的进程。

 

此后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如胡平生、王承略、庞朴、廖名春、张固也等先生都曾撰文考证《家语》真伪,指出《家语》本文及序文的价值。杨朝明先生更是致力于《家语》研究,除了《孔子家语通解》之外,更有多篇专论,对《家语》成书、流传、可靠性、文献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宁镇疆、刘巍、邬可晶、宋立林皆有关于《家语》的专书,虽然观点不同,但是对于深化《家语》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家语》不仅在中国产生影响,在日本也受到广泛重视。太宰纯云:“我日本博士家所传王注全本,今行于海内。”由此可见,在日本王肃注本并不似中国那样曾经一度稀缺。今所见较早的日本刻本有元和间(相当于明万历四十三年至天启三年即1615-1623年)的活字本。该本为“上官国材宅本”,大概即太宰纯所谓“日本博士家所传”本。此本后来在宽永十五年(1638)年由风月宗智刊行,是为宽永本。清人叶德辉在《郋园读书记》中云:“今年春日本僧水野梅晓还国重来长沙,出此本见赠。每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前序目后有‘上官国材宅刊’一行,末页有‘宽永十五年戊寅仲秋吉日,二条通观音町风月宗智刊’二行。审其版式行格,似北宋时私宅本,风月宗智又翻雕耳,注文与太宰纯注本同。宽永戊寅,当中国前明崇祯十一年,逮今凡二百六十八年,犹是太宰注以前旧本,乃知太宰所云博士家本,非凿空之谈,且以见毛本虽出宋刻,难免臆改增删,不如海外所传,固是中原古本也,后得者珍之宝之。”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对宽永本考证如下:“北图所藏《孔子家语》十卷,日本宽永十五年刻本,每半页九行十八字。魏王肃注篇目后刻‘上官国材宅刊’六字。卷末题:‘宽永十五年(戊寅)仲秋吉日,二条通观音町风月宗智刊行’二行。卷内有‘静安’‘王国维’等印记,又有静安先生跋云:‘此本不知何本,然佳处时出诸本之上。昔桐城萧敬孚得此本,乃谓宋刊大字本不足存,以归贵池刘氏。余以此本校黄周贤本一卷,乃知敬老之言不诬。庚申冬十月朔夕,海宁王国维记。’”

 

此宽永本在有两个版本。一为五册本,内附有日文助读符号;一为二册本,无日文符号。二本皆有卷末题记:‘宽永十五年戊寅仲秋吉日,二条通观音町风月宗智刊行’。”但据笔者考察,前者错漏、讹误之处多,后者多已挖改或挖补,故可推断,后者稍晚于前者。

 

此后,在日本,对《家语》的注释,出现了多个重要版本。一为冈白驹(龙洲先生)《补注孔子家语》(宽保元年,1741年),一为太宰纯(春台先生)的《増注孔子家语》(宽保二年,1742年),一为冢田虎《冢注家语》(宽政四年,1792年)。其中,尤以太宰纯的《増注孔子家语》流传最广。太宰纯本亦曾传入中夏。清末叶德辉《郋园读书记》云:“昔从都门得太宰纯增注本,前有元文元年《自序》。云据其国博士家所传王注全本,取校毛本注文简古,元文当中国乾隆初元,逮今百七十年,其云博士家必有依据。”

 

太宰纯、冈白驹、冢田虎对于《家语》皆不从中夏学者之伪书说。比如冢田虎在《序》中说:“《家语》者何?《论语》之耦也。二《语》皆实录孔子之言行者,而七十子之所以升堂入室之门阶也。”太宰纯亦是将《家语》与《论语》相提并论,“仲尼门人录仲尼言语行事及门人问对论议之语,命之曰《家语》,琴张、原思等取《家语》中纯粹正实者而修其文,以为《论语》。是《论语》之与《家语》,犹《春秋》内外传也。”又云:“《家语》虽曰䮞驳,实七十子所记孔氏遗文也。《论语》虽曰雅训,有得《家语》而后其义始明者焉。礼乐之坏崩也,得《家语》亦可以修补其十一矣。《家语》宁可废乎?……若《家语》,则门人各随记其所闻而未经修正者已,其实孔氏遗文无疑焉,尤不可废也。纯愚信仲尼,是以信《家语》如《论语》。”

 

太宰纯(1680-1747年),名纯,字德夫,号春台,通称弥右卫门,江户时代中期的儒学大家。太宰纯自幼苦学勤修,17岁时师事儒家学者中野撝谦,习朱子学。正德三年(1713),在友人介绍下入荻生徂徕之门,由诗文转学儒学(特别是古学)。服部南郭所作《太宰先生墓碑》述其为人曰:“先生既励己行,以直方自居,从游之徒,莫不奉名教唯谨,文畏如大府,前后所见诸侯甚多,未尝枉己而求焉。进退必以礼,安贫乐道,终不复仕,然其志则同儒者之学。”36岁时,转入学问研究与写作,在江户小石川开设私塾,召集门人讲学,得到不少大名支持与资助。春台博学多识,著述颇多,有《六经略说》一卷、《辨道书》一卷、《圣学答问》二卷、《论语古训》十卷、《易道拨乱》一卷、《周易反正》十二卷、《古文考经略解》一卷、《增注孔子家语》十卷、《易占要略》一卷、《文论诗论》二卷、《老子特解》二卷、《经济录》十卷等。

 

《増注孔子家语》十卷,五册,版框高20.8厘米,宽14.9厘米,四周双边,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上版心花口,单鱼尾,耳题“孔子家语”,版心题卷次及页码,下版心大黑口。内封面有“春台先生増註”、“不许翻刻,千里必究”、“孔子家语”、“江都书肆嵩山房梓”牌记。卷首有《増注孔子家语序》,后署“元文元年柔兆执徐仲冬己亥信阳太宰纯序”,次为王肃“孔子家语序”,次为《王肃传略》,次为“孔子家语篇目”,首“相鲁”终“后序”,每篇题下有字数统计,卷末有《附录汲古阁板孔子家语跋》、次《何孟春序》、次《太宰纯序》。卷末有牌记“太宰弥右卫门増註宽保二年壬戌春正月吉江都书肆嵩山房藏板”,次行题“须原屋小林新兵卫梓”。

 

太宰纯《増注》对于王肃注有所补足。据其自述云:“纯之少也,亦好是书,读之颇习,既而窃恨旧本多误,文义难晓,乃求得海舶所贡王注全本,及元明诸儒数家本以挍之,又旁搜传记诸子所载,与是书事同文异者,若后世注家所引是书及王注文以参考之,积以岁月,可以正误通义者,不止十五。又有子雍所略不注而今之幼学所不能解,则取诸名家训注在他书者以补之,命曰《增注》。旧本有音释而甚略,予今效陆德明用唐音悉注其当注者,冀读者无纰缪。”通读全书,可以发现,太宰纯之増注,确实大有益于理解《家语》,乃王肃之功臣也。

 

此后,日本的千叶玄之在《増注》基础上作《标笺孔子家语》(宽政元年,1789年),西山元作《孔子家语标注》(抄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对太宰纯本予以补正,进一步扩充相关资料。经太宰纯的増注与校勘,《増注》本《家语》的文献价值与版本价值极高,可谓善本。然迄今未有整理排印者。今兹就王肃注、太宰纯増注《家语》予以校点,整理出版,以飨读者。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尽管努力认真为之,但限于学力,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及方家有以校正!

 

宋立林

 

2016年8月29日于山东曲阜

 

 

责任编辑:近复